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作者的话：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一、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
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
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
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
二、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
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2、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3、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
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
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
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4、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三、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人奶！”“啊！”“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 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
在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2006、9、1
我容易吗我 2006-10-22 04:23
沙叶新：宣传文化
沙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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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是我一组文章的第三篇，前两篇为《“表态”文化》和《“检讨”文化》，分别发表在香港的《明报》月刊和广州的《随笔》杂志。这一篇《“宣传”文化》酝酿准备近两年，今年4月20日“非典”猖獗时动笔，写了两个月才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宣传”是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但它和文化还是两回事。文化需要创造和积淀，宣传则需鼓动和变化。文化是滋养人，宣传是征服人。文化需要真才实学，宣传往往花言巧语。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取名为《“宣传”文化》，是因为 “宣传” 毕竟还是一种亚文化。还因为如今“文化”吃香，我附丽于文化，也想走俏。所以前两篇也以“文化”名之。以后还想写《“崇拜”文化》、《“告密”文化》和《“批斗”文化》，也以“文化”为招牌。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的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共产党，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的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贝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贝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这怎能不使人对“宣传”高度警惕？
到了近代，尽管“宣传”的面目已不再像中世纪和二战时期那么狰狞，但由于它的出身和表现不好，仍然使人对它敬而远之。二战之后，由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垄断社会公器，扼杀新闻自由，这些国家里的“宣传”也仍然是“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声名也很狼藉。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为数不多的坚持有宣传部的国家。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但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毛泽东早年就有过宣传的实践和经验。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共产党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上任伊始，毛泽东便着手整顿，健全宣传工作体制，改变原先散乱状态；通过报刊和信件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任务，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汇报宣传工作。此前中央宣传部只管辖广东一省，如今同其他省市宣传部门也有了联系。宣传的权力集中了，宣传的网络形成了。毛泽东履新后，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确实有了新面貌，生气勃勃。
毛泽东在代理部长期间，还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就刊登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行2万份，另印发单行本2万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量。这份《政治周报》出版当天，他又不失时机的行使手中大权，以代理部长名义，雷厉风行地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
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毛泽东为大会上作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并请他参与起草本次大会的《宣传决议案》、《党报决议案》等文件。对他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早年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本党”中宣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任内事功卓著，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的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窜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的宣传工作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毛泽东是党代表，他对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以及宣传工作负全责。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会议的重要《决议》由毛泽东起草，这是他份内的擅长之事。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这些问题饶有趣味，可以深入研究，现在只对该《决议》第四部分做一简介。
《决议》第四部分题为《红军宣传工作》，第一节便开宗明义：“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推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一宣传思想，毛泽东一以贯之，建国以后他也以此来指导宣传，宣传目的仍然是以上的四点：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消灭反动势力，推进革命高潮。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一样，即便下面将要说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等等也大同小异。
第二节检讨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分别列举了8条宣传内容的缺点，比如“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忽略了对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和鼓动”，“忽略了对城市贫民之争取”，“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极少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的宣传”，等等。毛泽东希望红军的宣传触角能触及社会各个阶层，深入敌人心脏。
《决议》还列举了12条宣传技术的缺点。如“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壁报出得少，字又太小。”“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做的不充分。”毛泽东将红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作为一种宣传，以至宣传成了目的，而助人、态度、公平、信誉等等反倒成了手段。
毛泽东提议红四军的各纵队、各大队、各中队、各支队、各分队都有宣传队。这和他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有点类似，目的仍是加强控制，无一遗漏。宣传分队的编制为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宣传中队增副队长一人，宣传员增至16人。当时还是红军草创时期，毛泽东便不惜人力，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毛泽东还指出“宣传员的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的也有，简直成了收容所。”所以当时红军官兵一致认为宣传队是“闲杂人”，是“卖假膏药的”。当年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吃惊。现在的宣传干部是不是也是“卖假膏药的”呢？下面将揭示。
《决议》第四部分有一节专门说到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进行宣传的方法：“1、宣传文字要简短，要精炼，使他们一看就有一个印象。2、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的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的传达给他们。3、以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的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寄信给他们。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种种方法，具体入微，不厌其详，所叙种种，巧妙方便，其宣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深思良久。
四、毛泽东主政以来始终紧握宣传大权
在各国共产党执政的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和刊物，当过代理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他是一个高超的宣传大师、舆论大师！
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安徽搞的不错，便问当时安徽的负责人李德生是怎么搞的，李德生说：“首先是造舆论。”毛泽东大为赞赏，说：“革命不造舆论怎么行？革命就是造舆论。”在毛泽东的眼里，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宣传人为地“造”出来的。这一个“造”字极为形象和传神，暴露了以宣传而制造舆论的奥秘。
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的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造出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地位。
中国的宣传模式首先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即集权体制所决定的。但由于毛泽东在位长达41年，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更由于他本人也精通宣传，所以中国的宣传理念也染上了毛泽东本人政治性格的强烈色彩——霸气！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了。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紧跟主席，亦步亦趋；或如周恩来一样和稀泥，打圆场；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的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和霸气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他还说1957年的“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一言九鼎，难怪林彪说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文革中，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成了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过夜，举国欢腾，游行祝贺，广为宣传；其规模，其影响，其深入，其狂热，已达宣传的极致，使得宣传成为跪领的“圣旨”，成为如山的“军令”，这是古往今来宣传方面从没达到的顶峰。
毛泽东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在别地另觅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姚文元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是北京不发而最后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那里将自己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的手中。
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其体制构架是金字塔形的，顶尖是党的主席和他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然后省、市、地、县，机关、学校、军队、农村，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地都有相应级别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以及相应级别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一直到边远农村山区的有线广播站。这使得宣传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宣传网络。
为了使得宣传尽量广大影响，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之外，也不放过红军时代使用过的传统宣传手段，即在墙头刷写口号，在大街悬挂标语。不论学校机关，不论村社田头，不论现代都市，不论穷乡僻壤，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车，沿途都能在铁路两旁很多房屋的墙面上，看到许许多多历年以来标语口号的遗迹，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学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开放”、“欢庆十六大”，口号与时俱变，标语代代相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标语口号是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下达，有的是当地基层独自发明创造。因为标语口号实在是多，泛滥成灾，难免错误百出。有的提法有误，有的用词不当，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个生，两个扎，三个刮刮刮！”看了惊心动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号：“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也让人吓一跳。
还有的标语口号不伦不类，使人产生联想和误会，令人发噱。
比如广东粤北山区某处山林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成了野生动物？上海浦东大道两侧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又变成了分类垃圾！山东省济宁至汶上县公路旁的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种提法显然违反民主。贵州铜仁去梵净山路上的一个屠宰场的口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怎么指导？这是以示紧跟还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标语口号因书写错误，或分行不当，也让人捧腹。
比如苏北某农村信用社门前的标语：“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贴心人。”江南某县大街的标语，上面一行是“群众有困”，下面一行是：“难找警察”。都让人忍俊不住。
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大国。如果说中国的宣传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网络，那这些星罗棋布的标语口号则是这个巨大网络成千万个网眼的填补物，使得宣传网络成为覆盖一切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宣传的笼罩，所有人群都无法避免宣传的辐射。研究中国的宣传而不论述中国独特的标语口号，不但对中国宣传体制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且也对中国的宣传失去一个形象的概念，这个形象极富喜剧性，甚至是闹剧性。倘若中国的宣传体制和理念不彻底改变，那中国的宣传那就会向另一端改变，即变得更加标语化、口号化。
为了保证宣传体制和宣传理念的稳固，从中央到地方还强化党对所有媒体的领导。虽然中国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没有报刊审查制度，其实各级的党委宣传部，就是负责审查监督传媒的机构。在媒体内部还实行严格的三审制，有时三审如不足以防范，涉及到重大题材、敏感内容的稿件，还必需上报，由上级领导甚至中央一级部门审查定夺。这使得任何与宣传口径不相吻合的言论、文字、图像、画面都难以漏网，根本用不着专门的新闻出版检查机构，因为宣传部和媒体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火眼金睛、训练有素的检察官。
丁关根当中宣部长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传媒的管控，在中宣部内增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1967年前后，中共「十五大」和香港主权回归前夕，中宣部又责令各省市成立专责审查当地出版物的“审读小组”。这些已经是正式的新闻出版审查机构了，只是名字不同罢了。如今的“审读小组”和以前的“写作组”，表面上有所区别，一个是“看”，一个是“写”，其实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并无两样。
有了体制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宣传形势是超稳定的，即便有几个有个性的如陆定一、邓拓之类的“书生”，也最终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或罢官，或打倒，或死或伤，无一幸免。所以宣传官员最是小心翼翼，整日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由于中国过于重视宣传的作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加上政策反复多变，宣传干部难以掌握，故而人人提心吊胆，个个谨小慎微。每当宣传官员在公共场合露面，无论是参加会议、接待宾客、参观考察、宣讲报告，大都语言无味，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毫无个性，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丁关根两位领导同志了。但也有面善心好决无“新华”面孔的，如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可他也做不长，被罢了官。
我容易吗我 2006-10-22 04:24
五、毛泽东宣传思想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原则，最核心的就是“党性”原则。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前夕，他指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同年他还说：“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957年反右时，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也再次强调宣传的党性。
所谓宣传的党性原则就是务必要使宣传服从党的纪律，符合党的政策，要做党的喉舌，要做党的耳目，党的利益大于一切。
党性原则其实就是党派意识。但在中国是绝不承认共产党也有党派意识的，因为中国把党神圣化了、圣洁化的了；党自己也一直在宣传自己是最大公无私的，是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没有本党私利的。这样的说法很有宣传效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且不说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就以近年以来在党内揭露出那么多级别之高、数额之大、令人咋舌的贪污腐化分子而言，就充分表明共产党也并非神圣得玉洁冰清，一尘不染！目前已经揭露出的党的贪官污吏仅是冰山一角，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揭露、不能揭露的还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国已经被国际组织列为贪污大国，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内。
任何一个政党从来就是部分地“代表”着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最广大”。“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资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代表自己国家利益，这是国家意识。你说某个国家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不成了卖国贼？可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倒有可能使得国家本身代表着本国的人民利益，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代表了各个阶层利益的各个政党经过公平竞选而执政的民主国家，绝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放眼世界，有哪个独裁国家的政党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过去的前苏联？还是当今的北朝鲜？没一个！难道就中国大不同、独一处？而且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
宣传上的党性原则也是一样，党性和人民性不可能完全一致，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不是一码事。
其实党报、党刊、党的媒体本应该作为党的喉舌和耳目，理所当然，并不奇怪。世界各国任何政党的媒体都这样。传播学家施拉姆说：“政党与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并不需要持有公正而严格独立立场的报纸，他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帮助他们赢取胜利，影响立法与欺蒙老百姓的报纸。”问题在于中国的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国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国家媒体，更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民众媒体，国、民、党三者一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长连忙修正朱鎔基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宣传部长还辩解，说：“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就像宣传党性和人民性一致一样，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当今中国没有群众喉舌。1975年4月，辽宁一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以思想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怕她在刑场呼唤“反动”口号，竟残忍地割断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岚县裴家村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因不断上访揭露腐败，被干警严刑拷打，李绿松始终不服，骂声不绝，以致舌头被恶警所切。一个喉管被割，一个舌头被切，这两起令人发指酷刑，极为象征地表明广大被称之为人民的人，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
宣传上的党性原则，从来就和思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相对立。党性原则就是要绝对服从党的利益，而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遵从的是客观真理，重视的是个人表达；对新闻来说，就是尊重事实。这一冲突不可调和。所以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国家都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甚至连新闻出版法也不制定。中国也一样，早在1956年李慎之先生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建议“开放新闻自由”。毛泽东说：“他们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所谓“上大街”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大民主”，他认为那是敌对的，是反党的，万万使不得。所以最早提出开放新闻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曾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其实，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没主张过新闻出版自由；主张过，而且还曾竭力主张过，但那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1999年广东汕头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内中收集了上一世纪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的社论和评论。这两家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一些社论和评论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之笔，其中一些社评是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舆论管制和呼吁新闻出版自由的，比如：“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28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了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29种特别法规……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12条中第一项：‘违背我们立国之最高原则者’……而‘立国之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悲愤的是……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园谎，代人受过，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遗。”（《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时评）“欧美报章报导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的日本都已经取消了检查制度了……而我们呢？对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恋。”（同上）类似文章不胜枚举，大致是一个主题：“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揭露国民党专制独裁、呼吁民主自由的书，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现在的台湾所禁，而是被现在的中国大陆所禁！这不是国民党写的书，这是共产党写的书；说的不是国民党的话，说的全部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也被“我党”所禁？难道自己说过的话也害怕听？怕什么呢？
钟沛章先生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他最近撰文说到中国的“一个高级权威”曾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这段话也见诸于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也都知道这位“高级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如此坦诚，毫不遮掩出示底牌，确实令人吃惊。这张底牌表明当初共产党主张新闻自由是策略，是钻空子、抓辫子，是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一旦自己取得政权，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以前还有空子可钻，如今已是无“空”可入；以前还有个新闻法，如今干脆无法无天，“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所以说，以前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现在新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被禁，怕的就是拿过去说过的话打现在的耳光，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兑现曾向国民党呼吁过的新闻自由。
2000年9月初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曾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华莱士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中国国家主席回答说：“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又说：“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奕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他比陈云干脆，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这是虚无的图腾，是无解的难题。但他又说：“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是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我把对克林顿总统说的话再对你并通过你向美国公众说一遍：请还给我们统一以让我们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吧，恳求你们了。”这和国民党当年阻挠新闻自由的理由一样，国民党说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因为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所以要进行言论管制，控制新闻自由。但有一点不同，国民党并没有把新闻不自由的责任推给日本，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把新闻不自由的责任推给了美国。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阶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专制。前不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这是耻辱还是光荣？
六、中国的宣传的最大弊端
中国的宣传方针奉行的是党性原则，无所监督，无所竞争，只要为了“革命需要”，只要符合党的利益，尽可编造谎言，封锁消息。
1、编造谎言。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生长著的茂密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但在当时死也不承认，拼命睁眼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为的是像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在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在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 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恐怕记者们自己也不相信。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而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一些笔记本，其中有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将这句话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都不能事事说谎；事事都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只是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而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哪怕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共产党的报纸对自己才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的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强调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如此的坚定，是因为他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了。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大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话，背地里呢？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话？其实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生动的体现。
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要封锁的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萨斯在全国的肆虐，起先无一不是封锁消息，这好像已经成为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成了条件反射。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故和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广西在南丹特大矿难之后，也于2002年月12月30日召开了表彰大会，但是，在记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单中，恰恰没有揭开“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闻记者。可见在某些人的眼里，说真话的记者是无功可表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讨厌的。
在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中国萨斯疫情的紧急关头，北京301的老军医对外说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也让现在的党中央对疫情作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因而才有今天与萨斯斗争的初步胜利。蒋医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纬，大义凛然，被民间赞为民族英雄。其实说真话并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有道德的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蒋医生的义举之所以被民间广为传诵，是因为他是在严令绝对保密的巨大压力下说出了真相，因而显得不同凡响。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其义无反顾的气概并不亚于舍生忘死、孤身挡车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场合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教授如此感兴趣。……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的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先生只是其中之一。” 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对说真话的人评价如此之低，令人心寒，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不安，还有可能说谎，还有可能继续隐瞒真相。为此，网民纷纷抨击高强，其中一个帖子说：“建议高强担任宣传部长。”这是在“非典”时期的一个经典帖子，这个帖子也同时说明人们对“宣传”的真实态度。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的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类要封锁的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宣传部成了“不宣传部”。某大城市市委宣传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内有29天给该市各宣传部门以及媒体发出通知，下达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载，那个不能报道，使得媒体的老总神经高度紧张，惶恐不安，生怕触犯禁令。宣传部有时甚至还追加通知，如8月1号、8月16号、8月18号，一天之内竟连发两个通知，确实盯的很紧。
通知绝大多数是关于禁止报道的内容，多达60多项，皆为社会敏感信息，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三元桥银行被抢到汤河口交通事故，从凯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通知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刘晓庆的偷税一案，不要报道学者张五常的活动和观点等等，确实管的很宽。
有些通知虽无具体禁令，但有宣传精神，如6月3日，宣传部下达紧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节目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广播专题节目、热线谈话节目等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传精神：“新闻宣传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各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杜绝一切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一定要为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定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这个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开前后，这个政治方向也确实跟的很牢。
对国内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严禁外国报纸进口，干扰境外电台广播。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特务之嫌，有判刑之险，也确实有无数的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教条和宣传。但每当香港电视荧屏出现所谓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非常愤怒。后来为平息众怒，一旦出现删剪时，便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因特网，信息更加丰富和快捷了，这是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却拒绝这样的文化先进，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尽管这样有违中国自己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和书面承诺，但还是阳奉阴违，照旧封杀西方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并无政治倾向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据说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官员曾来华检查中国是否封堵外国网站。该官员在上网检查时，站在背后的中国陪同人员立即通知网管部门拆除防火墙，致使美国官员检查不出中国的封堵，并惊喜表示中国的网络和国外一样的自由开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国的骗术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类骗术也并非不可能。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件最具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只有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叉骨（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笑话里成主角，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七、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应该承认中国和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已有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至今有两样丝毫未变，一是军队，一是宣传。党一如既往，仍然指挥枪，仍然控制笔。因为军队和宣传是党的命根子，是最后还牢牢掌握着的两块地盘。十六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传工作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工作的改革，在毛泽东时期也不是没议论过，没打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提出过“宣传要转，必须要转”（吴冷西《忆毛主席》），但都无关宏旨，他们都是在原有框架内改革一点细微末节，比如提出要深入实际、要改变文风等等；所谓的“转”，也只是从1958年的浮夸转向冷静，从吹牛转向务实。宣传是党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始终没变，他们那一代领导人也不可能提出什么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工作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再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革，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将阻碍中国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的宣传工作形势逼人，也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多年形成的宣传模式早已失去公信，不得人心。虽然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到目前为止新华社也已经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共有驻外记者、编辑335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了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遗憾的是直到45年之后，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国外的一张大报（法国《费加罗报》）签订供稿协议，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讯社和资深的报刊仍旧对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感兴趣，认为中国通讯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的信息还是为了宣传目的，缺乏公信力。《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订户很少，多为赠阅。在香港发行的大陆背景的四家报纸也是同样命运，报摊在晚上收摊之前如果你买《成报》《明报》或《东方日报》，可以奉送一种或多种大陆背景的报纸，冷落凄惨，令人蹙眉。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其实不是“翻译机器”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宣传机器出了问题。
在境内，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世界报业协会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拥有2050多家报纸，已组成了17个报业集团，日发行量高达8200万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本为7080万份，印度为5784万份，美国为5518万份。但中国报纸之所以日发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基数大；二是因为多为机关和单位的公费订阅；三是没有外国报纸在国内竞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如果有一两家外国报纸的中文版被允许在中国发行，那中国报纸的发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会使好多报纸倒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竞争，胜负自然铁定。这也是目前中国始终不让外国报纸在中国发行的缘故。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网民数已经高达7000万，正好和中共党员的人数相同。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所以中国报纸的发行日趋艰难。去年，全国几十家党报，除了三家的发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红头文件”支撑，如不是党费、公费订阅，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维持发行量，一些报纸甚至让读者强行订阅。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刘飞跃因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而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绝交钱，但最后还是被扣工资。尤其令我气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儿子一岁半，家中同时被订了两份《随州日报》。
“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
“据我从媒体上了解，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
刘飞跃老师还在信中表示，为了维护本人合法权益，将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征订的《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一事件非常典型。谁说中国没新闻？刘飞跃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一事就是极富新闻价值的新闻，但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不会刊登这一新闻。
正如刘飞跃所说，强迫征订党报现象是全国性的，所以肯定也会激起其他各地被强迫订阅党报的读者的强烈不满。宁波市政府的纠风办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严格执行报刊出版发行纪律的紧急通知，称：“2003年报刊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市纠风办重申，公开发行报刊要做到‘七不准’：除党报党刊外的其他公开发行的报刊一律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不准以任何形式下达征订指标；不准将所办报刊订阅情况列为下级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不准以评先进评优等附加条件强迫基层订阅；不准利用职权摊派征订；不准到企业上门强行征订；不准搞不正当征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不准”中是“除党报党刊外”，就是说党报党刊是“准”的，是可以下达征订指标，是可以不自愿订阅的。
宁波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表面看起来是为了读者的利益，不准强行订阅，其实是为了党报党刊的利益，不准其他报刊与党报党刊争夺市场。因为每个单位的经费有限，订阅了其他报刊，党报党刊就没钱订阅了。
其实即便订阅了党报党刊，也不一定受欢迎，很多订户往往订而不阅，弃如废纸。某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单位102人，订有一份某省机关报《某某日报》，我曾经做了20天的观察和记录，该报有16天阅读率为零，也就是说，该报从收发室递过来，几乎没人看，不久就被收废报纸的老头装进了编织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众有时拿它铺在桌上练字，除非紧急情况，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纸的，新闻纸吸水性能固然不错，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的。”这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机是没人看，没市场！尽管宣传部门可以一手遮天，但这只有形的手终究是敌不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是最致命的。
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各个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边球，甚至甘冒风险，违反新闻纪律，违规操作。上级宣传部门往往一眼睁一眼闭，如无下面的捡举，无上面的责问，也不会多管闲事。即便批评，通常也是通过电话打招呼，并不准记录，更不发文件。实在要进行处理，也是内部通报，秘密整肃，从不对外发布。这充分反映出上级宣传部门的信心不足，只好采取这种“暗杀”的方式来解决。
之所以失去自信，还因为每一级宣传部门的干部都是受了上一级宣传部门的宣传结果。强行的灌输，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使得宣传工作早已成为一道干枯命令，一个既定程序，一种政治习惯，早已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贞，没有自己情感和理性的执着。这样下去，真是岌岌可危，这样的宣传工作是没多少生命力了。
十六大之后，在宣传改革方面已经迈出小小的一步，比如减少中央政要出席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报导，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甚至还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数十年来从不承认，这次提出这一问题，意义不小。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都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是党和政府的侵权。这次能提出知情权，是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认了这种侵权的不当。这一步确实可喜，但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信息公开、舆论开放，还很遥远。
杰斐逊曾说，“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
我们仰望闪烁的星空，期待着，太阳一定会升起。
(2003、6、16，11时15分。上海善作剧楼)
来源：天益社区 来源日期：2005-9-5 本站发布时间：200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