郑风田：我国制造低成本优势丢失会带来什么？
郑风田 中国人民大学
最近接连看到两家欧美重要媒体《法新社》《商业周刊》载文分析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过快的报道，这些报道认为中国将很快失去制造低成本优势，这个让人吃惊的消息在国内没有什么反应，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成本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大家真的应该多反思一下，如果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丢了，该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什么影响？至少我认为它会弄丢大量农民工的饭碗，引发大量的社会稳定问题。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千万不能丢！
值得关注的欧美两家媒体报道：中国制造业正在推动成本皇冠？
法新社的报道讲，中国的制造业总成本仅比美国工厂低6个百分点。阿利克斯伙伴公司常务董事莫勒说：“利用现成的生产脚本和外包来节省30％乃至更多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占40％以上的比重。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减少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制造业。
美国《商业周刊》的报道讲，“更让人惊讶的是与墨西哥的成本比较。3年前，在中国生产商品的总成本比墨西哥低5%左右；而现在，在中国生产的成本比墨西哥高20%左右。与美国相比，在墨西哥生产所节约的成本从16%扩大到25%。阿利克斯合伙公司常务经理斯蒂说：“几年前，外包给中国是一件不需要考虑的事，但现在不再是如此了。”
《商业周刊》认为有三大因素影响中国的成本上升，“最大原因是汇率波动和劳动力成本。自从2005年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11%，而工资每年上涨了7-8%。此外，北京为了控制污染工业，取消了一些生产重工业产品出口商的税务减免。”
单纯从价格来看，好像中国制造的价格比较低，但考虑了“所有权总成本”，也就是把与存储、延误等问题的相关花销计算在内，中国制造业曾经的巨大优势在某些待业几乎已经消失了。越来越多企业决定在哪里生产商品时都不再仅仅考虑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而会计算“所有权总成本”。
我国低成本制造优势千万不能丢！制造业承载着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任，丢失制造业成本优势等于弄丢我国农民工大量的饭碗，这将引发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虽然我国的低成本制造一直被部分专家妖魔化成利润低、附加值等的产品，但那毕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法宝之一，也是让欧美制造业发抖的东西。但很遗憾的是，这个法定很快面临丢失的危险。制造业是就业中心，对中国异常重要。制造业适合我国目前劳动力的整体要求，制造业也是解决我国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之一。
部分专家又一直在鼓吹人民币升值，请打住。近两年人民币已升值21%了，如果再继续升值，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就完蛋了。因为人民币一升值，首先失去的就是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将拱手把近些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出口优势让人。等到要想再拿回来，就比登天还难了。
各种新劳动合同法大幅度提高用工成本实际上是在伤害农民工。因为还有太多的农民工需要找工作，不能仅保护已找到工作的，更主要的还要保护那些尚未找到工作岗位的。在目前大量的替代还没有找到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不能轻意丢掉那个低成本制造的法宝，否则的话，最终的受苦者还是农民工，就像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一样，海外的市场出不去，订单少了，农民工大量的饭碗就被弄丢了。
所以，那些打着为农民的旗号，其实又有多少真正地保护了农民？
中国推动低成本的皇冠，大批的订单就会转向印度、越南，那时农民的工资谁来付？让越南人印度人付？
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是不高，我也挺想让农民工的工资高的，但目前还有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连工作都没有，这个基本的现实国情要认清了。目前农民呆在家庭种粮食，一年下来，除去成本，收入已所剩无几。而外出打工的收入，已成为农民工收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目前已占了40%。在有工作与长工资之间，我还是倾向于保工作。有了工作，才能有收入。为了长点工资，弄得工作都没了，尤其是大量的工作机会。
所以看问题还是应该从国际的视角来看，不能关起门来自己算。也不能只算那些找到工作在岗的，还应该考虑考虑那些连工作还没有解决的庞大的候补群体。
（评论者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阅读材料：
阅读材料之一：法新社：中国制造失去低成本皇冠
阅读材料之二：美国《商业周刊》：“中国价格”优势日益缩小
阅读材料之三：学者撰文称劳动力廉价实为中国经济最大软肋（马光远）
阅读材料之一：
法新社：中国制造失去低成本皇冠
2009-05-22 10:26:42 来源：环球时报
法新社
昨天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已经失去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零部件制造商的地位，转而被印度和墨西哥取代。这对于正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打击。
全球商业咨询公司阿利克斯伙伴公司做的这项调查表明，美国同中国在制造业成本方面的差距也大幅缩小。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总成本仅比美国工厂低6个百分点。阿利克斯伙伴公司常务董事莫勒说：“利用现成的生产脚本和外包来节省30％乃至更多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阿利克斯伙伴公司在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四国和美国之间在一些制造业项目上进行了对比，并对劳动力、管理费用、汇率、运输以及原材料成本变化进行了3年跟踪。调查后的数据表明，过去6个月在成本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让中国从成本最低的位置上跌落，被墨西哥取代。
该公司还预测，随着石油价格以及海洋运输成本的下降，今年下半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将会有所降低，不过，中国今年不会赶上印度和墨西哥。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占40％以上的比重。美国和欧洲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减少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制造业。（唐湘译）
阅读材料之二：“中国价格”优势日益缩小
美国《商业周刊》
当一位顾客指出中国零部件价格更低廉时，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高田公司北美分支的采购经理希根会谈论产品质量、物流和工程设计等其它方面的挑战。希根说：“把供应链延伸到中国会产生巨大的隐藏成本。”他所在的公司在美国和墨西哥制造汽车零部件。
现在看来，希根似乎是位先知。越来越多企业决定在哪里生产商品时都不再仅仅考虑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成本，而会计算“所有权总成本”，也就是把与存储、延误等问题的相关花销计算在内。按照这种计算方式，从卧室家具到电信设备的所有产品似乎都比美国生产成本至少低40%的所谓中国价格，也并不是那么低廉。事实上，根据密歇根州绍斯菲尔德的阿利克斯合伙公司的最新调查，中国制造业曾经的巨大优势在某些待业几乎已经消失了。这是一家外包业务研究和咨询公司。
阿利克斯合伙公司调查了5类机械产品，包括需要大量工人的大型发动机零件以及只需要少量工人的塑料小零件。成本变化非常明显。调查发现，2005年，当产品抵达美国港口时，中国制造零配件的成本平均比美国低22%；而到了2008年底，平均价差已经降低到5。5%。这样的差距通常不足以推动企业到地球另一面进行生产。
更让人惊讶的是与墨西哥的成本比较。3年前，在中国生产商品的总成本比墨西哥低5%左右；而现在，在中国生产的成本比墨西哥高20%左右。与美国相比，在墨西哥生产所节约的成本从16%扩大到25%。阿利克斯合伙公司常务经理斯蒂说：“几年前，外包给中国是一件不需要考虑的事。”但不再是那样了，他说。
这一巨大变化的最大原因是汇率波动和劳动力成本。自从2005年底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11%，而工资每年上涨了7-8%。此外，北京为了控制污染工业，取消了一些生重工业产品出口商的税务减免。
尽管如此，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依然很大。工人的平均薪资为每小时1.26美元，中国大陆在玩具、服装等劳动力密集产品生产上依然无法战胜。由于旺盛的国内需求和慷慨的政府补贴，中国在太阳能组件和汽车工业中也声速崛起。
即使价格优势日益缩小，中国在某些产业中依然是无法匹敌的零配件和材料供应基地。它依旧是消费电子产品和个人计算机生产的巨头。
然而，对成本的重新估算似乎切断了5年或10年前促使很多美国企业前往中国的从众心理，这些企业最终从中获益并不多。莫勒说：“许多从墨西哥转移至中国的工厂恐怕不该那么做。”电信交换设备和计算机服务器等高端电子产品的生产已经开始回归美洲国家，使商品供应可以更接近美国顾客。另一个可变量在于修理和更换故障设备的成本，对复杂的电子产品来说维修成本可能高得惊人。
对精益库存的日益需求也置中国于不利。货物平均需要45天抵达美国海岸。随着经济衰退使预测需求变得愈加困难，制造商被迫更长时间地在仓库中囤积未出售的产品。在中国，满足紧急供应需求的成本必然更高，从空运费到一等卡车运费。
这些因素进一步证明了高田公司希根的观点。希根以汽车线束为例说，他也许可以以比墨西哥低15%的价格从中国购买线束。但如果在中国制造的线束从上海装船出发后，设计发生改变，企业就必须支付为期6周的货运费用，并处理一堆废线。此外还有时区差异、语言障碍和旅行时间等问题。而一个说英语的墨西哥供货者则可以在数小时内抵达美国工厂。
阅读材料之三：
学者撰文称劳动力廉价实为中国经济最大软肋
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关于东莞农民工真实生态的一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费支出上，有近六成农民工每月消费在500元以上(据
如果把上述调查中的数据与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消费不足的痼疾，乃至与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放到一起解读，相信既能够消除观念上的一些重大误导，也能给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如何建立农民工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启示。
长期以来，谈起“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廉价”常常被“美化”。这两年在谈起中小企业困境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劳动法》诸多规定的严厉、导致中小企业人力成本增加视为罪魁祸首。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一些企业家、学者、人大代表甚至将中小企业暂缓实施《劳动合同法》作为“脱困”的路径选择。
抛开最低工资本身的是非不论，央行调查报告的数据告诉我们，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的基础上，由于收入太低导致居民购买力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太显性，但当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时候，通过“挤压居民工资创造竞争优势”的模式必然导致所谓的“产能过剩”———国内居民在劳动报酬没有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消费能力。
因此，劳动力廉价与其说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毋宁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几个简单数字可一目了然地说明此问题:一是改革30年，GDP的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三、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如果我们再把央行报告中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不足5%考虑在内，中国消费不足的症结不言自明。
很显然，解决的关键就是提高劳动报酬，提升居民的购买力，而非相反。
将中小企业的困境归结于劳动者最低工资的提高，不仅荒谬，而且不人性。按照“库茨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前进一大步。如果我们把“中国制造”的前途寄托在压缩劳动者的生存权利上，则永远走不出不得不依赖出口的周期律和恶性循环。
中国经济需要的是理顺扭曲的分配制度，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从整个经济循环的周期而论，如果居民消费能力高，企业的利润没有过度压榨工人的收入，即使面临外在的危机，中小企业也不会像今天如此不堪一击。因此，不是因为工资高而导致中小企业的困境，而恰恰是工资太低才导致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内需无法激活。不到1000元的工资，高达500多元的基本支出，最低工资标准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根本没有下降的空间。如果我们再在政策上不改弦更张，以牺牲劳动者的公平收入，换取一时的经济复苏，丧失的恐怕不仅是未来社会进步的道德基础，还会丧失社会赖以进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础。
□马光远(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