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说：“中国人的智商、勤奋、悟性，与全世界任何种族相比，都是一流的！没有一个民族在智商创造力方面高出中国人一筹，即或最优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与中国人相伯仲。无论是高深学问，无论是尖端技术，无论是诗情画意，无论是生活艺术，中国人可是丝毫的不输于任何外国人。中国民族可以毫无愧色的说，世界是在我们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
我十分认同！与西方纯粹的理论科学相比，感性色彩的天人合一（中国智慧）容易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是200年前的中国古代文明曾经辉煌于世界的重要原因。近200年，中国自然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天人合一的错，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的依附关系，限制扼杀了人的创新力和创业精神。缺乏创业自由，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创新精神，科学发展将缺乏内在灵魂。黄老道学派，强调统治者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的限制，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才能和智慧，并要给予他们发挥才能的最大空间和深厚土壤、从而解放人的个性。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追求确定性和同一性，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进而将个体打造成毫无个性的社会机器上的“零部件”。而这恰恰不利于舒展被压制的个性。这是要说明的。
从万里长城到敦煌莫高窟，几千年来灿烂的中国文明是留给我们最好的智慧之源。现代科学知识与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应用使得我们可以从记忆和计算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有必要把智慧集中到整理全球人的优秀知识上来。将之融会贯通，创造出更高级智慧成果。这需要专业化的智库体系做支撑。现在的智慧库大多还是采用传统方式。政府解决重大问题大多还是面向高校、研究院等高级专业人才聚集的地方，以政府决策研究招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组建咨询委员会等外脑的形式鼓励专业人才参与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但这些传统方式没有全方位、多层次地调动起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建议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将问题公布，向全民征集智慧解决，把这作为推动政改运动的重要方法。在有知识、愿意奉献个人智慧或观点的人群中建立知识分享、成果分享的文化，让知识库与人脉网凝结成“价值型智库”，才更有战斗力、领导力！
实现这一目标已经成为可能。互联网，这一高效通讯工具的大面积普及，使得智慧资源得以聚合成为可能。这将成为推动我国智慧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力量。智慧产业的兴盛与否，决定中国经济转型成败！事实上，智业经济并非全新的经济活动，当然也无法脱离所谓的“传统经济”而单独存在（农业、工业、智业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用智慧统领知识导向经济的意义在于：以新的角度检视经济活动的要素，其核心不再是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力、资本等），而是发现智慧、创新智慧、规整智慧、与应用智慧的过程；是知识的生产、转移、分享、与应用的过程。其中，“网络问政”的兴起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如果在E化政府的具体措施中，能将采集到的民智纳入价值管理体系，则应可更有效率地转换民意为施政作为，这应该是现代智慧型政府必备的能力之一。政府的服务能力就是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服务能力越强，就标志着执政水平越高。政府愿意为万世开太平。但能不能播种太平春，就直接考验政府公务员的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提高了，惯性思维改变了，善于消化外脑和智慧资源了，得到实惠的，就不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
2004年美国《纽约时报》负责金融专版的编辑詹姆斯•索诺维尔基的书《The Wisdom of Crowds》里面记载这一个故事：1968年5月，美国天蝎号核潜艇在北大西洋突然失踪，没有人能确定其沉没的位置。美国海军搜索了数月，依然毫无音讯。当时，有位名叫克雷文的人组织了包括数学家、潜艇专家和打捞专家在内的人对潜艇可能的沉没地点进行分析。他一反常规地不是让大家一起研讨，而是让他们背对背地对潜艇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初步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综合，最后得到了一个和所有人的分析都不一样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这艘潜艇最后被找到的地点，离这个分析结果只差了22码。
这本书第一次使得“群体智慧”这个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所谓群体智慧，就是大家随便拍脑门的决定都一定会好于所谓“业内资深专家”的意见。换句话说，只要臭皮匠的数量足够多，就一定比诸葛亮还要好。这可真够让我们这些所谓专家们郁闷的。说白点，就是平民集体智慧的力量大于精英能人智慧。我们的未来必然是将由精英和平民共同创造的。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在技术层面的“智慧植入”，一些网站本身就可能带有吸引网民公同智慧和公共智慧的功能。将“个性化”通过网络技术而形成智慧群体，已经不是什么新的发现，而成为一种趋势了。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任何网民，只要有出色的思想和语言表达的能力，既便他们还是弱小的“个体”，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的“机会”，并且得到和过去的精英一样的尊重。他们中的一部分，若将自己思想的珠玉有意识地串连起来，是可以造就一条令人瞩目的“价值项链”的。而无数条个人的“价值项链”的集合，便形成得了“群体智慧”。没有必要把这种来自网络民间的群体智慧的形成，看成是网民和过去所谓精英的对立。是科技的进步和人类智慧的发展，挖掘了平凡之中的思想价值，如同对于石油的深度提炼，可以形成庞大的石化工业一样。这的确是一场革命，是“提炼智慧”的革命。
重建国际新秩序，能够担纲起“平天下、致太平”这个重任的，世界上只有两个最智慧的民族，第一中华民族，第二犹太民族。并且落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中国的传统积淀，强调天下观，因此是利天下的。在美国流行一种说法：金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在美华人很有智慧是因为美国科技界、教育界的精英中，华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民族没有骄傲膨胀的恶习，但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不甘落后的顽强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国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识。中国民族对“落后”是深以为耻的！
附文：
秦国的管理智慧
战略规划
秦国实现统一中国这一战略目标不是历史的偶然，细读历史，其必然性跃然纸上：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与李斯、尉缭等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目标，这是适应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条件下做出的正确决策：战国末期，七雄分治天下，为增强国力，七雄相继展开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武灵王改革，但最有成效的是秦国商鞍变法，实施耕战政策，强调规则与秩序，法治重于人治，国力逐步强盛。秦国在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军事力量远胜于其他六国，形成了一强六弱的战略优势，为秦国实施统一中国的战略奠定了基础。
组织与策略
秦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建立了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秦王是最高统帅，设立丞相、国尉和御史大夫分别承担国家行政、军事和监督职能，三者均听命于皇帝，直接对皇帝负责；建立郡县制全国分为36郡，建立了全国垂直管理、集中统一的行政、军事执行系统。
制定并实施正确的竞争策略是秦国取得胜利的保证。在既定的战略指导下，秦国成功实施了两方面的策略：一、采纳尉缭的连横策略瓦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实施范睢的远交近攻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策略步骤，即消灭毗邻的韩赵，攻燕灭魏，解除了北方之忧，最后消灭两翼的强敌齐楚，统一全国。
完善的军事制度保障了秦国的战略执行能力。秦国的军事制度是在商鞍变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军权高度集中于秦王，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战争的发动与中止、高级武官的任命与撤换、兵员的征集与调动，都由秦王掌握；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秦国沿袭了战国时代的郡县征兵制；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秦朝制订了《厩苑律》，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
资源获取与配置
商鞅制定的延续135年的耕战国策证明了秦国在资源管理方面的优势。商鞅认为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秦国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耕作和生产资料进行有效的管理，秦律详细规定了农业播种时种子的数量、对牛的饲养管理制度；同时兴修水利：派李冰修建都江堰，使四川平原成为秦国粮仓，秦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识破韩国的阴谋，继续任用韩国人郑国修建郑国渠，保证了秦都咸阳的粮食供应；秦国的水利工程技术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粮食生产，为发动战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保障。
在后勤保障方面，秦国显示了突出的优势。秦赵长平之战，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60万的一支秦国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两年之久，以当时的条件，秦军的后勤供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保证屠睢率领的50万秦军扩展南方疆土，任命史禄修建灵渠，打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使巴蜀粮仓的后勤物资快速顺利运至南方，使秦军顺利平定南方土著；为抵御北方匈奴的进攻，蒙恬带领30万秦军修建改造了长城，为保障山东半岛的后勤物资供应北方军队，修建了自咸阳至九原（包头西）的长达700多公里的直道，为秦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
在人力配置方面，秦国堪称其他六国的典范。在秦国，17岁看来是男子成年的标志。申报年龄（傅籍）以后，国家就可以随时征召喜这样的成年男子上战场，直至60岁才能免兵役，为军队的士兵选拔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入伍以后，要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出不同的兵种，秦军的兵种分为车、步、骑、水四个基本兵种，在每个兵种里还可以细分；在战斗编制方面，实行部曲制，根据作战的需要和总兵力多少，配备不同的作战指挥团队和参谋人员（称为幕府），部队既有独立兵种作战编制，又有混合兵种作战编制，从而形成不同的秦军军阵，战后，曲以上指挥机构即行撤销，将军交出兵权，部队恢复平时建制，士兵分别归建或复员。
在生产技术方面，其他六国无一能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普遍宽而短，60厘米似乎是青铜剑的极限。而兵马俑坑的黄土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把完全不同的青铜剑，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秦剑是青铜剑铸造工艺的顶峰，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足以证明秦人青铜制造技术的先进；秦军的弩机成为匈奴骑手的致命武器，秦军弩机及部件和箭头达到了相当的标准化生产水平，弩机的部件可以互换，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生产组织方面，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而且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为这只军队生产提供标准化的兵器，足见秦国武器生产组织方面的管理水平之高。
薪酬激励和绩效考核
秦国制定了严格的军事等级制度。高级军官不同级别的是：将军、将、校尉和军候；低级军官分为二五百主、五百主、百将、屯长、什长和伍长等，各级别军官所带亲兵卫队的人数因级别不同，同时他们的服饰、铠甲、饮食和休息标准也因级别有明显差异；军工分为四级：相帮、工师、丞到和工匠等。
秦国在目标管理方面实现了责任分解到人。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和生产时间。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
秦国在考核激励方面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商鞅变法实施的军功授爵制度：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军功爵位由低到高共有20级，可以传子，可以享受贵族级别。爵位的高额收益激励着每一位士兵冲锋陷阵，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作战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同时，秦国对违反法律的惩罚措施更为严厉和残酷：大雨使陈胜、吴广在内的900名戍边的壮丁耽误了行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在兵器生产中，如果兵器质量有问题，按照秦国的法律，厂长首先遭受处罚。
启示
中国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演进的过程中，成功的机会无疑是均等的，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走向成功，只有那些在充分研究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能力的基础上，制定了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规划和科学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我是谁”“我将要成为谁”和“如何到达”等基本问题，在竞争中胜出才能成为必然。
要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不仅要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还要有强有力的运营执行体系。秦国的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简单明确的职责体系、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及时适当的策略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和绩效评价是保证秦国实现统一目标的有力保障，同时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运营管理案例。
总之，无论是在战略规划、还是组织流程；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绩效评价；无论是外部协同还是内部协调，秦国统一过程中所蕴含的管理理论与方法是值得现代企业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