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不如说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世界历史中。我们的一举一动，历史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都可以在世界的历史上找到根源，找到发展的轨迹。中国发展的历史，是世界历史在中华大地的一种表征，并不存在非其他人的独特之处，相反，与很多国家的历史有着严重的相似。历史是如此，人更是如此。我们的历史不独特，中华儿女更是世界的普通人。

为什么我们并不特殊，因为我们有着其他世界人民一样的优点，更有着和他们一样的弱点，甚至连这点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一向引以为傲的性格特点『忍辱负重』，在最后的发展并不能够『负重』，相反，成了『逆来顺受』的牺牲品。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历朝的帝皇真的那样凶横暴戾吗？原因并不仅仅如此，免不了俗的中国人骨子里依然可以『被驯服』，爱上了残暴者，甚至帮助这些『杀人魔王』。

从有记载的被统治历史到现在，中国人民都是『被绑架的人质』。人质最终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即人质情结。

人质情结，医学上认为，是指被绑架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人们发现这个心理疾病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最大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有犯罪前科的歹徒企图抢劫。失败后劫持了四名银行职员。歹徒经过130个小时的负隅顽抗最终放弃而结束了抵抗。然后事情发生到结局的时候，这些受害的银行职员并没有仇恨或者唾沫两名歹徒，反而其中三个人将劫持者围了其他以免受到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们的证词。最为荒诞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因此而爱上了一名歹徒，宣称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还有一名人质则筹建了一个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歹徒脱罪。

1998年3月2日，时年10岁的娜塔莎·卡姆普什在上学途中失踪，警方搜救无果。8年后，这名奥地利女孩却突然回来了。在至外界的公开信中，娜塔莎·卡姆普什披露了自己8年的生活，匪夷所思的是，她丝毫不觉的那是囚禁。她对绑匪的看法是：“他对我非常关心。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为他感到悲伤”。对被囚禁的生活，她这样认为的，『每天的生活都有精心安排很充实，虽然总是伴随着因孤独而产生的恐惧感。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过任何东西。遭绑架也不完全是坏事，我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没学会吸烟和酗酒，也没有交上坏朋友。』娜塔莎·卡姆普什不可思议的行为，同情绑匪并认可囚禁生活，实质上是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甚至在电影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著名的007系列电影的《黑日危机》中，石油大亨的女儿曾经被劫持，后爱上绑匪，甚至助纣为虐。

之所以说中国人并不能免俗，是因为不仅欧洲人会患上这可怕的综合症，我们也会患上，而且骨子里一直都如此，只是我们在引进这个心理学术语之前并不清楚我们的病症有多严重。心理学研究结果显示，当下面四个条件成就之时，人质就会爱上绑匪。

一，人质受到生命的威胁；二，在被挟持过程中，人质感受到绑匪的小恩小惠；三，绑匪对人质进行洗脑，这个洗脑通常是通过单一渠道的信息输入实现的；四，绑匪让人质没有逃脱的可能。

杰弗逊大学的杨景端博士说，制造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体，更可以是一个国家。

由此知道，曾经的苏联，现在的朝鲜，都是制造出了整个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国家。

在专制社会里，国家用强大的暴力机构威慑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百姓，让百姓时刻感受到生命安全的威胁。『最大恶极，毋需审判，即使枪决』之类的行为，能让每一个普通百姓相信生命正在受到威胁。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根据吴思发现的『潜规则』或者『血酬定律』，强盗与百姓之间会形成一种平衡，强盗会给一定的空间予百姓。因而百姓就感受到了一丝丝恩惠。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可能会做一些公共福利的事情。在朝鲜，百姓除了能从当局得到信息之外，没有其他途径获取信息。朝鲜虽然有互联网，但网民只能接收到官方发布的新闻。我们的教科书也是单一的信息渠道。自从取消了『迁徙自由』之后，我们的百姓就固定在一个地方。在朝鲜，民众一样没有迁徙自由，民众一旦越过边境，则格杀勿论。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对暴君秦始皇、汉武帝等挟持中国百姓的额统治者感恩戴德，把他们当成偶像一样崇拜。就像全国年轻人崇拜『古惑仔』一样的流氓。现在很多无知百姓依然崇拜者耄，就是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是自人类文明开始就有了的心理疾病，那该如何终结呢？最根本的就是要终结这种绑架制度。最重要的是公众能从多种途径获取各方面的信息，民众有各方面的自由----没有身份的限制，没有行动方面的限制，以及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学生可以自由学习，民众享受充分的自由，包括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自由。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宪政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