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任何一个地区的发展，不可脱离国家整体经济走势；一国经济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国际经济大势的影响。一个开放的经济体，无时无刻不在与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区域经济体，既受国家宏观政策的直接调控，又受世界经济走势的制约。

武汉城市圈，就是这样一个区域经济体，它既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暂时松散的区域，又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本区域经济紧密链接，有机性增强，与外部世界相互深度交融的局面，是未来30年的必然，其经济发展，必将受到国家经济走势与来自世界经济大势的影响。

武汉城市圈，从建设初期起，就应该具备全球视野，识大局，窥大势。对内，研究中国各城市圈、群、带的特征、优势、要素，避其锋芒，寻找缝隙，重点突破。对外，研究世界未来经济新格局，避开世界尖端、高难、优势产业，寻找自己的世界唯一、生活需求、人类需要的隐性需求与未来产业，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一两个生活需求与发展需要的项目，武汉，才能成为世界的武汉、人类的武汉。否则，武汉城市圈，永远只能与周边城市群竞争，最多就是中国的武汉，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大不了也只是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配角而已。

 

一、世界一直在变，是我们自己没有变

近170年来（从1839年广州禁烟始），中国人的眼界，被一次又一次的外部侵略者、内部纷争的打击与经济落后、国民素质等现状，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内徘徊，从来没有从全球视角看一个城市的发展，甚至，没想到与世界最发达的城市比，更没有进行比较研究，两眼只看到区域内的差别，找统计数据，跟自己的过去比，与周边城市比，“自负”与“自卑”心理同在。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文中写道：“至21世纪初，纽约市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之都’。然而，在我们纽约人太过自负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去大洋彼岸中国的开封市考察一番。这个位于中国中部的城市，现如今已经沦落了。”

“开封，一个坐落在泥沙淤积的黄河古道上、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是公元10世纪时期的‘世界之都’。如果你对它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你就有些孤陋寡闻了。它的沧桑历史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借鉴范本。中国古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我看来，按照历史年代排序的话，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应该依次为：伊拉克的乌尔（公元前20世纪）、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5世纪）、黎巴嫩的西顿（公元前10世纪）、波斯的波斯普鲁斯（公元前5世纪）、罗马（公元1世纪）、中国的长安（公元5世纪）、中国的开封（公元10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15世纪）、美国的纽约（公元20世纪）。而到了2050年，这些城市或许都不在世界都市之列。”

“今日的开封，肮脏而又贫穷，它既不是什么省会城市，也没有小型的飞机场。这个城市败落到如此地步，只会让人们对‘风水轮流转’信奉不疑。在11世纪，这个大宋王朝的都城，人口超过了100万。而与它处于同一时期的伦敦市人口只有15000人。”

2005年，美国经济如日中天，克里斯托夫以超时空的视角，向前看4000年，从世界时势变迁看纽约今日的辉煌，显示了一个大国国民的心胸与视野——用平和的心态看待眼前的一切。

其实，人类和人类的世界，一直在变化之中，只是个体生命时间太短，我们的变化太小所致。眼前的落后与发达，都是暂时现象。落后，是前100年的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十几代人缺乏创造性的结果；发达，是前100年的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十几代人一直在创造、创新、奉献的结果。变，就是打破原有平衡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平衡，下一代人接着，再打破平衡……，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社会必然进步。一个社会缺乏创新力，尤其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必然落后于世界潮流，没有创造与创新的改革，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权与国家政治的稳定是发展与创造的前提。一般来说，国家政权与政治的创新与创造，一般只适用于内容与理论的创造与创新，其形式以稳定为要，对它的创新，相对于社会是有害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只改形式，不改内容，对社会破坏巨大，而西方发达国家，与我们恰好相反，只改内容不改形式，保留原有国家政权与政治形式不变，只改变其理论和内容，传统与现代并存，极大地减小了社会变迁的动乱，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从这一点讲，“稳定压倒一切”是对的。

 

二、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不及创造力第一

1、中国有4000多年是世界第一。

今日世界，美国第一。秦汉以来（秦以前中国版图上的国家总和肯定是世界第一）两千多年，中国第一是常态。1830年前后，欧洲总产值超过中国。1865年前后，英国总产值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1900年前后，美国总产值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保持至今^[1]。2005年，中国总产值世界第四；2007年，中国总产值超过德国，世界第三；2009年，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至30年内，中国总产值可能超过美国，重回世界第一，并将长期保持第一。果真如此，则几千年的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基本上中国第一的历史，而1865年之后这100多年中国不是第一的历史，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2、中国只创造人类农业文明，但创新力相对较弱。

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世界农业文明的巅峰；美国创造了工业文明的巅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美、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其发展模式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世界经济好像就靠中、俄、印、巴（西）“金砖四国”等新型经济体，领导未来的世界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低估了美、欧、日等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创新能力与自我修复能力，高估了“金砖四国”等新型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因为，一个经济体能否在未来世界经济中起领头羊的作用，其决定因素是这一经济体的创新能力的强弱。

之所以，中国在工业文明时期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是因为中国社会创新受到各种限制，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所致。

3、资本主义创新力暂时还没有任何一国能整体超越。

世界上任何一国，如想超越美、欧、日，必须在人类社会，领导生产、生活消费新时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的“创新力”。创新能力的高低，决定“国本生产能力^①”和政治稳定、影响力与货币国际化三大能力。具体包括适度的高素质人口生产力；满足基本生产、生活需要的农业生产力；高素质劳动力生产力；人的健康生产力；科学技术生产力；军事能力；政治稳定与影响力；货币国际化等八大要素。八个方面，整体超越美、欧、日，创新力的超越，才是根本超越。若“八大要素”实力项项超越，创新力不能超越，其超越也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例如：60、70年代美苏对抗时期，苏联只在单一项目上有所超越，但整体上和创新能力上没有超越美国，苏联的失败在所难免。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除两次世界大战因素外，其根本原因是当时英国的创新力不敌美利坚。德、日两个“二战”战败国，之所以在短期内重新站起来，其深层原因也是其创新力不减的原故。任何先进国家落伍的复杂原因集中到一点，都是社会缺乏创新力，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结果。任何落后国家进步与发展，都是从打破常规开始，锐意创新成为社会主旋律。

21世纪的美、欧、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领导世界经济，是因为他们是世界最高、最新生产力的代表，并创造了“大飞机”、航天、计算机、互联网、金融产业等人类新型生产、生活消费模式。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表现出他的创造力。这次金融危机，是华尔街在创造人类金融产业发展模式时，受新古典自由经济观念的制约和外部因素，以及决策层急功近利心理的影响，走向“世界货币的误区”，才带来再次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危机。但他们的“大飞机”、 航天、计算机和互联网还在，只要他们这些先进生产力还没有谁能超越之前，深刻反思危机的根源，修正错误，他们仍然是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创新力不减，则世界经济的领袖地位不可动摇。

我国，50年代学苏联，80年代开始学美国，都没有学到其根本，人民的富裕与国力的增强，都要靠创新力的提高。即使中国在未来30到40年内，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也没有什么直得骄傲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并不说明中国富裕，更谈不上强大。3、40年后总量即使第一，人均GDP不过1.5万美元左右，仍然只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3、40年前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人均4、5万美元也不是一个当量级。只有全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国力才有可能强大。

 

    三、未来世界是多极的，任何一国主宰不了世界

按2008年的GDP数据，美国为14.3万亿美元，比日本（4.802万亿美元），德国（3.6968亿美元），中国（4.3333亿美元）的总和还要多；美国是世界最大单一“内需”消费巿场，美元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结算货币，美国的超强地位，不止在于其政治、军事及科技实力（世界创新能力的70%），经济（全球资本的58%）与文化影响力，亦无处不在^[2]。

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个更恢宏的故事——亚洲的崛起中的一个部分，印度、越南、印尼、泰国和韩朝也在崛起，日本将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力量，澳大利亚也会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亚洲太大、太多样化、相互之间太独立，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可以主导亚洲。日本不能，中国不能，美国不能，印度也不能。亚洲三巨头——中国、印度和日本—定会处于大致的“三国”平衡状态。

美国、欧盟、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国家和组织，是未来100年世界主要大经济体，美国只是一个平衡力量，谁也别想“独霸”、“主导”世界。因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整体上是向更加合理，相对公平、公正方向发展，强权政治与军事被遏制，各国国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科学发明创造、生产技术创新、生活消费新时尚的创新力上。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通常所讲的投资、外贸、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内需消费很难在短期内产生突破性变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然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经济增长，仍然要主动占领国际消费市场，仍然要甘做“世界工厂”，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

21世纪，中国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未来的世界，也不是一国能主导的世界。中国，只有舒心学习，埋头苦干的份，邓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要管100年的道理就在这里。

 

四、武汉城市圈，不能自囚于“两型社会”概念

武汉城市圈，是“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一。“两型社会”是特色，不是全部，我们不能自囚于“两型社会”的概念，而应从社会整体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大环境，乃至世界经济走势，找到区域内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不急于求成（别老想着办几件大事，立竿见影），而是针对武汉城市圈的实际，确定主抓几个发展的核心要素，探索长期、有效的发展的路径，才可能出现综合开发的效应。

其实，抓“两型社会”特色经济工作的工夫，大多在经济之外，例如：

1、区域规划。明确“青山绿水是资源，贫穷落后是特色”的观念，划出土地80%的非工业区，指定工业集中发展点，把城市与乡村综合起来规划设计。把城市建得像浦东，农村建得像公园，山上变成大森林。

2、以人为本。区域内干部绩效考核，取消GDP至上标准，设计区域“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与考核体系。既要有硬指标数据，又要有居民调查定性资料。

对“贫困”要重新定义，把贫困分成生活贫困、发展贫困、精神贫困三大类。生活贫困，指生存必需品贫乏，包括吃、穿、住（行，现代社会基本解决）。例如大学毕业生，就是典型的住房贫困者。发展贫困，指谋生手段与能力贫乏，包括肢体残疾、知识贫困与技能贫困。精神贫困，指大脑失业者的思想贫乏，包括自闭、劳动贫困、社交贫困、思想贫困。

3、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指标，不能直接与上海、北京比，只能是家庭收入与物价之比，再与上海、北京的居民收入与物价之比，用比来比，才能说明问题。即包括生活不可或缺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化等消费物价与收入之比。不能用外国人设计的指标往武汉城市圈的居民身上套，武汉地区的居民，有本地区人民的消费习惯，有本地区居民对消费的认识与观念。

4、居民就业。就业，是任何家庭与个人的生存需要，但是，就业，决不能让小学毕业生做大学毕业生的事，不能因为就业岗位不足，让大学毕业生只做“买肉”之类的事。社会就业岗位，是资源，政府有责任优化配制，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就业资格是事业发展需要，不是人权问题，户籍限制才是人权问题。

5、居民增收。解决居民从业难、创业难，才是政府要解决的增收问题。居民自谋职业，自己解决就业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就是为政府排忧解难，为社会作贡献，只能鼓励，不能限制。有碍观瞻与社会交通秩序者，只能是以说理与商量来纠正，不得剥夺居民谋生权，甚至没收谋生工具。

6、支出解放。“支出解放”，是作者生造出的一个新词，它是指我国居民在贫困状态下，培育出的“惜支”习惯，让居民的收入只用于自己消费，不负担上一代和下一代、防老、防病、防灾等负担性支出，即支出的解放^②。当一个人不负责养上一代老人，不负责下一代的教育费，不负责小孩子的住房，自己挣的钱自己用，有积蓄与遗产还要征税，内需与生活水平必然上升，居民幸福指数必然上升，必然带动新型产业的发展。

7、公平正义。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每一位居民的人心所向，也是消除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更是缓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手段。之所以有上访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主要是因为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确存在不公开、不公平、非正义的现象存在，人们心中压抑的不满情绪，必然要找地方掀泄。稳定就是不平衡，不平衡量就要调整，不调整平衡关系，不稳定的隐患，“压”，是消灭不了的，只能是用疏导的方法，让其“泄”出来，依法、依规行政、行事。

8、经济发展。工业时代，似乎发展工业才是正道，各级政府大力招商引资，才能繁荣经济，笔者认为有失偏颇。工业是第二产业，它靠第一产业支撑，靠第三产业服务，三次产业相辅相成，都是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柱。“一产”与“三产”，在武汉城市圈，同样有一个发展问题，而且城市建成区的“三产”与乡村的“一产”，才是其主要发展的核心产业。

9、文化教育。武汉城市圈，大多数人认为武汉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在全国有一定地位，其实，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武汉城市圈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事业，是最落后的产业，因为它们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体上还没跨入市场经济的大门，其改革、调整、创新的空间巨大。

10、思想观念。武汉城市圈的经济相对落后（发展不足），不是别的落后，是人的思想落后，观念落后。思想观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与过程，只有通过先进的行为与举措来诱导和引导，靠个人主动学习和实践总结。引导的主要力量是政府，诱导的力量是教育和社会文化，其中，党和政府的舆论与行为，是社会示范与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