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一、中原的含义
八、中原:思想文化的源头圣地
九、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大道文化之源 华夏文明之根-地区文化
一、中原含义
“中原”一词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一般指狭义的中原，即专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中心，向河南临近省份的部分地区渗透的一个广阔区域。《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主导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地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中原河南
中原一般专指河南省。河南又名“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中土”、“华夏”和“神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原河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发展起到最主要决定性作用。现在我们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其实中原指河南也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而河南也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源地。4000多年前，河南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豫”，且有“中州”和“中原”之称。河南是华夏民族早期主要居住的地方，也是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祖居之地。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河南，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先后有夏、商、西周（成周洛邑）、东周、西汉（初期）、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含武周）、五代、北宋和金等20多个朝代在河南定都。 中国八大古都，河南一省就占了四个，分别为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不过河南也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和灾难最集中的一个地区，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大批大批的河南人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往异域他乡，这极大地促进了祖国很多地方的开发和中华文明的传播。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中原地区的概念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原”一词由过去没有特殊意义的原野之意，转向了专指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地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出现这一转变的呢？根据现存的史料分析，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到六朝时期中原一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地区名词。因为从相关的史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原一词在这一时间开始，有时指原野，有时指中原地区，而到后期已经是专指河南地区了。
我们先来看先秦古籍中非地域概念的“中原”词语。《诗经·小雅·吉日》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这里的“中原”是指“原中”，作者在这里描述原野之中野兽的数量之多。《诗经·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是描写民众在原野中采摘豆子。春秋时期，中原一词仍有原野之意，越王勾践在会稽之围解除后，向百姓谢罪时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雠，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国语·越语上》）这里是说因战争使百姓死后尸骨暴露在原野。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以后，越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吴国作战时，面对吴军一日五次挑战，越王准备答应时，范蠡进谏曰：“夫谋之廊庙，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许也。”这里的中原仍然有野外之意。战国末年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王制》中有“兵革器械者，彼将日日暴露毁折之中原，我今将修饰之，拊循之，掩盖之於府库”之语。这里虽然是教统治者如何治国，但观作者之意“中原”在这里显然是原野之意。
也就是在春秋时期，中原一词开始有中原地区的意思出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楚国，受到楚成王的厚待，当问及如何报答楚国时，重耳回答：“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里的中原就有地区的含义在内。《国语·晋语三》记载，在是否纳晋君问题上，有人主张杀之，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这里的中原有中原诸侯国之意。公元482年，吴王夫差与晋、鲁、周在黄池盟会后，吴王取得了诸侯国的霸主地位，吴王令“王孙苟告劳于周”，其中有一句话说“昔者楚人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远我一二兄弟之国。吾先君阖庐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以与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举。天舍其衷，楚师败绩，王去其国，遂至于郢”。追述先人事迹中所提到的中原，指的就是今日的河南省。
大约到汉代，“中原”一词较多指河南地区。汉景帝时期所发生的七国之乱，主父偃评价说：“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是因为“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里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徐乐在上书汉武帝时曾经对“瓦解”作解释时提到中原，“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竟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汉书﹒徐乐传》）这里是说吴楚诸王在中原被擒。
当然汉代及其以后，“中原”一词指原野者史书中也仍然存在，如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时曾说：为了传土于子孙，名扬后世，“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在进攻南越之前，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晁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汉书﹒严助传》）新莽末年，王莽命令廉丹进攻山东的赤眉军，廉丹征求冯衍的意见时，冯衍要他静观时变，并劝说：“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后汉书﹒冯衍传》）在《后汉书﹒马融传》、《后汉书﹒皇甫规传》等卷中所提到的中原还保留着原始的意义。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里中原就是指中原地区。到了晋朝特别是东晋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开始为人们广泛接受。据不完全统计，《晋书》中就有55卷涉及“中原”一词，出现了92次，而以东晋时期出现的频率最高，且大多与晋朝君臣光复中原的志向有关，如“中原沦没”、“中原乱离”、“中原覆没”、“死亡漫于中原”、“中原丧乱”、“中原大乱”、“克复中原”、“中原向化”、“中原无所请命”等，这些词语既透露出东晋人的中原情结，也反映了东晋时期中原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单元。是后，偏居江南地区的宋、齐、梁、陈等王朝都沿用了东晋以来关于中原的地理概念，其中自然包括着浓厚的中原情结。
上述论证表明从东晋南北朝以来，中原地区已经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概念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每一个朝代都沿用了中原地区的地理范畴。如宋代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作为千古流传的名句，就蕴含了南宋人对中原念念不忘的情结，可以与六朝人相比。中华书局影印1936年版的《辞海》释“中原”一词云：“古称河南及其附近之地为中原，至东晋南宋亦有统指黄河下游为中原者。”（P84）可能就是根据上述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
中原主要是指河南省，这是学术界最普遍的共识，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必备的常识。 中原是中国最大的风水宝地。
风水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理想的风水宝地是，背依绵延的群山，这山是龙脉，也就是“玄武”；面临开阔的平原，称“明堂”，明堂前还有像屏风一样的“暗山”、“朝山”，这就是“朱雀”，河水蜿蜒曲折在前面环绕流过，两侧有重重山脉遮掩拱卫，这两侧的山就是“青龙”、“白虎”。
中原大地完全符合好风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描述：洛阳、郑州位于龙尾位置的吉祥地，“左青龙”是太行山，“右白虎”是大别山，泰山如同吉祥地前方的暗山，远方的朝鲜半岛与中原隔海相望，恰好与“朝山”的位置对应起来；在“吉祥地”的身后，龙脉就是中国最大、最宏伟的山脉：秦岭和昆仑山。
１、史前文化
中原的史前文化，时间久远、内容丰富、领域广泛。８０００年前左右的裴李岗文化，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数百件磨制石器和陶器，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房址５３座，窑穴３７０座、陶窑１３座，以及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出土文物近５０００件，特别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出土的酿酒遗物，被美国人配方复制后，生产出来了９０００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轰动。７０００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我们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状况。５０００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河南也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陶器动物浮雕及鼎、罐、壶等文化遗存。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发现不只一处，也不只是少数、若干处的几件历史遗存，而是连续的、有规模的历史遗存。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个史前文明时期都处于领先地位，也足以说明中原大地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的文献记载，其历史的基本框架、社会大事以及社会性质是可信的；并已被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初步证实，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期。我们认为，应当依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称这个时期为五帝时代。五帝时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诸多特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特点是多元的、在中原首先形成并成为全国性的中心。
2、神龙文化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里。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河南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我省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６４００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３７００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中原和全国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与龙有关，如每逢喜庆之日舞龙灯，农历二月二祭龙王、吃龙须面，端午节赛龙舟等。这些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就是龙。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后以洛阳为中心和重心扩展到河南的豫东和豫南。进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的历史真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已经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确立了中华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3、圣贤文化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各种文化背景不一样，崇拜也不一样，印度崇尚动物，希腊和埃及崇尚神，中国非常崇尚圣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的中原河南，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圣人，而且名气很大。比如，谋圣姜太公、道圣老子、墨圣墨子、商圣范蠡、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字圣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律圣朱载瘫等，他们不仅以其伟岸的人格为人们所敬仰，而且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深邃的思维，创制了一大批经典著作，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不朽丰碑。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的《道德经》，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阐述了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对我国２０００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韩非子提出的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统治思想，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也在普通民众中产生巨大影响。
4、思想文化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长期生活与活动在河南，《道德经》就是在河南写的。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是河南人。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许多杰出人物如伏尔泰、狄德罗、托尔斯泰、布莱希特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托尔斯泰直至暮年还在阅读《道德经》，他说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5、名流文化
名流是一个以圣人为顶峰的特殊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圣人肯定是名流，但名流未必是圣人，名流的外延要远大于圣人。名流以其文化素养、文化格调和文化创造影响着社会，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中原历史名人辈出。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５７００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为９１２人，占总数的１５．８％。唐代留名的２０００多名作家，河南居两成。在中原名流中，既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有社会贤达和社会名士，如纵横家张仪、苏秦，兵家吴起，政治家子产、李斯、张良、晁错、司马懿、姚崇、赵普等等。尧舜时代的贤士许由，坚辞帝尧的禅让，被奉为隐士的鼻祖。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主要在河南焦作一带活动，其中阮籍、阮咸、山涛、向秀都是河南人。这些名流对社会历史进程或者社会风尚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
6、英雄文化
河南是一片仰慕英雄、产生英雄的土地，也是热爱英雄、造就英雄的热土。中原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的英雄谱，如灿烂画卷，光耀神州。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歌颂英雄的神话传说，都产生流传在河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是河南登封人。代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河南虞城人，其义举令世人赞叹不已，甚至美国人也将其英雄故事搬上银幕，全球传播。河南邓州人、唐代名将张巡在抵御叛军中，坚守睢阳，“守一城，捍天下”，被后人奉为神灵。宋代的包拯权知开封府，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惩恶扬善，成为世人景仰、万代传颂的“包青天”。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汤阴人，其“精忠报国”的壮志、“还我河山”的呐喊、“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的豪情，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这些英雄们，历来都是人们尊崇、歌颂的对象。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文化现象。
7、农耕文化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8、商业文化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当时人口达到１５０多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欧洲最古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当时只有５万人。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４００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帝位，任秦朝相国，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9、科技文化
中原科技文化比较发达，具有内容的广博性、发明创造的实用性、历史发展的传承性等特点。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冶铸技术和工艺不仅达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就连现代人也叹为观止。三门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铜柄铁剑，为目前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被誉为“华夏第一剑”。郑州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为世界上最早的椭圆形高炉。东汉河南人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１０００余年。陶器、瓷器最早也出现在河南。“仰韶彩陶”造型精美，“唐三彩”驰名中外，钧瓷色彩缤纷，汝瓷古朴典雅，不仅都代表了历史上瓷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极高的美学艺术价值。常言道，“家有财产万千，不如钧瓷一件”，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被誉为“科圣”的东汉太史令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１７００年；创立的“浑天说”，比同时代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宇宙理论”先进得多。唐代河南人僧一行，不仅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器，而且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１０００年提出了“恒星自行”的观点，他与同行们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线实测活动，因此而成为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中原孕育而发明的。
10、中医文化
中原医学文化以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黄帝被后人公认为中医药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编著的《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医学工作者必读的指导性医学著作。东汉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经典专著，被誉为“中国医方之祖”。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保留有北齐时期完整的中医药方１１８个，治疗的病种达３７个。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北宋都城开封设有“尚医局”、“御药院”、“药密库”、“太医局”、“翰林医宫院”等机构，设置之全在当时首屈一指。在“医宫院”放置的制作精细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可以说，中医药文化起源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文化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11、汉字文化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连续４０００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汉字的产生及其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编写世界第一部字典、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的文字学家许慎是河南漯河人，他在家乡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汉文字学巨著；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字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生在这里。
12、诗文文化
河南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是经过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属于今河南省境内的作品有１００多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鲁迅说过，在秦代可称之为作家的，仅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期，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洛阳贾谊开骚体赋之先河，张衡《二京赋》则为汉大赋之极品，贾谊、晁错将西汉政论推向巅峰。汉魏时期的“建安七子”中的阮蠫、应都是河南人。左思的《三都赋》名动天下，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宋词的故乡在开封，“梁园文学”的主阵地在商丘，都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东晋以后，河南大族南迁，以谢灵运的山水诗、江淹的抒情赋为代表的中原文人作品，推动了江南文学的繁荣。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河南有其二。“诗圣”杜甫是河南巩义人，他以沉郁顿挫的笔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其诗歌被赞为“诗史”；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诗人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他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成为千古传诵的佳篇。“文起八代之衰”的孟州人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达到了中国散文的高峰。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河南人，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跻身于著名诗人之列。
13、宗教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其中“释”（即佛）、“道”都属于宗教文化，其繁荣发展都与河南息息相关。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被奉为鼻祖的老子李聃是河南鹿邑人。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济源的王屋山为道教“十二洞天”之一，是唐代著名道长司马承祯携玉真公主出家修道的地方。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就在河南洛阳。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佛教信仰大众化的净土宗祖庭就在开封相国寺。标志着佛教文化中国化初步完成的“禅宗”，其祖庭就在嵩山少林寺。在佛教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鼎鼎大名的玄奘法师，是河南偃师人，也是《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也在登封嵩山脚下。
14、民俗文化
中原地区民俗文化特色鲜明，斑斓多姿，集中体现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集会等各个方面。西周时期在中原形成的婚仪“六礼”，逐步演化为提亲、定礼、迎娶等固定婚俗，并延续至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岁时风俗，如春节祭灶、守岁、吃饺子、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三月祭祖扫墓，五月端午节插艾叶，七月七观星，八月中秋赏月，九月重阳登高等等，大多起源于中原，并通行全国。中原民俗还创造了民间的生活形态和艺术品，太昊陵庙会、洛阳花会、信阳茶叶节、马街书会、开封夜市等古代的民间节会至今不衰，开封的盘鼓和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南阳玉雕、濮阳和周口的杂技等民间艺术享誉中外。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民俗文化广泛影响了周边地区乃至华夏和世界华人族群。比如饮食方面，广东人在豆腐上挖个洞，填满肉馅，蒸熟后食用，其实就是客家人从中原带去的吃饺子风俗的变异。中原民俗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15、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又称功夫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原武术文化技冠天下，德播神州。“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形象地表明了少林武术在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传奇，帮助戚继光抗倭立功的光辉业绩，使少林寺遐迩闻名，成为中华武术的荟萃之所、流播之处、发扬光大之地，使“少林”成为中国武术的品牌，成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品牌。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创立的太极拳，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又一重要流派，以刚柔并济为特征，以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旨，已推广到五大洲，成为上亿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6、姓氏文化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无论肇始与大量衍生都与中原关系密切。《中华姓氏大典》中的４８２０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１８３４个，占３８％；在当今的３００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１７１个，占５７％；在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１００大姓中，有７８个姓氏的源头与部分源头在河南，无论是李、王、张、刘为代表的中华四大姓，还是林、陈、郑、黄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南。近年来，我们以“万姓同根，万宗同源”为主题举办姓氏文化节，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认可与响应，在全球华人中掀起了寻根到河南、朝觐到河南、拜祖到河南的热潮。姓氏文化是河南独有的文化现象。
17、饮食文化
豫菜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菜系，是中国八大名菜的母菜，历史上曾作为宫廷菜而风靡全国。豫菜始于夏、商、经过东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不断充实发展，到北宋时，已形成具有独特风味的重要菜系。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沿黄七百余公里，是摇篮的中心，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四千多年前，夏启在禹县为诸侯设宴，史称“钧台之亭”，是我国最早的宴会。《礼记.王制》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这是我国古老的宴会制度。文中的有虞氏在河南虞城县。殷纣王在安阳一带“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这是历史上最早最大的宫廷嬉戏宴会。夏少康被夷族追逐，逃到已有宴会制度的有虞氏作厨官，后来恢复了夏朝，少康成了国君，可谓“国君厨师”。商都开国相伊尹，出生于河南伊川县一带，擅烹调，可称为“宰相厨师”了。伊尹被后代尊称为烹调始祖。历史上有名的“周王八珍”对豫菜影响较大，经过历代厨师的继承和发展，内容不断丰富，技巧精益求精。唐朝武则天临朝称制，改国号周，定都洛阳，附近山区民间汤菜进入宫廷，经过高手加工升华，成为定型定制的“洛阳水席”，是豫菜中一朵奇葩。
18、政治文化
历史上的中原大地长期是政治角逐、政权更迭、政体演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先祖，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往与联盟等政治行为，不断地推动政体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朝到宋代３０００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个。中国自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省也就是俗称的大中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中原地区形成，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合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姻，最后融合为一体的时期。可以说，研究中原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同化，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与同化的一个窗口。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从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以迄明清，民族融合同化时间之长，被融合的民族之多，融合情况的多样、复杂，均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
1、魏晋南北朝时期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往往是伴随着野蛮民族的征服开始的。北方少数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大迁徙造成了中原地区胡汉杂居的局面，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他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目的在于巩固北魏政权，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鲜卑族同中原汉族的融合，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如他们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民族融合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少数民族的汉化与主体民族的胡化往往同时进行。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的三个半世纪中，进入中原的一批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已基本上与汉族相一致，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消除，经过杂居与通婚，血统上二者也融为一体了。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册，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洎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化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但除了姓氏外，已没有匈奴族的任何特征了。
2、唐五代时期
这一时期，又有许多少数民族被中原地区的汉人融合，成为汉族。唐代洛阳是北方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中亚、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长住洛阳，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交合，使唐代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5个王朝，其中的后唐、后汉、后晋分别是沙陀人李存(上曰下助)、刘知远、石敬瑭建立的，沙陀源于突厥。李存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从而使西北和东北的大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这3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仿照中原地区的传统模式建立起来的，由沙陀人与汉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军队也是如此。婚姻上没有禁忌，沙陀皇帝的后妃多为汉族，百姓间汉族与少数民族的通婚就更为普遍，再加上五代时盛行的义养风气，沙陀皇帝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3、宋辽金元时期
长达4个多世纪的宋辽金元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大中原河南省以无比的包容性将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融入教化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它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上棘下人)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周邦彦《汴都赋》）许多人后来定居于中原。契丹人大批进入中原是在金国灭亡北宋以后，金国统治者“虑中州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大金国志·屯田》）至元代中叶，契丹人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陶宗仪在《南封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中原地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的认同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凝聚力的核心，也证明了马克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中原城市群——迅速崛起
1、总体规划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为了实现中原崛起而做出的一项重要的战略规划。中原城市群是一个以郑州为中心，以洛阳为副中心，以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焦作、平顶山、许昌、漯河和济源九个城市为核心区域，以安阳、鹤壁、濮阳、商丘、周口、驻马店、以及山西的晋城、长治和山东菏泽等城市为外延的城市密集区。2007年中原城市群九市生产总值5881.58亿元，比上年增长15.4%，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上升到57%。中原城市群2007年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15个城市群第七、中西部地区第一。
中原城市群九市功能定位：
郑州：河南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文化旅游城市，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现代化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
洛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文化旅游城市，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城市，先进制造业基地，科研开发中心和职业培训基地，中西部区域物流枢纽。
开封：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文化旅游城市，中原城市群纺织、食品、化工和医药工业基地，郑州都市圈重要功能区。
焦作：国际山水旅游城市，中原城市群能源、重化工、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
新乡：中原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汽车零部件、轻纺和医药工业基地，职业培训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北部区域物流中心。
平顶山：中国中部化工城，中原城市群化工、能源、原材料、电力装备业制造基地。
许昌：中原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轻纺、食品、电力装备制造业基地，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生态观光区。
漯河：中国食品城，中原城市群轻工业基地，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南部区域物流中心。
济源：中国北方生态旅游城市，中原城市群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
2、郑汴一体化
郑汴一体化就是通过实现郑州和开封两个邻市的产业对接和实现一体化发展来带动开封市发展的战略举措。具体就是让郑东新区和汴西新区向中间靠拢。这是中原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一步棋。郑汴产业带是中原城市群建设的起步区，也是核心区之一。目前已经有大批项目在郑汴产业带上投产。在郑开大道上举办的郑汴国际马拉松比赛，已经成为中国比较有影响的马拉松比赛之一。
3、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是郑州市为了实现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而在郑州东部建设的现代化新城区。郑东新区规划占地150平方千河南省艺术中心米，计划用二三十年建成。郑东新区的规划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在世界建筑师年会上获得首届城市规划设计杰出奖。郑东新区CBD被国内外权威金融机构评为“2007中国最具投资价值CBD”。国际一流的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建成后，郑州会展经济迅速崛起，大型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展会频频在郑州举办，2007年郑州会展面积跃居国内城市第六。郑东新区使郑州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其建设也得到的国内所有地级市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郑东新区已经成为河南的一张新名片。
（二）中原基本数据
国家森林城市1个：许昌
世界文化遗产2处：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
AAAAA级景区3处：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
世界地质公园4个：嵩山，云台山，伏牛山，王屋山--黛眉山
古都4个：十三朝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夏商故都郑州，商都安阳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7个：鸡公山，洛阳龙门，嵩山，王屋山－云台山，石人山，青天河，神农山
国家园林城市10个：郑州，洛阳，许昌，南阳，新乡，济源，登封，舞钢，偃师，焦作
历史文化名城8个：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商丘，南阳，濮阳，浚县
国家卫生城市9个：郑州，洛阳，濮阳，许昌，登封，荥阳，新郑，济源，巩义
国家地质公园11个：嵩山国家地质公园，焦作云台山国家地质公园，内乡宝天曼国家地质公园，王屋山国家地质公园，西峡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河南嵖岈山国家地质公园 ，郑州黄河地质公园，洛阳黛眉山地质公园，洛宁神灵寨地质公园，辉县市关山地质公园，信阳金刚台地质公园
中国民间文化之乡23个：（由国家认定）
中国杜康文化之乡----河南汝阳
中国太极拳发源地---河南温县
中国木兰之乡---河南虞城
中国抬阁之乡---河南安阳
中国地坑窑院文化之乡---河南陕县
中国大禹文化之乡---河南登封
中国夏禹文化之乡---河南禹州
中国羲皇文化之乡---河南新密
中国车舆文化之乡---河南平舆
中国三国文化之乡---河南许昌
中国陶瓷文化之乡---河南禹州
中国腊梅文化之乡---河南鄢陵
中国女娲神话之乡---河南济源市邵源镇
中国木版年画之乡---河南开封县
中国盘古文化之乡---河南桐柏
中国重阳文化之乡---河南上蔡
中国梁祝之乡---河南汝南县
中国盘古圣地---河南泌阳
中国国神文化之乡----河南卫辉
中国三皇故都文化之乡---河南周口
中国嫘祖文化之乡---河南西平
中国冶铁铸剑文化之乡---河南西平
中国烟草文化之乡-----河南襄城
中国猕猴桃之乡------河南西峡
千百年来，从中原大地走出来的千古风流人物如滔滔黄河之水，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引领着中华文明的进程，也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河南昔日的荣光。据统计，在二十四史中立传的历史人物有５７００余人，其中河南籍的历史名人占到绝大多数
（一）古代名人（仅列出出生于河南的）
1、政治家：黄帝，颛顼，帝喾，舜，商汤，殷纣王，苏妲己，姜子牙，伊尹，郑庄公，子产，百里奚，商鞅，信陵君，吕不韦，李斯，陈胜，吴广，张良，陈平，晁错，张释之，刘秀，邓禹，袁绍，司马懿，司马昭，冉闵，谢安，谢玄，王审知，杨行密，翟让，长孙无忌，上官婉儿，陈元光，姚崇，唐玄宗，赵匡胤，司马光，高拱……
2、军事方面：风后，吴起，张良，马武，冯异，司马懿，郭嘉，荀攸，荀彧，徐庶，典韦，黄忠，邓艾，谢玄，冉闵，张巡，石守信，岳飞，岳云，史可法……
3、思想家：老子，庄子，列子，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苏秦，张仪，墨子，吕不韦，范缜，韩愈，刘禹锡，玄奘，程颐，程颢，邵雍……
4、文学家：许穆夫人，李斯，庄子，韩非，贾谊，张衡，阮籍，蔡邕，蔡文姬，阮瑀，应玚，潘安，谢灵运，干宝，范晔，元稹，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贺，刘禹锡，韩愈，岑参，崔颢，司马光，陈抟，蒋湘南……
5、科学家：石申，墨子，孙叔敖，郑国，许慎，张衡，张仲景，马钧，一行，李诫，朱载堉……
6、著名商人：商祖王亥，商圣范蠡，商神白圭，儒商鼻祖子贡，爱国商人玄高，著名商人吕不韦……
7、民族英雄：冉闵，谢安，花木兰，岳飞，史可法……
8、书画家：邯郸淳，吴道子，褚遂良，郑道昭，刘德生……
（二）近当代名人
1、政治家：袁世凯，候镜如，张思卿，袁宝华，卫留成，***，吉炳轩。。。
2、军事家：杨靖宇，许世友，彭雪枫，吉鸿昌，李德生，曹刚川。。。
3、文学家：柏杨，魏巍，姚雪垠，穆青，白桦，李季，卧龙生，叶楠，李准，宗璞，刘知侠，张宇，刘震云，周大新。。。
4、专家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崔琦（生于河南宝丰县），哲学家冯友兰，翻译家曹靖华，史学家白寿彝，音乐家时乐蒙，物理学奖袁家骝，发明家王永民。。。 。。。 。。。 。。。
5、书画名家：靳尚谊，丁井文，张海，谢瑞阶，陈天然，魏紫熙，陈佩秋，蒋采苹，李伯安。。。
6、著名企业家：许家印，朱保国，董书通，李伟，陈泽民，景柱，汤玉祥，魏新，董文标。。。
7、体育明星：邓亚萍，刘国梁，王富洲，郑海霞，陈中，张蓉芳。。。
8、演员：赵雅芝，常香玉，李娜，张丰毅，程琳，陈明，关牧村，释小龙。。。
9、著名主持人：李瑞英，海霞，沙桐，张泽群，陈鲁豫，朱军。。。
10、感动中国的河南人：任长霞，魏青刚，李学生，李剑英，武文斌，张尚昀，张荣锁，高耀杰，洪战辉，王百姓。。。
11、其它：马艳丽，张海，张武 ，SKY（李晓峰）。
八、中原:思想文化的源头圣地
关于思想文化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目前学术界通常根据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层次将文化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思想文化主要是指处在最高层次、以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即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文化。人们也把这种对“知”和“行”的本质及其规律认识的文化，叫做哲学。
历史上中原地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萌发和荟萃之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儒家、墨家、名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活跃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学说与著作，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汉唐以降，儒道互补，再加上佛学的调适，在宋代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也是在中原地区完成的。
思想文化的源头圣地
中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圣地。《周易》这部被誉为中华第一经的文化大典，是在中原河洛地区孕育而成的。中国古代思想的黄金时代在先秦。先秦时代，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标志的道儒墨法等诸子思想与著作，被奉为中华文化的元典，其创始人或集大成者多为河南人。
赵保佑(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大家知道，在中国早期众多思想流派中，有一部经典的经典，夏时称作《连山》，商时称作《归藏》，周时称作《周易》。这部以八卦及其符号为中心内容的经典尽管带有巫筮文化的神秘色彩，但实际上是华夏先民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认识不断深化的记录，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而八卦符号又同伏羲乃至“河图”“洛书”相连接，都是中原思想文化的原生物，这一历史渊源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学的佐证。
丁巍(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馆员)：道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由老子所开创，并在庄子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老子，今河南鹿邑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数度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将道视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本体及其运行的总规律，提出：道生万物、执一统众、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物极必反、和谐有度、俭啬寡欲、保朴守真、柔弱处下、贵柔重雌等思想与主张。庄子，今河南民权人，他集道家思想之大成，将道家的人生学说与精神境界推到了顶峰，庄子思想体现在《庄子》中，其思想的中心是要追求人的精神自由。
孟津龙马负图寺 中华人文之祖伏羲氏的祭祀地，河洛文化“河图”发现地，距今已有1600余年
高秀昌(河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由孔子所开创。孔子，宋国贵族后裔，祖籍今河南夏邑，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政治上主张礼治和德治。战国时，儒家内部产生分化，“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其中“子张之儒”的子张，是今河南淮阳人。
毛兵(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因创始人墨子而得名。墨子，今河南鲁山人，墨子共有十项基本的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此外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墨家也有卓越成就。墨家的主要思想汇集在《墨子》中。
安继民(河南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主张以“法”治国，反对仁义；强调明刑尚法、信赏必罚；主张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主张君主专制，尊主卑臣。韩非，今河南新郑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法、术、势三者相辅而相成，不可偏废，又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处势则治”，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所著《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是一本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所著《君主论》相媲美的政治学著作，但却比《君主论》早出近一千八百年。
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
古往今来，无数中原的思想家，用自己的思考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思想所闪现的光辉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星空中最耀眼的区域，而他们的学说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熔铸成华夏文明的思想精髓，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干，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礼义廉耻、仁爱忠信，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丁 巍：道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道是传统文化中极具魅力且分量最重的一个概念，道是理念、境界、智慧、力量、路径，是古老中国的文化密码。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创建的过程中，老子思想对孔子思想以及其它先秦诸子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与孔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既互相分立，又互相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渊源和主流传统之一，并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以楷(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道家根基说是对中国哲学的准确把握。我们不妨以大树比喻中国哲学，其主干是儒道互补，具有鲜明的中国哲学之树的特征，而树根则是道家哲学。因为道家哲学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本原本体论，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道家哲学还为中国哲学提供了道、德、太极、有无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儒、墨、名、法、阴阳各家，都在这本原本体论的基础上，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以道、德等基本范畴为构件，结合本学派学说的特定内涵，各自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反作用于道家哲学，共同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入发展。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鲁迅先生和李约瑟先生用根柢、根来比喻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很深刻的。
陈鼓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多年来，我总结自己对道家哲学的研究而提出“道家主干说”，此论点主要在阐明，就哲学理论的角度而言，道家哲学才是中国哲学的理论主体：第一，从马王堆帛书与郭店楚简等多种《老子》之出土文献来看，老子之为“百学之王”的地位更应确立。第二，处于春秋末的老子和孔子是师友关系，先秦史籍多所记载。孔子是“述而不作”，老子则将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转化为形上道论，将宇宙人生纳入整体的反省及把握。其建构的形上体系，是中国哲学理论的首次突破。第三，老子的哲学体系不仅在古代哲学中居于创始及突破的地位，其理论更是投影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中，成为历代哲学体系建构的理论主体，如柏拉图哲学思想投影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一般。
高秀昌：对儒学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原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做出的十分重要的贡献。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张，今河南淮阳人，践行“忠信”之言，形成了“儒家八派之一”的“子张之儒”。魏晋时期的何晏(今河南南阳人)、王弼(今河南焦作人)，以《周易》、《老子》、《庄子》(合称三玄)为主，综合儒道立论，提出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等范畴，推动了中国儒家以及道家哲学的发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大儒韩愈，今河南孟州人，提出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谱系，不仅解决了儒学的继承问题，而且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直接的启发。宋代程颢、程颐兄弟，今河南洛阳人，创新儒家学说，形成了洛学，奠定了宋明理学基础，其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接续了先秦儒家的道统与学统，而且又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长达七百多年；另外，他们的思想还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如日本、韩国、越南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冯友兰，河南唐河人，他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
毛 兵：墨家学派兴盛于先秦，中衰于汉至清代，但墨家典籍尚在，墨学作为非主流的学说，如细细的潜流，依然活在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并在中华民族前进的历史长河中绵延而曲折地发展。尤其是到了近现代，伴随着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会通，墨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安继民：韩非强调，革新要以明辨是非为前提，以客观必然性为基础。这种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政治统治艺术观念，为历代帝王所沿用。汉袭秦制，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政治体制，也是在法家特别是韩非子思想的指导下，创建并越来越加以细密化、丰富化、完善化，比如沿用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就是在法家体制的框架内进行的一种人才遴选制度。
赵保佑：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集中体现。中原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中长期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她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化成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域文化不能比拟的。正如徐光春同志所说，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与日俱新，新文化建设，必须以传统的优秀精神文化为资源。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全面提升中原文化的引领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
任继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原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学说和孔子学说是互相补充的，是指导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两部重要经典。放眼中国历史，凡是太平盛世，无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都是将两种学说协调得好的结果，后者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统治，前者安抚了个体百姓的生计。即便在今天，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干扰、乱出点子的思想还有现实意义。
赵保佑：长期以来，中原文化都以其先进的文化理想引领着东方文明的进程。中原地区的先贤们发现并阐发的许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例如“福祸相倚”的辩证思想，“以法为教”的法治思想，“兼爱互利”的社会和谐思想等等。中原文化在精神层面建构的文化理想，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气概，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尊道贵德的理性品质，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怀，中庸辩证的思维理念，在环境恶化、能源危机、人为灾难频繁发生的今天，不仅是引导人类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美好理想，而且对于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理想人格完善、民族素质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都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
王中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所内涵的发展与代价、成就与丧失、进步与退步等内在矛盾也在更深刻的层面和更广泛的程度上得到彰显和展开。现代文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所蕴含的生存智慧特别是生态智慧，正在得到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展现出其超越时代、民族和国界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一种有着警世、医世、救世功能的普适文化，在当代愈发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高秀昌：中原先哲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精神、礼治精神、德治精神、仁爱精神、举贤精神、民本精神、人本精神、内圣外王精神、立人立己精神、诚敬精神等等，经过现代的转化和洗礼，必然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精神文化资源。
孙中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墨学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价值也表现在诸多方面：发扬墨家的生产和节约意识，而克服其忽视文化娱乐的弊端；发扬墨家崇尚贤才的思想，而扬弃其某些成员盲从的弊端；发扬墨家互爱互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扬弃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因素；发扬墨家利他主义的崇高精神，而克服其苦行和禁欲的弊端；发扬墨家酷爱和平、反对霸权的意识，又汲取其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和战备思想；发扬后期墨家理论、理性、科学技术和逻辑的优良传统，而克服墨家的迷信思想和经验主义的弊端等。
米·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墨翟以其正义和贫民权利而斗争的范例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人民在曲折的国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鲜明的民族特性。他的“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对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活动的道德评价基础。这种思想至今有其现实性并有世界意义。
安继民：以《韩非子》为集大成的法家的富国强兵思想强调的就是提高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现代国际社会民族国家之间全面竞争的基本指标。先秦法家的思想理论和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对我们提高综合国力的政治经济乃至于文化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在先秦法家思想中得到灵感和启发。有了综合国力，不仅可以更好地构建和谐中国，而且可以贡献于全人类，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提供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参照。这当然不仅是法家的贡献，也是道、儒、墨、法等多元并存的传统文化的总体贡献。
九、中原访古—寻根中原—大道文化之源华夏文明之根-地区文化
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举办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山西、山东、辽宁、河北、江苏、甘肃、河南等14个省市的80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从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就华夏文明的源头，尤其是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中原是探索中国古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同时还是文献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个年代湮远、扑朔迷离的历史时期，如何从考古学、历史学上去把握它，如何正视古史文献的记载，如何利用这些浩如烟海的古史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来重建上古历史，追溯华夏文明之源，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河南博物院倡导召开此次会议，一方面希望以此为契机，深化对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希睇关于五帝时代的研究能够引起学术界的争鸣，以致最终能够正确认识我国夏代以前的历史，填补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空缺。蝌篇幅有限，现将部分发言摘录如下：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这次会议的主题很有特色，我们文明中心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六七次文明起源和文明化进程学术会议，但是像这次会议正面提出“历史与考古的整合”来探索我国文明的起源这是第一次，所以，非常感谢河南博物院张文军先生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先生倡议这个题目，有了这样一个主题，所以这次会议的内容才有新意。还有，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最广泛的学术会议。除考古新发现外，会议代表还论述了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五帝时代的谱系、活动区域以及五帝时期都邑的判断，也包括洪水治理、五帝时代本身的年代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像酋邦、国家形成的标志、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特点，包括模式方面的探讨，另外还有各个区域之间区域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等，这体现了我们一直所倡导的理念，也就是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文明起源，从代表们的发言可以看出，有的是从生产的角度、从生产方式的变化、手工业技术的发展、还有环境的变化、城市、文字、聚落形态，包括人口的迁徙、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等，几乎涉及文明起源研究的所有方面，这些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特点。这次会议反映了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虽然在考古与历史的整合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今后我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这无疑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陈爱兰（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河南是考古工作者的胜地，从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确立，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安阳殷墟的发掘，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配合科学研究和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在河南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一次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不仅仅引起世人的注目，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千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学术课题。如仰韶文化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它的发掘开创了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先河，是中国新石器时＊＊古的基础；甲骨文的发现及殷墟的考古发掘，展示了商代文明最为辉煌的一页，向世人证明了殷商一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中存在，而且已达了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不仅为夏代飘渺不定的历史打下了坚实的根基，而且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夏文化的时空框架；不仅证实了《史记•夏本纪》的可信性，而且在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掘出了一代王都；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遗址，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成为夏商文化分界的两个重要界标。凡此种种，这些重要发现，见证着河南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彰显出中原文化的无穷魅力。
张文军（河南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成序列，前后发展连绵不断，并且在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率先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也正因为此，中原地区当然地成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追寻夏代以前历史的重地。近年来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新密新砦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濮阳高城城址、郑州大师姑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及山西陶寺遗址最新的考古成果，充分显示了中原在探索华夏文明起源与早期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中原在这个重要课题的研究中，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文化谱系的研究，聚落的研究，都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中原地区还是文献记载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等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如何看待这些丰富的文献记载与史迹，这些文献和史迹与我们要追寻的夏代以前的历史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与我们所揭示的一系列新石器时＊＊古学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我们在文明探源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豫西灵宝、豫北濮阳一带，从古史传说中属于不同的族属，而且在考古学文化上也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同时两个地区都存在着相当多的关于黄帝、颛顼等的史迹，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因此，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我们将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文明探源考古学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考古学研究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更新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在课题的组织上，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人来参加，这样才能取长补短。
张忠培（原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关于考古与历史的整合，“整合”这个词不是大陆的词，是从台湾进过来的。石兴邦先生提到台湾关于历史与考古整合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也提交了一篇文章，也就是《关于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几个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我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的基本观念，我到今天还是基本上保持这个意见。我认为历史是一个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层次的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透视能力去研究客观存在的历史。严格来说，虽然需要有很多学科去研究历史，但是在我看来，基本上就两个学科，一个就是历史学科，一个就是考古学科。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到今天，就需要我们如何把两个学科的成果整合起来，使我们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地去观察客观存在历史，我们这次会议主题的副标题，就是这个意思。考古学和历史学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有所不同，所以二者也就存在一个如何整合的问题，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各自所具有的优势和缺陷使得我们必须由材料牵着鼻子走，考古和历史有可以整合的一面，也有不可以整合的一面，这就是我关于考古与历史整合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我们探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就是顺藤摸瓜，沿着已知的线索探求未知的领域，比如以二里头遗址为基点探索先夏文化，以殷墟为基点探索早商和先商文化，以及以斗鸡台遗址为基点探索周代和先周文化，这些探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我们要考古与历史整合，就应从已有的经验转化为某种理论，然后用来指导我们未来的实践，而且又在未来的实践中去不断地修改我们不合适的理论，这也是我们探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取得的宝贵的经验。
石兴邦（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历史与考古学文化的整合研究会议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7年在台北举行的，张光直先生说：中国古史研究与考古学的发现成果的间距，比海峡两岸的距离还远。我们两岸学者有责任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她整合起来。我希望今天这会开了后，使这个距离要缩短，更整合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一样，可分三个大的范畴，即(一)史前时代(原始公社和氏族社会时期)；(二)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阶段；(三)历史时代(典章制度的制订与各种文明性的创造发明，包括文字、金属等)。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是：遵循“一元多支”和“众支融合”的模式和过程，而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文明形成于原史时代(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具体表现为：有一个强大而凝固的氏族部落文化基础，并形成大小不等的系区组织及方国集团；构成文明要素的且具有神圣意义的各种文化类型品的出现，有用陶、木、玉、石和铜制的相应的礼器，灵器、兵器和文字等化品；大型和特大型聚落的出现和二里头、陶寺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原史社会文化可靠的基点；已经发现的史绩证明与传说中的我们五帝时代(尧、舜、禹时代)的史实是相整合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对问题已提出数据和认识。我们发现了“百宝箱”，但还未打开，或者揭开看了看又合上了，内涵还不够清楚，掘识面还深度不够，工作进行缺乏持久性和组织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计划性和持续性，要有较大规模的进行，并对有关遗址深入一步的调查、核实并保护好，以期有效持续地进行工作始能取得成果。
许顺湛（河南博文物考古学会名誉会长、河南物院研究员）
五帝时代是传说时代还是历史时代？如果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虽然文献记载有牴牾、有疏漏，但从客观上来看必须认可五帝时代，司马迁把它作为历史时代写入《史记》的首篇是有道理的。《史记•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是指具体的人，是若干代的具体的人，其名字是族团领导的世袭名称，也是族团的名称。研究五帝时代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对它的上下限不确定，就无法在历史的长河中定位，不定位的研究是盲目的，是不科学的。根据《春秋命历序》结合其他文献进行分析研究，笼统地说五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大体在距今6400年至今4100年之间。有五帝年代框架大体定位后，就可以与考古学文化对应。凡是与五帝时代年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都可以称为五帝时代文化，但是不能称为五帝文化。目前关于五帝文化的具体确认还很难，黄河流域特别是大中原区域内，可能是五帝文化的主要地区。五帝时代在神州大地出现了不少区域性的文明中心，反映了华夏文明起源是多源的。诸多文明中心由于各种原因，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华夏文明，其中黄河文明、中原文明独领＊＊，成了华夏文明的主干，成了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的代表。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郭大顺（原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研究员）
史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使其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的整合已渐成熟，这是文明起源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也应作为今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点课题。目前，对史前考古与古史传说五帝时代的整合研究，有以下方法和观点值得重视：一是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指导，确定五帝时代的时空框架。五帝时代可分为前后期，即以黄帝为代表的前期与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后期。大约以距今5000年为界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早期），与五帝时代前、后期有相互对应关系。五帝时代主要部族集团的活动，以中原及其周边的东方、东南沿海，以及以辽西为重心的燕山南北地区为重点。二是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时代特点及其在史前考古中的反映。各区域主要考古文化同步发展但有主有次，入主中原的时间有先有后。区域考古文化个性化充分发展并频繁交汇和相互吸收，是文明起源的原动力，并导致诸考古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走向最初的文化共同体即“共识的中国”。三是从各区域具主导性考古学文化迁移传播的线索，寻找五帝时代诸代表人物的活动踪迹。以四周向中原聚集为主的汇聚型，而不是以中原向四周放射为主的扩散型，是五帝时代诸考古文化发展交流的主流态势。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在充分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向一起汇聚。五帝时代，既是中国跨进文明社会的时代，更是由文化认同达到“共识中国”的时代，还是中华传统（礼）初现的时代，是为中华文化、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基的一个伟大时代。
沈长云（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目前考古界的同志引用文献资料已蔚然成风，但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将自己掌握的考古资料和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全部罗列出来，看看自己的考古资料与哪些历史文献能对得上。这里面就存在一种主观因素。五帝时代我们不能否认。司马迁写五帝，在其之前已有五帝的说法。但怎么看“五帝时代”，邹衡先生认为我们不能把其看成是纵向的系统，而是看成横向系统的。同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三皇五帝系统的提法一样，横向系统就是五帝不是前后相承的这么一个顺序，不是像史书讲的那样彼此之间有亲属关系，如父子关系、祖孙关系等。古文献将夏商周祖先也都看成是黄帝的后代，现在看来这种纵向关系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横向地看就很好理解。我想，如果要给传说中的中国五帝时期亦即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做一个理论概括的话，那么，酋邦这个概念就是最好的选择。实际上，酋邦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的“天下万邦”的“邦”，亦即今日治先秦史者屡屡提到的“族邦”，考古学或称之为“古国”。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从尧舜禹族邦（酋邦）联盟过渡到夏的家天下的故事，反映了“从酋邦到国家”这一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具体途径。
李 民（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是否应有其“过渡”阶段，也就是说是否有一个国家的雏形阶段。《尚书•尧典》中较早提到帝尧时“协和万邦”，“万邦”即可用以概括这个“过渡”阶段。在古代的万邦时期，产生了国家文明形成的诸多因素，具备了氏族制度解体并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阶段应该被视为国家的雏形。使用中国古代文献早已有的“万邦”一词，比使用“城邦”、“酋邦”等更加切合中国古代历史的实际。“万邦”是中国古代国家萌芽和产生时期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万邦”正处于氏族、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的历史时期。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邦都已具备国家的要素。在“万邦”时期，只有个别的大邦进入了国家。从万邦林立到统一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第一次急剧变革的时代，但这一变革也并非是一朝一夕所完成的，统一的夏王朝并非是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我们从《尧典》的“万邦”时期看出，那时的诸邦，像是一片树丛，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向上分化，最终形成统一国家。都城的出现，应是统一国家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朱乃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立国之地，因此这里自然就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的主要区域。20世纪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表明，中原地区是最早开展探索文明起源的区域。已形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突出地表明这里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区域。尤其是自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来的近五年内，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等一批重要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的突破，更彰显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目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分歧仍然存在。考古发现与探索方面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探索与研究的进程；尤其是由于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的整合研究对于揭开传说时代的史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夏王朝最初确立的史迹，以及尧舜禹的史迹等仍然处于艰难的证实之中；考古学的个案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由中原地区的有关研究突破才能够得到更好地解决。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研究，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尚存在着相当大的研究与探索的余地。
江林昌（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
从时间的角度看，五帝时代跨度一千年以上，当时氏族如林，部落众多，并非仅有五个帝号。我们应该将五帝时代的各种帝号全面蒐罗，然后大致分组分期，如：黄帝、炎帝、蚩尤为第一期；颛顼、烈山、共工、太昊为第二期；少昊、帝喾、祝融、梼杌为第三期；尧、舜、四岳、后羿、皋陶为第四期，等等。至于这些不同期的帝号与考古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只能做出部分推测，还很难坐实，如陶寺文化与唐尧等。然而，推测也是深入研究的第一步，应该倡导。从空间角度看，存五帝传说大都集中在中原地区,而考古发现表明,五帝时代，除黄河流域外，在长江流域、长城内外已有许多文明同时兴起，表明这些地方也有许多先进民族及其首领英雄的神话传说。如，良渚文化的英雄传说、红山文化的英雄传说，等等。这些英雄传说到了夏商周以后，在“夏夷之辨”、“中原政治文化一元论”的影响下而被逐步删掉了。五帝时代研究还有许多空白，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民族调查加以补充。从气候地理环境角度看，大约距今8000-3000年之间，由于“冰河期”结束，地球开始转暖。气温上升，导致冰雪融化，河水泛滥。这期间，黄河正是洪水滔滔，泛滥成灾。其中有两次改道，直接影响到中原地区部落联合体的形成与布局。
许 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法说清楚二里头文化是如何在纪元前第二千纪的前半叶崛起于中原的。但无论如何，作为东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强势核心文化，它的登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二是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这二者在东亚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华夏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二里头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之所在。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遗存，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双轮车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车辙痕迹，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也是同类遗存中前所未见的。二里头遗址宫城方正规矩、宫殿建筑中轴对称、呈封闭式结构、宫殿布局多进一体，大型宫殿建筑群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上述要素，都开中国古代宫室建筑和都城规划制度之先河，是中国传统宫室制度的最早范例。二里头遗址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何 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陶寺早期城址在陶寺中期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中期沿用早期的宫殿区。但是中期王级贵族墓地与早期王级贵族墓地不同茔域，暗示陶寺城址的掌权家族易手。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最高权力控制的大型窖穴仓储区的存在，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陶寺晚期凸显暴力行为，伴随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政治报复行为特征显著。这些迹象都一再告诉我们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我个人认为，尧都平阳的史籍传说变成信史不会太遥远了。在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充分的考古资料引导我们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用更详实的考古资料续写他们辉煌历史的细节。
袁广阔（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上濮阳曾称帝丘。《汉书•地理志》：“东郡濮阳故帝丘。”文献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上世纪60年代，廖永民在濮阳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高城村南遗址，有古城墙存在。2002年，濮阳文物保管所对遗址进行钻探，发现遗址北城墙。2005年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濮阳市文物保管所对遗址四面城墙进行钻探和试掘，发现这是多个历史时期相叠压的古城址，确知有东周大城一座，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四面城墙保存完好，城墙高度约6－7米；在东周城下有一座甚至多座早于它的城址。由于发掘面积所限，下面城址的时代和面积不详。从初步发掘可知城墙的夯土分三部分，即平夯、圜底夯和无夯窝夯土。从文献可推断目前发现的东周城应为卫国晚期的都城。其下面的城址，《汉书•地理志》云：“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文献记述的帝丘、昆吾故城都与现今发现的高城遗址发生了联系，但哪一条正确，待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证明。因此濮阳特别是高城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为研究卫国，夏、昆吾以及先商的历史都十分重要。
马萧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有两座特大型半地穴式房址，解剖了壕沟，揭露二十余座墓葬。西坡遗址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中心聚落很可能从仰韶文化中期（约公元前3800~3300年）开始，与普通聚落产生功能上的差别。位于遗址中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具有公共礼仪性功能建筑的发现，以及大型墓葬和高规格随葬品的出现表明，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结构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复杂化倾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原定研究时段为公元前2500-1500年，西坡遗址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处被列入探源工程的早于公元前3300年的遗址。西坡遗址的发现，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仅把探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者提供了认识中原文明起源的特点、进程、动因的切入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源。通常意义上的文明探源，就是向前追溯文明因素的起源，因而也往往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看作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时间上的追溯。这反映的是典型的由后往前逆推，或者说从流到源的研究方法。西坡遗址的发现及对社会结构复杂化的研究，可以说开辟了一条从源到流研究文明起源的新思路。
张得水（河南博物院研究员）
中原文明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是在吸收、借鉴周围地区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是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融合的过程，文化的融合性是贯穿于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主旋律。河南史前的玉文化并不发达，或者说是缺乏尚玉的传统。与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牙制品相比，玉器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品类。而且，多为生产工具或装饰品，并没有成为主流的礼制的物质载体。然而，到了龙山时代的晚期及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玉文化逐渐发达起来，并最终形成中国玉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的古玉文化，显然不是本土固有文化的传承，而是受到周围地区先进玉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中原地区古玉的发展受到北南两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原地区地缘相近的周边诸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无疑起到了二传手的作用。同时，中原地区在接受周边玉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更多的融入了自身的文化因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并不是孤立的，周边地区先进文化因素的传播与影响，也是中原文明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网“华夏文明”：http://cathay.ce.cn/history/200804/11/t20080411_151233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