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我们驱车从佛山西行，越过美丽的西樵山风景区，再扭头向北，穿过一望无边的绿色茶园，就到了丹灶小镇。

康有为的故乡—－苏村就在丹灶附近。这里属银河乡（旧称银塘）。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初五日，康有为出生在这里。

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门前的一池清水。水面虽然不算大，但她的平静，使我心中的一切浮躁、一切骚动、一切烦恼均化为乌有；她倒影出那周围山丘、树木的翠绿，使我感到眼睛似乎明亮了许多，清爽了许多。难怪和我同行的老经济学家王琢说：“我60年代来过这里，这个水池我印象最深刻。今天我就是凭这个水池的记忆才找到这里的。”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平静，自然，清幽，孕育出了我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康有为。

就在这一池清水旁边有一个不大的院落。院落的门上有康有为的手笔“大同”二字。院里除了康有为故居和康有为纪念馆以外，还有几家农民的住宅。住户是康氏后裔。纪念馆门前有两座石条砌成的建筑物，这是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一年中进士而设立的两座旗杆夹。上面刻有康有为在保和殿的殿试成绩。

院里很寂静，看不见一个人。康有为纪念馆锁着门。我和王琢四处找人，惹起了一阵凶猛的犬吠。幸亏这条狼狗是用铁链锁着的。一位老妪走出来喝住了狼狗，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告诉她想找管理员。她找来了一位面色黝黑的青年妇女，她见了我们，怀着歉意向我们解释说：“这里没有专职管理人员。我和我父亲一边养鱼，一边管理康有为故居。”

这位兼职管理员叫康月凤，她自我介绍说她是康有为的侄曾孙女。她拿着一串钥匙，先带着我们参观康有为故居。再参观康有为纪念馆。

康有为的故居面积狭小，陈设简单。床前豆大的油灯，是当年康有为著书立说的“三更灯火”。康有为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下过很大的功夫，在宣扬自己的学说时下的功夫更大。他4次冒死向皇帝上书，呈述自己的主张，又创办报刊鼓动群众。康有为等的鼓动，在北京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改革气势：“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湍沸，不可遏抑也”。然而，形势是很难估量的，当时认为不可遏抑的改革之势，最终不仅被“遏抑”了，而且被真正地扼杀了。

“大同”是康有为的理想。他1902年写的《大同书》，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倡导公立学校的社会教育，提倡妇女解放，希望建立“无有阶级”以及“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他的《大同书》在他在世时没有全文发表，也没有成为他当时改革的指导思想。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却使他身后的不少有志之士如醉如痴。毛泽东是很欣赏“大同世界”的。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了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1958年办人民公社时，中央派农村工作部负责人陈正人，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了徐水县的干部，在徐水刮起了一阵共产主义狂风。这股狂风一时席卷全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大同书》问世了将近一个世纪。中国为实现“大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只有改革才给群众带来了好处。康有为的后代对此就有切身的体会。下面是我和康有为的侄曾孙女康有凤的一段对话：

“你们这里是一个好地方啊，山青水秀，人杰地灵。”

“过去穷得很，辛辛苦苦干一年，连饭也吃不饱。不少人偷渡到香港去了。”

“为什么那么穷？”我有意考考这位大思想家的后代。

“吃大锅饭呗！”她回答说得简单而干脆，她是否想到，她是在否定她祖先的理想呢？

“现在怎么样？”

“现在当然行啦，土地、鱼塘、茶园都包给个人了。我承包了40亩鱼塘，收入还是不少的。”她又在进一步地否定“大同”。

“你养这么多鱼？”我惊奇地问。

“我这还算多？我哥哥管理几百亩鱼塘呢，你在电视上没看见？”她对我的无知感到诧异。原来，他哥哥是远近闻名的养鱼专业户，还上过电视呢！

她说这是改革带来的好处。

改革，康有为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的改革家了。他在1989年写道：“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认为洋务派修铁路，办矿务，开学堂，兴商业，仅仅是“变事而己，非变法也”。而他主张的变法是“扫除更张，再立堂构”。

显然，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不能和今天的改革同日而语。他是企图挽救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王朝，而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不过，在这个纪念馆里我还是联想到了今天的改革。

改革，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向旧体制“开刀”，是在旧思想的海洋中创新。改革要在旧思想、旧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取得合理地位，要让持旧思想的人们支持，是一件很难的事。康有为采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托古改制。什么叫托古改制呢？在康有为那个时代，就是从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孔孟之道中寻找改革的理论根据。为此，他对孟子之道重新作出解释，对孔子学说进行更新。他在1891年写的《新学伪经考》，在维护孔子的名义下，把过去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1898年刊行的《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显然，变法需要这样的孔子。

不知道康有为是否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这种创造工作不是随心所欲，并不是在由他们自己选定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死亡先辈的传统，好像噩梦一般，笼罩着活人的头脑。恰好在人们仿佛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怯弱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圣服装，说着这种借用的语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康有为正是穿着封建圣人的古老服装，借用孔子改制的魔杖，企图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枝嫁接在封建体制的老干上。

从康氏故居走出来以后，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托古改制是不是所有改革都必须采取的办法？也就是说，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争取更多的人认同改革，是不是所有的改革必须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中寻找理论武器？

一阵清脆的歌声把我从深沉的思索中解脱出来。抬头一看，歌声从茶园中传来。一群衣着艳丽的采茶姑娘在葱翠无边的茶园里，一边采茶，一边歌唱。

万绿丛中点点红。

（载《南方周末》1994年7月1日；《方法》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