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山不比在山清

陈远

对于吴晗，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评价：文革后，清华给吴晗立了像。讲名望、社会地位或影响，梁启超大概要远远超过吴晗，为什么不给梁启超立像？要论文革受迫害，受迫害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专给他立像？……为什么单给他立像？或许因为政治的原因吧，不过我觉得这个标准不太适宜。

钱钟书对于吴晗也有个评价，据余英时回忆：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美国。抵达当晚吃自助餐，余英时与钱锺书及费孝通同席。客人们的话题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自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和陷害。余英时向来在内地的同行们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别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之后，钱钟书突然对费孝通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

余英时在文章中说“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 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

后来吴晗因为《海瑞罢官》的原因，命运很是悲惨。但早年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与政治并没有如此之深的瓜葛。

早年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与胡适的赏识有很大关系。多数人说到吴晗的学术生涯都会说到这一点，不能说这种观点是错的。不过，胡适的赏识，其实是吴晗自己争取来的。而且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

1928年，19岁的吴晗到中国公学读书，胡适正好在那一年出任中国公学的校长。虽然胡适的办公室经常被一些热心的学生围的水泄不通——很多学生都希望胡适能为他们将来的工作谈点什么或者写推荐信，而胡适也以鼓励学生为极大的乐事——但是那时的吴晗，除了听过胡适的课，与胡适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吴晗在那时已经表现出了对历史的热情，但也不是后来让他借以名世的明史。那时候他对汉代的历史更感兴趣。在和同学之间的讨论，他关于曹操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因为在此之前说到曹操，人们多是负面的评价。

1930年，胡适辞去中国公学的校长，也是在那一年，选修了胡适文化史课程的吴晗完成了他关于西汉的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吴晗在他的文章中对王莽给与了非常高的评价，很明显是受到了胡适的影响：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曾经在《新青年》上撰文，说王莽是一位“大改革家”，1928年胡适著文热情地称赞王莽，称他对中国的未来改革者具有巨大的重要性，是中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的吴晗一定看过胡适的文章，与其说他在《西汉经济状况》中关于王莽的观点别出心裁，到不如说是延续和发展了胡适的观点。吴晗的这篇论文受到了胡适的赏识，胡适不但把文章推荐给他的同僚们，还推荐给了出版社。吴晗因此得到了80元的稿费。

这是个很好的契机，吴晗开始给胡适写信了。他在信中向胡适请教学问，请教的问题正是当时胡适感兴趣的佛学问题。从1930年3月19日给胡适写的第一封信起，到1932年的5月，吴晗一共给胡适写了12封信，频率是相当频繁的。从吴晗给胡适写的信来看，吴晗紧张研究的问题，都是和胡适当时研究的问题直接有关的。

吴晗的信最初都是石沉大海，直到他开始做关于《胡应麟年谱》的研究。在胡适的帮助下，吴晗从上海到了北京，并且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吴晗接受胡适的建议，开始专治明史。

那时的吴晗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到清华没几天，就赶上的“九·一八”事变，刚刚去世不久的伦理学家周辅成，是吴晗当年在清华的室友。据周辅成回忆，吴晗在那时候交往比较多的是胡适、顾颉刚、蒋廷黻这些名教授，还有他少年的伙伴千家驹。千家驹是热衷政治的人，但是后者对吴晗显然没有像那些大学教授们的影响大。千家驹因为参加向政府请愿被捕，直到有人找到吴晗如何营救千家驹出狱，吴晗才知道他的挚友被捕的消息。

从那之后，他偶尔开始谈论一些政治话题，但是似乎也不多。对于时局更多的愤懑是在他给胡适写的信中体现出来的。在后来的“一二·九”运动中，我们同样也看不到吴晗的身影。

1937年，吴晗已经是一位卓有声誉的明史学者。云南大学在那一年邀请他到那里去任教。而在清华属于浅资历的吴晗一直没有提升的机会，他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在炮火纷飞中离开了北京。后来他母校与北大南开一起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大，吴晗再回去的时候，已经是一名举足轻重的教授了。这时的吴晗，还是一个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感兴趣的知识分子。

转变发生在1940年，吴晗自己说：“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在西南联大，他常常受学生的邀请去谈论一些政治问题。而他的思想也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和他的爱人袁震有大的关系。袁震和吴晗一样，同样出身于清华，在清华，袁震不仅以美貌著称，还是一位极有才华的女子。董必武是她早年的老师。

在去西南联大任教之处，有一次在重庆吴晗在妻子的引见下见到了董必武。虽然只是一次私人的会面，但是从后来吴晗的生命轨迹来看，似乎这次私人的会面是其之后经历早就埋好的伏笔。

袁震是共产党员，虽然一度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她从未放弃过共产党的观点。四十年代之后，有几个人对吴晗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是周新民，一个是华岗。周新民是袁震早年同学李文宜的丈夫，刚开的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政治面貌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的民盟，但实际上是地下党。华岗则是由董必武派到昆明开展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

李文宜之前没有见过吴晗。她只是觉得吴晗的生活过的特别艰难，甚至没有钱治病。这种艰难的生活引发了吴晗对现实的不满。在他的课堂上，他越来越多的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苏双碧、王宏志在《吴晗传》中说过：“从40年代开始，吴晗的许多著作是古为今用的。”这种古为今用让吴晗失去了一个历史学家应该保持的价值中立，也是日后吴晗在1949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走向悲剧命运的原因。

李文宜针对吴晗的牢骚因势利导：“整天发牢骚怎么行？你应该参加一个组织。”后来吴晗加入了民盟，但是接触的多为共产党。

认识华岗则是周新民介绍的，吴晗还为华岗在好友费孝通那里寻到了一个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教职。吴晗则在华岗那里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

这一时期的吴晗成了“民主斗士”，和他一样生活贫困的闻一多是他“激进的战友”。

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经历，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对此吴晗有过犹豫，并且向周恩来表明了他的推辞，但是最终没有能辞掉。《时代之子吴晗》的作者Mary  Mazur认为：“吴晗的被任命有着象征性和实效性两方面的意义。”

之后中国大陆上演了一场场的政治运动，在1955年的批胡适运动中，吴晗始终没有对他早年的导师进行批判。谢泳据此评价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但是我觉得，用良心来评价政治人物并不是十分合适。因为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吴晗对于他人的批判调门是比较高的，这只要翻翻当年的《人民日报》就可以看得出来，其中就包括对他当年老朋友费孝通的批判。显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说吴晗没有良心。但是最后，他自己也落难了。

吴晗的后半生，身上矛盾和冲突远远大于他的前半生。也因为如此，至今出版的为数不多的吴晗的传记，对于吴晗的后半生都处理得比较简略，他的后半生是在太复杂了。

一边是学术，一边是政治，吴晗在其中挣扎摇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性之一。但是，像吴晗这样身处高位的人，则是非常少的。

出山不比在山清。出了山的吴晗，有多大程度上是身不由己？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