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文化安全与新世纪中国文化世界化 （下）

 

 

 

七 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精神”和“美国梦”不再那么斑斓诱人，学者们大量著述开始对美国精神美国现代性加以批判。美国也开始正视中国的巨大存在意义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价值，提出现代欧洲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是“远东”，而今天从美国往西看，则中国是美国的“近西”。这一提法的重大变化在于，昔日从欧洲看中国的“现代性”变为了从美国看中国的“当代性”。但问题是，中国、日本、韩国似乎都可以称为“近西”，美国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近西”的？可以说，是在日美、美韩同盟这一立场，或者说，美国从来就把日本、韩国看作自己的前沿阵地。但日本、韩国民族情绪和正常化进程的进展，美国遭受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而是中、日、韩三国的挑战。美国无视日、韩的独立性价值，必将引起日本、韩国的离心倾向。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积极的。

 

 

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参见王岳川著《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

 

 

中国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发扬光大，其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的GDP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当中国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半殖民国家，当代中国文化人应该努力提升大国文化精神，中国家应该证明中国文化可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艺术经验。中国不能在经济上是大国而在文化上是弱国，天下至危险者是“帽大身小”：外在的形象帽子——经济军事很发达，内在却文化虚无——没有攻心为上的文化说服力，这是多么危险的处境！从历史上看，日本在19世纪末期散布“蒙满非汉论”，最终在20世纪初期使得外蒙独立出去。20世纪初，日本又向韩国提出“高句丽”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末期爆发，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时说：“中国侵略过韩国300多次，这个仇要永远记得”。我们周边国家的冲突的确危险，但是可以用文化战略化解而和睦相处。如果文化战争一触即发，情势会更加危急。

 

 

在播撒“中国威胁论”之后，日美1985年后又提出“中国七国论”——将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可谓危险之危险！中国的和平和统一离不开军事、政治的权力话语，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力！历史上统一的大国，文化作用非同小可。秦始皇征战六国统一后用法家治国，可惜秦两代仅仅十五年而国家灭亡；汉代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却能够四百年长治久安！文化的重大作用不可低估。我们要看到文化的重大价值，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把头伸出斗室，看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文化是攻心为上，战争是攻城为下。面对文化中国问题，今天的文化人不可以大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中国和平与人类和平，中国知识界和艺术界应该做些文化大事。

 

 

可以说，周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我们的中华文化却在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中自卑自怜，为个人利益而计较，却没有想到“天下”。中国人做学问古来就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今天还有几个学术人认为心里有“天下”？还有几个做学问的人有“公器”“公正”的度量衡？文化炒作、指鹿为马比比皆是。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应该提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了！

 

 

联合国提出三个1% ，指出有三种病百人中就出现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杀率1%、艾滋病1%。(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6000万，死亡2500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目前自杀是中国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今天的中国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诗人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其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不断地否定再否定，人文科学是复古再复古，肯定再肯定。为什么现代化许诺的是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辉煌胜利和未来美景，而这么多人把生命不当回事呢？为什么我们期望的是美好未来却又会突然终断如花似玉的生命？今天人们的生活非常浮躁，包括从大艺术家到小艺术家，从教授到学生，文化虚无主义都非常流行，而文化失败主义非常猖獗，一切问题似乎归根结底都在于东方文化不再重要而要被现代西方淘汰出局。美国哲学家丹尼•贝尔说：前现代是农业社会，现代是工业社会，后现代是信息社会。今天发达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中国仍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西方人一直向人类灌输“时间之轴”的说法：低级文明被高级文明所代替，在时间之轴中东方被排在现代性之外。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用一个纵坐标“空间之轴”来修改西方的“时间之轴”坐标。空间之纵轴在时间之横轴中表明三层境界：最下面一层是“生活境界”，李泽厚称为“吃饭哲学”，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人达到了。中层是“艺术境界”。什么叫艺术？艺术不仅仅是写字、画画、作诗这么简单，《红楼梦》中宝玉、妙玉经过潇湘馆，听黛玉弹琴，君弦突断，而妙玉从黛玉琴声中知其早逝之命——琴声为灵魂而歌为诗意栖居而歌。今天这样的艺术境界已经很远了，技术性教育中使人们无视艺术境界。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在今天尚未成功。艺术有其不可取代的人性修复功能，艺术在现代派的鼓动下消失并诋毁“境界”，消失了艺术之外人生的诗意化，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东方艺术境界的消失，直接导致最高一层“天地境界”的消失，使得今天整个世界人性和人心出现了生态平衡危机。人富有了但是精神失衡了，人站起来了但是生命缺钙了，竞争力上去了但是价值观衰败了。

 

 

一个新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指纹的确立。长期以来中国文化指纹已经磨平。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表明谈论东方却很少谈东方大国——中国。那么，谁来为中国说话？如果“现代性”一意孤行，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危险。如果核大战爆发，将是人类的集体自杀！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我认为东方和西方只能坐下来谈，谈什么？谈文化！东方文化也许是慢的文化，但它最近越来越影响西方。英国出现了“慢生活主义”对抗现代性的快节奏非人生活，德国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对抗当今世界的消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人正在从东方思想中获得好的影响而迷途知返。

 

 

历史上，造通天塔是人类狂妄的表现——想显示自身的强权进而取代上帝而修建。然而上帝只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修塔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使修塔无法造下去。今天西方人提出“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全球同质化，可是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像上帝要求人类保持“差异性”那样，使得美国巴比伦塔式的一体化幻想破灭而失效。在整个世界的未来灾难面前，美国开始了“移民火星”的太空计划，而我以为人类逃离地球是愚蠢之举，只有热爱蓝色的地球，坚持让这个人类最后的栖居地充满诗意，才有整个人类绿色生态的未来。也许，中国思想今天还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思想，而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可持续输出，明天的中国将放大成为世界性的思想。同样，中国和绘画不仅具有中国性，而且在不断的文化播撒中，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东方绘画的世界化！

 

 

八 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我们国家文化的安全，在大国崛起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文化何处去，不要光看现在，我们还要继续看“去中国化”的问题，历史上非常突出：19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形象就不佳，认为中国是一个未开化的、怪异的、可笑的，甚至还有一首为广州人写的歌：中国人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巴，说中国人狡猾，什么都敢吃，撒谎什么都敢做。在全球这样在政治、军事、新闻报道，包括艺术方面，中国一方面抛弃自己的遗产，全盘西化，另一方面西方同样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度。这表明中国的文化不是处在危险之中。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不主动把中国文化输出去，不主动将过强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以一种文化发展的方式来持平，中国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中国精神现代化应该全民展开，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想人类共同高度出发，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从而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大国崛起时尤其值得注意。宏观地看，中国精神现代化还处于初步阶段，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应避免现代历史上崛起大国的弯路和盲视，不仅站在本国与本民族的文化精神重建高度，而“重估现代性历史”和“殖民后殖民历史”，从历史和人类未来发展世界共同体高度出发看待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意义，看待中国“三和文明”与西方“三争文明”的互动互补，才能消解“威胁论”“七国论”，中国的大国形象才能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和思想财富，才能获得世界普适性的接纳。

 

 

对我而言，无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中学不代表真理，西学也不代表真理，中学有正确和谬误，西学也有正确和谬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学、西学之争又冒了出来，我不知道当时所争论背后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它的语境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按我个人的理解，学问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西之分，而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先后之分。总之，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全面创新和可持续文化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7月11日) 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在“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可能很多人会问，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输出？在我看来，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是自始至终的；中国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相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仍然有其勃勃生命力；我们有一百多年的耻辱，所以我们坚信思想开放精神，并对人类未来抱持一种和谐之美的理想；中国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崇拜使得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有独特的后劲，使得中国崛起有了广大的群众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虽然我们的大学还有着许多负面与不足，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努力办大学，只要大学把自己“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德行发挥出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就有了文化根基。(参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30年后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经济实力超过了日本5万亿美金，中国在今年春天被世界银行估计达到9万亿美元（美国是13万亿美元），为什么这么多的列强突然对中国发力，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崛起了吗？难道不是因为中国很强，威胁到他们优越的国际地位了吗？按照国家统计数据——中国只有三万亿美元，还需要将近六年的时间才能超过日本，所以日本非常警惕中国。将近30年以后中国与美国持平。我认为，没有什么列强可以影响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影响的只有中的精神现代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中国过去一直是西方影响中国，中国是“文化拿来”，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开始独立创新自主创新，并持续不断地向海外输出中国文化，使得人类不再患“文化偏食症”，而是去学会欣赏东方文化的精髓。我们必定会面对世界文化战争异常复杂的大格局，面对千年辉煌和失落的命运和难以预料的前景，对西式的文化霸权主义种种形态加以检视，对东西方文化价值和人类精神生态修复重建做多重深刻地反思——“再中国化”与创造中国“当代新思想”。

 

 

九 “再中国化”的关键在于“走近经典”“创新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化经典尺度，相反倒是文化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文化之中，文化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

 

 

然而，经典作为一种尺度仍然存在于每个文化家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文化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化在修改中国文化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在我看来，当代文化发展的关键是“走近经典”。在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维度，从文化行为艺术和全盘西化的文化盲视中走出来，重新“走近经典”“走进魏晋”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观念，进而提出要不断“走近经典”, 不断创意经典, 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新经典。走近经典, 为了继承；创意经典, 为了图新。在提出“走近经典”以后，我又进一步具体化为“创意经典”、“文化原创力”、“文化输出”等，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文化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化应在当代中国文化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 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 坚持以文化为心性的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经典作品中吸取养分, 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 按照这样的文化理念创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文化精神的症候。我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传统的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文化经典”，对“文化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气并重新阐释。

 

当代文化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既有当代人的现代感的线条墨韵，也有民间生动有趣的拙朴意态。优雅的“晋韵”与文化含金量很高的“二王笔法”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格高韵深、直观玄远、生命体悟的代表，“魏晋风骨”使得文化成为人寄情抒怀的精神慰藉和追求高迈人生理想的文化载体。在我看来，文化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论列，在于文化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而其深蕴着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反观到书之道的微言大义，才能真正领悟文化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战略。当代文化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我们应该在走进经典中重新体认发掘文化经典的当代意义，进而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经典。在当代文化的文化定位这个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化原创性和寻找国际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文化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共识”。将本民族传统的审美空间扩散到更大的现代文化空间中去，形成一种国际性文化审美形式通感或基本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美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审美共识性的文化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东方化的审美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需要。

 

 

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文化创作方式，文化本体结构、文化接受方式、文化传播机制、文化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再中国化”实行“走近中国文化经典”的路程是艰难的，因为以文化个体的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化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可以说，在中国文化普及了二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文化精英。只有中国文化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形成更大影响，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

 

 

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吁求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更多关注，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创新经典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世界的！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2008年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