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财政收入二连阳 积极财政政策卓见成效证券日报记者 傅苏颖

　　 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867.47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123.65亿元，增长19.6%。这也是自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由负转正后，连续两月实现正增长。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执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卓见成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期依然向好。

　　

　　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财政税负的历史，不但使人们能够洞察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还能洞察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对于这一观点，事实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更直接的表达这一观点，他在他的著作《明夷待访录·田制三》里这样写道：“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作为维系一个国家运转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的税负的松紧程度，不仅只是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也是人民生活辛苦与否的温度计。一个国家的兴亡，其原因自然繁杂，但黄宗羲所指出的“税负积累莫返之弊”怕也是重要原因。回朔历史，各朝各代各国的亡败，我想杜牧在《阿房赋》中所慨叹的或能够说明问题：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南宋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相关数据显示，不管是土地还是人口，南宋总体上都不如北宋。相比北宋，南宋的土地减少了1/3，税收却增加了2/3，之所以“地少人少税多”，税种的增多和税负的加重显然是“罪魁祸首”。对于宋朝的杂税繁多，朱熹甚至称古来刻薄百姓的办法，南宋全有。但终于的结果是----1279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雷州失守，逃到崖山的南宋小儿赵昺，与他的大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一糊到底。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并非只有宋朝如斯，事实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所谓的盛世，但每个盛世最后又都沦为衰落的起点。诚如李武先生所分析的：“在每个朝代的生息时代，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些财富在社会经济开始好转的时候就需要再分配，而政治被垄断在权贵阶层手里，分配的天平就不可避免地倒向他们。当社会财富基本瓜分完毕的时候，所谓的盛世，也就变成了衰落的开始。”

　　究其原因呢？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过往鼎盛的王朝，在其财政日益窘迫时，统治者们最后所得的唯有增加税负一途，在历史上更能够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明朝了，万历年间，努而哈赤揭竿于白山斩白蛇于黑水，关外战事蜂起，万历本身就是个酒色财气样样具全的家伙，在战事之前就有有战报却不上朝，但却迷恋于收矿税的主。战事一起财政压力骤至，朝廷不得不为此而征“辽饷”。但税负的增加，却并不能拒女真人于关外，反而激起民变。崇祯年间，农民起义蜂起，朝廷为“练兵剿贼”，又开征“剿饷”和“练饷”。这种毫无章法和穷凶极恶的取财之道，不但得罪了大多数百姓官绅，而且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国家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税负的轻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左右着国家兴亡。综观历史，因加重税负而加剧衰亡的，从秦汉到晚唐，再到宋朝，从古巴比伦到英国（因为税收的原因而大权旁落）、波旁王朝，类似的悲剧命运，远非一个中国的大明而已。

　　波旁王朝的历史很细致的告诉了我们，国家之所以“只富国不富民”，究其实质并非“只富国”，而是“只了富权贵而已”，只是以“富国”为幌子而达权贵之“肥私”目的。我们也不排除最高统治者在主观上有为国考虑的良好意愿，但这样的政策，至少在事实上走向了“肥私”的终端，最后的结局是，极少数的权贵中饱私囊，富可敌国，而大多数老百姓，则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国家也同时走向凋敝破败。中外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那条不断上扬的税负曲线，都正好与其权贵的财富膨胀同向运动，但历史也同时告诉我们该曲线事实上也正是该王朝兴亡的先行指标。

　　为什么会这样呢，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早在1896年就给我们给出了答案：这种国家的内在困惑就在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这点我们亦可从中国的明朝可见一斑：14世纪到17世纪的朱明王朝，依然是个农业国家，国家财政主要依赖田赋。但其开国后，却出台了一些很不合理的免税制度，即藩王、皇室成员、功臣等受赐的土地均免除赋税和差役。朱明王朝的这种财富分配机制事实上只保护了王侯公卿，而没有充分体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享受免税特权的集团也就越来越庞大。历史资料显示，享受宗禄的宗室人数又朱元璋朝的58人，迅速增长到嘉靖朝的28,840人，在短短的200年里，该数值增加了近500倍。据此，再反观今日，事实上这种免税式的社会财富分配亦存在于当代社会，其中尤以中国为甚。正是这种所得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一种最奇怪的困惑——富人和穷人皆无法消费足够的产品，穷人之无法足够消费是因为他们的所得太少，富人之无法足够消费是因为他们的所得太多！为了出清它自己的市场，经济必须消费它所生产的东西。穷人除了生活所急需品之外，几乎买不起其他东西，富人虽然有钱却消费有限。由于财富分配极为不均，富人——个人和公司便储蓄过度，产生经常性的购买力落后，消费是如此的困惑和怪异，生产和消费是如此的矛盾，市场是“非出清”的，所以生产过剩也就成了那些国家生产和消费矛盾的产物。古代如此，现代社会概莫能外。

　　也正是在认识到税负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有识之士一直强调免税，以此来保护弱势群体，刺激消费，并以此来鼓励社会生产。从而达之社会良性发展，在经济危机之时尤甚。 然而在举世经济一片萧杀的2009年6月份，中国的财政收入不减反增，较之旧年同月增加了1123.65亿元，增长额度高达19.6%。而这已是自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由负转正后，连续两月实现正增长。果如有人所分析的：这意味着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执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卓见成效，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预期依然向好。我心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