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英吉利海峡

穿越英吉利海峡

1983年元月我结束了在歌德学院为期四个月的德语学习后，德国国际开发基金会（DSE）安排我分别参加了在柏林和慕尼黑附近Stanberg小镇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参加培训的学员按各人在本国从事的专业进行分组。我被安排在植物保护组，这个组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员二十多位，德方负责人是舒乐博士（Dr. Shuler）和狄兹女士（Diez）。在培训班结业的仪式上，舒乐博士告知大家：11月20日至25日在英国南海岸的布瑞顿城(Brighton)将举行第十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DSE基金会计划资助两位学员前往英国参加这次学术会议。我与另一位葡萄牙学者幸运地被DSE基金会确定为受资助者。

1983年11月20日我从德国斯图加特乘火车经比利时布鲁塞尔到达法国的港口加莱（Calais），在此乘气垫船穿越大西洋的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抵达英国的多弗尔港（Dover）。

英吉利海峡是分隔英国与欧洲大陆，并连接大西洋和北海的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它长560公里，宽240公里，其中最窄的部分多弗尔海峡（Strait of Dover）只有34公里宽。作为一个战略要地，历史上在英吉利海峡曾爆发过许多著名的战役，如1652年的古德温战役、1653年的波特兰战役、1692年的La Hougue战役等，尤以二战期间（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最为著名。

现今穿越英吉利海峡较之往日已经方便多了，从1987年始历时七年贯穿英吉利海峡的海底隧道挖通，一条连接英国的福克斯顿和法国加莱的海底双线铁路将英国和欧洲大陆连在了一起。如今乘船横跨海峡已不再是唯一选择了。

当年我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的多弗尔港后，又沿着大西洋乘火车向西南方向前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第十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所在地——英国南部城市布瑞顿。

国际植物保护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第十届国际植保大会与会代表共两千多人，会议主题是“植物保护造福人类”（Plant Protection for Human Welfare）。中国政府派出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团由五人组成，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沈其益教授任团长，成员是中国农科院生物防治专家邱式邦研究员、农药专家屠豫钦研究员，西南农业大学昆虫学家蒋书楠教授和广东省农科院院长水稻病害专家伍尚忠研究员。连同正在著名的英国洛桑试验站学习的中国学者张志利（北京农科院）、程遐年（南京农业大学）、陈秋方（浙江农科院）和从德国专程赶来的我共九位大陆科学家与会，沈其益先生作为资深的著名植保专家当选为大会名誉副主席。

这次会议我最大的收获是，会议期间结识了来自美国FMC公司的代表。通过接触交谈并在沈其益先生帮助下，FMC公司方面答应免费为我提供十四碳标记的呋喃丹（一种杀虫剂）和它的两个主要代谢化合物3-羟基-和3-酮基呋喃丹的标样。这些药品是我在德国期间从事研究所急需的。会议结束后不久美方即兑现承诺将三种标样邮寄到我在Hohenheim大学工作的植物药理实验室，保证了我在德期间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植保大会结束后我离开Brigton到达伦敦，经张志利先生推荐下榻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选择入住这里主要是价格便宜。连吃带住每日收费3.5英镑，且可吃到地道的中国餐。在伦敦停留期间我游览了伦敦塔、泰晤士河、大本钟、大英博物馆、海德公园等名胜，还观看了英国皇家马队的传统换岗仪式的全过程。

从英国返回德国再次穿越英吉利海峡途中，在船上结识了一位28岁姓邱的华裔青年，他在比利时经商并开了一家中餐馆。我们下船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正下着瓢泼大雨，由于轮船晚点我错过了当天从加莱开往德国的最后一班火车。邱先生主动邀请我到他在比利时开的中餐馆过夜。我们乘了一个多小时出租车于午夜十一点多钟到达邱先生家的中餐馆“晶晶楼”，厨师为我们做了可口的夜宵。第二天一早邱先生亲自下厨为我做了早餐，早餐后又开车将我送至火车站才挥手告别。当天我顺利地返回德国斯图加特Hohenheim大学。对这位热情的华裔青年我一直心存感激，遗憾的是后来与他一直未能再联系上。只能从心底祝愿这位好人一生平安！

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轮船上（1983年11月20日）

第十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