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维稳必须把屁股坐正

杨于泽

       四川内江市近日发生一起车祸，一对父子骑摩托车与一辆大客车相撞，做父亲的并没有死，但被内江市中医院120急救医生诊断为“死亡”，直接放入冰棺送往殡仪馆，被家人救出，送另一家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真死亡与被死亡之间，有6个多小时时差。

       顺理成章地，家属要求医院给个说法，给予赔偿。按理说，是非恩怨、权利责任存在于死者家属与内江市中医院、客车营运企业之间，双方可以通过谈判，也可以诉诸法律手段，来了结这桩纠纷。奇怪的是，政府派出事故处理小组，大包大揽，把死者家属与肇事单位之间的事变成了与政府之间的事。

       这么一来，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原来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不排除刑事责任；现在则变成一种不平等关系，带有权力强制性质。政府派出特警，把死者尸体从医院抢走了，把死者家属“控制”起来了，答应给他们20万元，并宣称医院“绝对没有刑责”。

       平等主体之间可以讨价还价，但个人跟政府讨价还价，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容许依法办事，就应该让死者家属与肇事单位谈判去，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但政府强势介入，似乎也不难理解：政府要维护社会稳定，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事态扩大。简单地说，政府愿望埋单，花钱买平安，以免夜长梦多。

       内江市似乎也讲政策，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说，按农村与城镇人口赔偿政策的差异，死者最多只能获赔15万元，政府答应赔偿20万元，“已是多给”。但这位副秘书长可能忘了，如果依法办事，赔多赔少是死者家属与肇事单位之间的事，本来犯不着政府出面代劳。

       政府代劳的结果是，以公权力“摆平”了矿难、车祸、医疗渎职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维护了稳定。但与此同时，政府也以公权力庇护了肇事者，把他们置于责任的背后，甚至使他们免去了刑事与民事责任。出了事故死了人，有政府“上门服务”，人命关天变成壶里风波，谁还会太在乎出事不出事呢？这是对肇事者的放纵。

       稳定自然要维护，这是政府的职责。但不稳定的根源，决不在出了事故之后受害者家属讨要说法和赔偿，而在于某些企业不顾职工生命安危、某些人视生命为儿戏。而一些地方政府所谓善后，恰恰是把受害者当成了防范、施压乃至专政的对象，让他们承受巨大压力，而肇事者诸事有政府代劳，自己反而逍遥自在，愈发有恃无恐，。

       这样维稳，固然是降低了事故受害者索赔的期望值，便于尽快善后，但是也消磨了一些企事业单位的责任心，给人的权利和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在一些地方，政府压下了民事主体之间就责任与权利进行的讨价还价，却把它转化成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大规模群体事件。这算不算成功的维稳，还有待厘清。

       维稳，自然要预防不稳，而预防不稳的出路在于防止和减少各种侵权事件的发生。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的还是要落实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与管理责任，让不负责的单位和个人付出代价。致死人命，如果可以事不关己，责任自然就被高高挂起。如此维稳，实际上是对不稳定因素的极端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