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的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中国元素建构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必须在人类文化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前进的文化力量。于是，我们的思考，就从上世纪的“去中国化”进入的新世纪的“再中国化”问题域。
一 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世界大势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大国地位的逐渐确立，大国文化安全必然提到当代前沿问题的议事日程。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文化紧跟西方后现代走是否是“精神生态”福音？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否应该力争在未来世界同西方文化一起成为人类的“新双元文化”？新世纪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所面临问题及今后走向学术界是否应提升到“大国文化安全”的高度加以体认？我们是否可以提出文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在我看来，我们应当对当代中国文化中西方后现代虚无性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加以剖析，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去中国化”的问题加以深度批判，进而提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这才是未来人类的福音。当然这有赖于新世纪文化的“再中国化”，以避免日益恶化的“文化战争”。
全球化时代中国必须有真正的文化自觉并建立高屋建瓴的“大国文化”，其具体表现为在“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开始“精神现代化”的历程。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西方的仰视心理，对西方目前存在的诸多“现代性弊端”加以质疑，对那类缺乏反思地不断追随西方现代性，将中国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和实现西方思想的工具的做法，加以真切地反省。进而看清美国在物质主义和视觉主义取胜的同时，其不断衰落的人文教育和不断滑坡的精神世界导致的人类未来走向的严重盲视。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西方世界理论热被视觉化和世俗化消退之后，开始重新在反思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文化何处去的大问题。
中国需要更为清醒地认清西方“去中国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国形象的种种严重危害，弄清其根本问题的深层症结之所在。在我看来，“去中国化”现状隐含了一个严重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横加干预的文化政治问题。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开始急速升级，在其不断干预下，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了“去中国化”的恶性进程。西方的“去中国化”集中表现在“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上。
其一，“黄祸论”。几百年来，西方人把给欧洲带来破坏和威胁的“蒙古西征”看着“黄祸”，并将中国描画成恐怖的国家。在19世纪，西方更进一步将中国看作愚昧暴力的“黄祸”，目的在于为将中国分裂成为多个国家张本。在巴古宁、皮尔逊、老罗斯福等人的言论中，几乎到处都是蔑视中国人的殖民主义观点。（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种族敌视和文化偏见，导致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和隔膜。其实，西方也有明白人，美前驻日大使顾立克就认为：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只有“白祸”——白种人欺凌有色人种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贼喊捉贼的所谓“黄祸”。（吕浦、张振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275页） 真是一言中的！
其二，“中国威胁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那种自强自立、和平民主、国家独立的形势使得美国称霸世界的幻想破灭，于是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推认中国的成功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美国统治全球形成“红色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之时，加速了经济起飞并逐渐显露大国崛起气象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再次动用“威胁论”的冷战思维，攻击中国的富强会导致世界的战争。其实这种基于“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差异、历史文明差异、社会制度差异攻击是无效的短视的，说到底，这是西方对西方中心主义衰落的本能恐惧和非我族类的狭隘心理作怪，没有认清中国崛起是现代性普世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历史文化智慧对整个世界提供“和平共处”方略的福音，而绝非西方对“非西方”崛起看成“文明世界”威胁的“有意误读”。
其三，“中国崩溃论”。当“黄祸论”不攻自破，“威胁论”成为笑谈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又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国内失控而即将崩溃。中国不仅没有向前苏联一样崩溃解体，反而在十年间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于是“威胁论”再度响起，“崩溃论”不绝于耳。可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称霸世界心态，没有摆正东方与西方的位置。然而，这个世界的未来不由西方放人说了算，而是包括东方和西方的人类共同说了算。
其四：“去中国化”。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其后制定了《韩文专用法》，在小学教学中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仅仅在初高中教一些常用的生活汉字。在朴正熙时代，韩国进一步颁布了韩文专用企划案，全面废止了在小学和初中的汉字教育，同时韩国公共机关全面禁止使用汉字。从仁川机场到汉城市内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仅仅在几家中国书画店铺可以看到中国字。受惠于中国文化的韩国“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
战后日本投降后，转身成为美国的崇拜者。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这个千年年来受中国文化恩泽的影响深远的国家，加速了废除汉字的历程——中学课本中很少有汉文诗文，轻视汉字的政策导致了青少年一代对汉字的隔膜，日本年轻学生对汉字和汉字日益疏远。加之其崇拜美国大兵，全日本重视英语的后殖民倾向相当严重，昔日的汉字词汇和日语词汇正被英语音译的假名所代替，日语中的英美外来语充斥，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
1945年以后，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这种从废除汉字到全盘拉丁拼音话文字的进程相当彻底，汉字在越南已经被彻底废除，拉丁字母化的越南文字，成为这个曾经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小国的国家文字。
同样，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二战前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据点，后经莱佛士努力而逐渐发展成繁荣的转口港。1942年后被日据三年半后归英国管辖，1946年英国将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充作英国的海外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象征。最后，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通用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但政府机构等多通用英语，学校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可以说，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崛起，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认同。于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重新获得了周边国家的重视。尽管“去中国化”的论调仍不时地冒出来，但整体上“再中国化”已然成为中国周边国家逐渐明晰的基本文化战略。可以看到：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人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的现象日益普遍。可以说，新一轮的汉语热，说明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中国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东亚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
但是，台湾地区所谓“教育部”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修订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不仅将教材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大量削减，而且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我认为，新世纪中国学者需要重新体认并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天下观”。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是政体，而天下是胸怀眼光和道德仁礼。如果说，“西方的天下观”是全球化的同质化的单边主义，那么，“中国的天下观”就是提倡多极均势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多元主义。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未来世界“中国文化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遭遇到西方霸权话语的“合法性”暴力，他们制订政治尺度和文化条约，我们只能遵守执行。一手拿枪一手拿《圣经》的西方征服者，通过战争获得了西方文化话语的高势位，迫使中国文化全面失效，并一直游离在世界文化话语规则制定的边缘。如今，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而是通过个体的文化修为，促使民族文化逐渐走向自觉自信从容高迈，不再渴望中国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国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在差异性文化中互补中，提升人类内在心灵境界。
二 大国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战争”症候
近年来，频见报端的消息除了美国要打伊朗等世界性军事动向以外，美参议院高票通过制裁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对符合“汇率操纵国”定义的国家进行惩罚。同时，东亚南亚文化的最新国际动态，也值得关注。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二十一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世界北半球有最富的三大洲，北美洲的文化、政治、经济都统一起来，欧洲的经济、文化，连货币都已经统一，唯有作为“后发地区”亚洲没有统一起来。北美或者欧盟出大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而亚洲的机遇和危险似乎都双重存在。看看今日亚洲，东亚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不少，诸如朝核争端、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争端等，均发生在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再加上日韩问题和俄罗斯等问题，大都一触即发。一些人认为和平之世应高枕无忧，我倒觉得应该居安思危！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西方正对东方豢养了一大批所谓的“经济杀手”。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文化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参见约翰•珀金斯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而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
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美国驻在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 参见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 （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见《读书》杂志，2002年第5期）
大致上说，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对东方文化的本土创造者加以残酷打压，另一方面是不遗余力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因为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中央情报局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大搞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诬蔑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快中国传统文化消亡和失效。这里面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桑德斯说，“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有以强大美元做后盾的中央情报局和及其买办的“必要的谎言”掩盖下的后殖民战略。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艺术和政治的挂钩，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并提出大国文化的基本立场和策略。
三 “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中的地位
最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委托环球扫描公司进行国家形象调查，让世界各国对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伊朗、以色列、日本、朝鲜、俄罗斯、美国等国，从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标准来加以评估。从近三万名不同国家的中高层人士的调查中，对上述国家的国际形象加以排名，并由美国《时代》周刊公布。得到认同得票数：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中国国家形象排名第五。
过去由于冷战模式的对抗和中国文化输出不够，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不了解，欧洲不少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晚清王朝的风雨飘摇时代。“强大的中华帝国灭亡后，整个世界落入了欧洲列强、俄罗斯、美国三方的手中。……欧洲各帝国让殖民地的精英分子接受教育，以管理帝国阶级的底层人民。这些精英分子因此接受了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民族自决’的西方概念。……几乎所有的现代后殖民国家，都是前帝国政府如此创造出来的”。（安东尼·派格登著《西方帝国简史——迁移、探索与征服的三部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140页） 但是，今天欧洲尤其是英国这次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被称为“欧洲后院”的非洲对中国一直大多为友好的正面评价，被称为“美国后院”拉美国家对中国正面评价已经上升。而就在美日策划环太平洋四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联手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谋略中，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韩国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却不断上升。
这次国际性的民间评价中有两个现象值得重视：一是美国被排出前五名，二是日本国家形象成为与加拿大并列第一。就美国而言，在世界各地干涉伸手过多，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的国际行为导致世界性负面评价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不重视美国，相反美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仍然不可小看。就日本而言，由于其“脱亚入欧”的国际性策略的生效，开放的国家形象一度成为了亚洲现代化的代表融入了国际大循环中。尽管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口碑甚差，但是由于其二战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在亚洲国家中形成负面形象，但没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评价仍然很高。有分析人士认为：“为什么国家形象全球第一的日本在中国会如此差劲？日本民族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不耻的民族，为什么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排第一？日本把今年的外交目标定为“入常年”，我们中国人究竟应该持什么态度？”面对这一系列追问，我们必须以大国心态重新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重建中日深层对话的国际机制。
中国正面形象的国际评价提升表明，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被世界各国人民重新认识和接纳。这无疑对作为总体的“中国形象”的设计，对当代知识框架和思想资源的自我梳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中国精神意识库存加以清理，从而消减中国文化自卑主义，排除自我虚无的文化幻象，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三十年来，中国从70、8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90年代的“经济中国”时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进入新世纪“文化中国形象”的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
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在国际的正面评价中，仍未过半数，说明一些国家仍存在冷战意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抱有戒心。而日本尽管在亚洲国家中口碑很差，但在因其“脱亚入欧”时期在欧美国家中有自己的市场。但是有一点是今非昔比，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开始让位于中国自身变革的中国形象。西方强势的世界化扩张，导致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冲突。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已经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而东亚中华文明则拒绝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在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中，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近来，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Harris Interactive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参与本次民意调查的被询问者包括上述国家16岁至64岁的6645名居民。调查结果显示,98%的法国人、97%的意大利人、96%美国人和绝大多数被询问者均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而世界上第二号强国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这一国际形象的塑造，同我们平衡地把握中国形象的现代性与本土性紧密相关——没有科技现代化就无法认同世界文明的进步，没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就无从认同文明的本土主体。只有全民提升自己的价值修为，只有整个社会的良好的文化素质，中国的和平崛起才是无法阻挡的，中国形象的提升才是可持续的。
全球化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基本完成之后，“文化对话化”和“宗教非冲突化”已经成为各国首脑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战略理论家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说明在不同文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导致世界性战争。（（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其后东欧著名思想家齐泽克提出“文明差异论”，说明在同一种文明形态内部同样可能爆发文明冲突。因此，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无疑，文明对话的差异、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略文化软实力间的和谐互补，就将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付出巨大代价。（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可以说，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全球化经济运作充满潜规则和阴暗面，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