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按：感谢吴江先生的指正，指出了拙文行文的不严谨之处，以便收入文集时修改。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开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提87岁，萧父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明白了。这里开列的二十六位逝世文化老人的年龄有四位在100岁以上，有十三位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84岁了。可以说都是“天寿”了，虽然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都负过伤，我说“一无例外”，因为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反右派”，又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类文化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逃无可逃，不过负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人数也并不完全，粗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张名单里是做学问、弄弄笔杆子的人居多，而且大都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假如把各类文化老人(例如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艺术家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则2008年逝世的决不止这个区区之数。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已称“老龄社会”，2008年只有这个数的文化老人逝世，不能说2008年就是“文化灾年”，中国文化之灾决不表现在这里。相反，这应当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逝世者都是如此高龄，足见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想想在上世纪，像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没有活到60岁，胡适也没有活到70岁，可谓短命而亡，从生理上说，他们的命远不及现在的文化人。
　　我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不多，在上面那张名单中，我只认识二位，一是蔡尚思，一是王元化。王元化同志我们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相识，他到北京找几位朋友谈话，约二、三次，我也在内。他晚年整理自己的文稿并着重进行反思，赠我几本书。他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的。我当面跟他说过：他是现在已很少见的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而我已不可能做到这点了，过去没有根基，如今来日无多。我要比他年长几岁，所以2004年我游上海和杭州时，在上海曾特到他的寓所，对他说：我此行是特来向你告别的，我们彼此都已不便走动，以后恐怕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他有点愕然。但万没有想到，他竟比我先离开了这个人世。
　　蔡尚思同志则是先辈，也恐是我国已少有的真正“国学家”之一。他把图书馆当学校，读书超百家，可谓无所不窥，但为文却十分简约，这正是他的渊博精到之处。他以反封建著称，1992年我写《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一书，向他请教。不久，他来北京时专程到我家当面赐教，那时他大概已是快九十的人了，但看上去身体硬朗。后来他又赠我《自传》一书，我回他一首“打油诗”，记述他的生平，其中有“李贽之后第一人”句，我想这不算是夸大其词。蔡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晚年已很少露面。大概在他百岁的时候，我曾以文向公众介绍这位老资格的“国学家”，文章连同那首打油诗一并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听说有人向他当面宣读了。
　　蔡老离世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无人通知我，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他死时的吊唁规格问题。按，蔡尚思不仅是我国的名教授，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而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数学校都被套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上，复旦大学虽是名校之一，但无独立性，它被套上官制行政级别，仅属于所谓“局级”，而副校长的身份就只是“副局级”，所以蔡的吊唁规格最初是定在“副局长”一级(我不知道“副局长”一级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最后却出其不意，学校竟然收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唁电，因此学校赶忙提高了吊唁的规格(我也不知道提高了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但我必须声明此事仅属传闻，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如果事情果真属实，则中国文化人(包括名教授、名学者等)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二
　　
　　《负伤的知识人》一文还说到了他对于这批逝世老人的看法，直击现时的一种时弊，也可说是说出一种期望，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兹将其中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我们这个时代确让人感到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随之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些人，大抵是爱文化但未功深的朋友，热衷于捧某些较有名气的文人，称其谓“大家”、“大师”、“泰斗”乃至“泰山”、“昆仑”(意指其学问之大可比“泰山”，其身份之高可比“昆仑”，即“登峰造极”者)等等，使人觉得这不仅是“溢美”，而且是近乎“炒作”了，以致弄到有的被“炒作”者公开出来登报声明要“辞去”这类称号。另一种现象是，有人在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名家时，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人拔高，把一些人贬低甚至丑化，总之是“今不如昔”。其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是，居然把大汉奸周作人也捧出来作为旷世文人大赞而特赞。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不断有“大家”、“大师”级人物出现，但可惜据说至今还很少见到。于是有人叹息，有人竟“患上了严重的‘大师’缺乏症”，其症状部分已如上述。何谓“大家”、“大师”?何谓“扛鼎”之作?我想这总和代表时代精神，追求先进社会理想，推进时代的步伐，创新人类文明等等有关。以欧洲来说，稍为关心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文明到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大量杰出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如但丁、乔托、米开朗基罗、薄迦丘、彼特拉克(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伽利略等，竟都出现在佛罗伦萨一地，这个地方成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我国古代且不说，“五四”运动前后，也出现了不少有光芒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鲁迅、胡适等均在其内。但进入新中国后，这种现象好像就停滞了，虽然文化界的新角色不少，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原来颇有成就的一批老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他们的创作思想也好像一下子被堵塞了。为什么会这样，自然引人深思，这里总有原因在。根据一般评论和个人私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君临天下，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政治的核心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家的思想被框住、被堵塞，没有自由独立思想可言，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和创新精神呢?《雷雨》的作者、可称得是中国戏剧名家的曹禺，在他的晚年有诗说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样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
　　所谓“戴着盔甲说话”者，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之谓也。
　　还有著名电影演员和编剧者赵丹，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三十二部，名满中华，而1950年至1965年只拍了八部，从1965年至1982年正是赵丹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段，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了一片空白。赵丹临死时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领导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语在《人民日报》公布，读者为之唏嘘!
　　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向来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即以官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古训。大概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西风”的影响，留洋者渐多，并通过刚兴起的高等教育，学者、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相当多的独立性，当然为数极少。但到了我们的新社会，反倒有些倒退了。独立的并且凭着自己的学者、作家地位能够挣到较高薪酬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乃至近乎绝迹了。大家都统统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组织和“协会”等，并且按照一定等级享受生活待遇，而大家都一律由官方供养。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都用各种办法往仕途上挤，在官场上打拼。有的文化人一生做了一任官，就把它作为一生的最亮点，尽量加以渲染。还有相当一批年轻的学者则热衷于走所谓“秀才”、“秘书”这条路，为领导人“立言”或“代言”(为此他们甚至创造出一种似乎能朗朗上口的新骈体文来)，由此谋得官职，然后傲视“群学”。此即所谓“优则仕”，“仕则通”，无往而不通达矣。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任你如何千呼万唤：“大家”呀，“大师”呀，“泰山”呀，“昆仑”呀等等，怎么可能出现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即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术人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