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让我惊叹的三本书■ 洪烛

              2009年最让我惊叹的散文——刘以林《人生六悟》

   他是一个想成为李白的人。我指的是，他不单单想像李白那样写诗，还想像李白那样生活。譬如，像李白那样漫游。就这点而言，他不仅太像李白了，甚至比李白走得更远。他不仅走到四川江油的李白故里，还走到李白更遥远的出生地：“明月出天山”的西域。他不仅走遍全中国，寻访留有李白脚印的名山大川，还做了李白想都没有敢想的事情，周游世界。

   他认为周游世界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动力，在我们这一代之前，谁要想周游世界，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万分尊敬的行走先锋徐霞客，他走了整整一生，也只是在亚洲东部画了几条曲线；而一生好入名山游豪气逼人的李白，他所到达的地方更是有限；甚至连从欧洲走到亚洲的马可·波罗，也只是在两点之间画出一条直线而已，关于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他是不可能亲自体验。只有我们这一代人例外，我们在交通和资讯上都获得了速度，世界通畅的大门真的打开了……”

   他是谁？能够羡慕李白而又超越李白，做了连李白恐怕都会羡慕的事情。他就是刘以林。

   想成为李白的人很多啊。几乎每个写诗或喜欢诗的人，都有过成为李白的梦想，哪怕是瞬间的。有什么办法呢，李白是中国诗歌的形象代言人，还算得上中国旅游的形象代言人，同时，又绝对是中国酒文化的形象代言人。李白游山玩水并且写诗，一路上消耗了不少酒。刘以林则消耗了不少汽油，譬如他周游世界之前走遍全中国，都是开着私家车的，他是如今颇为时髦的“自驾旅行”的先驱。

   刘以林热爱旅行，同时又是诗人，这使他跟李白的距离更近了。瞧瞧刘以林几部诗集的书名吧：《自己的王》、《大匠之歌》、《大狼之美》……充满豪气与霸气。或许所有沉迷于理想中的诗人都跟李白一样，首先是“自己的王”；“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刘以林也不例外，他精神上有一个独立而傲岸的自我，他的游历不只为回归自然，潜意识里还在探求世界的边界？世界对诗人永远是最神秘的，诗人对世界最富有好奇心，好奇心是诗人所有激情燃烧的能源，也是他迈出超凡脱俗的脚步的原动力。

   读了刘以林新书《人生六悟》【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相信他所理解的“自由”，跟李白所理解的“自由”是一致的。而有些人，包括我，所理解的常常是“伪自由”。

   刘以林曾经为农、为学、为官、为商，当然，还为诗，任何社会身份都改变不了他作为诗人的本质。从某一天开始，他忽然想抛弃现实的种种羁绊，单枪匹马、轻装前进，体验一番做天地间王者的感觉，哪怕这赢得的注定只是精神上的胜利。他出发了。他出发之时特意去拜谒四川江油市青莲乡的李白故里，使自己的旅行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

   刘以林原先对李白的认识停留在这样的程度：李白是中国文化最阳光的代表之一，也是唐诗星辰中最耀眼的一颗，惟其如此，一直都觉得李白是一块时间中的品牌，与一个具体的人没什么关系的……可当刘以林看见“青莲大桥”和“青莲乡”这样的路标，真的感到了穿越时空的震撼，第一次觉得作为青莲居士的李白不是天上的李白，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生长在青莲乡这个地方，个子与自己差不多高，诗写得很好，酒量也好，喜欢出游四方，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人生六悟》这本书的《开车走中国记》一辑中，刘以林记录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把车慢慢停在路边，感到自己刚才还是现在，但它已经成为过去，另一个新颖的自己飘飘地升起了。”如果这不是夸张的文学笔法，作为读者的我只能这么理解了：李白使一个当代的诗人，当代的行者——说白了也就是一个当代的男人，体验到脱胎换骨般的新生。

   刘以林原先对李白的理解也没错，李白是一个人，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自由充满渴望、对天地充满好奇的精神，赤子的精神。这种精神点铁成金，贯注进刘以林体内，使他放下了世俗中的许多包裹，身轻如燕，去要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了。那就是自由。刘以林以四川江油市青莲乡李白故里为圆心而展开的两次大旅行，注定将不只是身体之旅，更是精神之旅，不只是空间之旅，还是时间之旅。

   《人生六悟》中的前两辑，《开车走中国记》和《周游世界记》，不只记录下一路上所见所闻，更记下所思所想。无论读《剑门关上》《苏轼故里》《云贵之路》《黄河壶口》《夜过秦岭》《敦煌》《天山北麓》《星星峡》等国内篇，还是读《雅典卫城》《好望角》《靠右的日本》《世界之外的印度》《人间天堂瑞士》《大地上的死海》《法国不是外国》《华盛顿，望高的榜样》等海外篇，在纸上的风景里，你都能看见作者本人的影子。证明那伴随书页翻动扑面而来的，都是有主人的风景，有灵魂的风景。

   你将不得不承认：这本书的作者，不只是一位行者，更是一位思想者，你终于理解了作者愈行愈远的真正目的：不只为阅历，更是为思想，希望异乡的山水、异域的人文能从别的角度撞开自己精神世界的门窗。

   最大的收获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只流露了一小部分在这本书里，与读者分享。但我们已觉得他够慷慨的了。仅这一小部分，也要让我们慢慢消化一阵子。倒不是说我们中大多数人很难比他走得更远，而是说很难比他想得更远；即使跟他一路同行，跟他走得一样远，也不敢保证比他想得更多。至少“思想情性”很严重的我是如此。

   读刘以林的《人生六悟》等于被作者带领着去了很多地方，他对远方的解读促使我思想，哪怕只是想想他所想，也是很有意思的。

   刘以林远行时不只以李白为偶像，在《人生六悟》这本书里，他还提到了徐霞客、马可·波罗、张骞、玄奘、哥伦布……一系列的特定时代里尽可能扩张自己人生半径的旅行家。

  他还特意拜访过徐霞客的故乡——江苏无锡的马镇。他上学时就读过《徐霞客游记》，“开车走中国”前又重新读过，从马镇出来，他一直把《徐霞客游记》放在副驾驶座位上，“不觉得这是一本文字的书，而是412岁的徐霞客，这位帅老兄，大高士、酷行者，他指手画脚，吟唱高诵，与我一起走遍了整个江南……”徐霞客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倾毕生之力遨游天下的人，用整整一生走遍中国，刘以林认定他也是唯一一个以远行为目的的人：“人以远行为目的，出游就不是人生的补充部分，也不是副产品，而是一个终极的指向，人类的远行者很多，走得比徐霞客远的人也很多，但谁也走不到徐霞客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纯精神的，它单纯指向灵魂的直接旅程，不指向任何别的目的。”徐霞客那种“为无所为而为”的旅行，也是很让刘以林羡慕的境界。

   李白游历名山大川,留下诸多诗篇。徐霞客写了《徐霞客游记》，马可·波罗写了《马可·波罗游记》。旅行家还是该留下脚印的。文字会使旅行无限循环、永无止境。恐怕正出于这种考虑吧，刘以林断断续续写出《人生六悟》，除了《开车走中国记》、《周游世界记》前两辑外，后面四辑《居山中记》、《故乡记》、《经商记》、《车祸亲历记》，我也是当作游记来读的，那是他精神上的“游记”。

   说到底，人生原本就是一次旅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行者。

   刘以林书中写到那么多著名的旅行者，惟独未提到堂·吉诃德。恐怕因为堂·吉诃德是个虚构的人物吧？可在我眼中，堂·吉诃德也是很真实的。我极喜欢这个虽然显得不识时务、却有自己精神座标的“愁容骑士”。我从没把他当作喜剧里的小丑来看待，相反，很多时候他比世俗中的许多聪明人要显得崇高：他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即使其理想是错误的，可他仍然对自己的理想忠心耿耿，虽九死而犹未悔。他为了理想披挂上阵，一路远行，磕磕碰碰，好像闹了许多笑话，其实只证明他对理想的态度是多么严肃，多么专注。专注到了固执的地步。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难免不受伤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受伤而去过完全没有理想的生活。

   刘以林兄，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李白与堂·吉诃德身上不无一丝相通之处。至少，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出门漫游。不管他们的理想多么脱离现实，他们毕竟上路了。是理想带领他们上路的。人生的路原本就难走，他们偏偏又选择了难上加难的“蜀道”。

   当然，我们不应该犯堂·吉诃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因之而放弃理想，不能没有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否则，我们在人生的各种坎儿上，经常会打退堂鼓的。有时候，只需要加一把劲儿，可能就冲过去了。但这股劲儿从何而来呢？我想只有理想会给人带来额外的力量，不管他在现实中是多么强大，或多么弱小。

   刘以林兄，读你的《人生六悟》，我不断地想为你喝彩。但一想：还用得着吗？读到很多段落，不管是“水穷处”还是“云起时”，我都能感到你的理想正在为你“加油”！我终于明白你哪来那么大劲了。有多大的劲，就能走多远的路。有多大的劲，见多大的世面。

      【《人生六悟》，刘以林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2009年最让我惊叹的小说——蒋一谈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蒋一谈曾经写诗，其实他现在仍然写诗。他骨子里就是个诗人。他最近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小说集《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作家出版社出版],我是当作“诗人小说”来阅读的。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诗人小说”堪称一种小传统。仅仅凭着那部散文诗集《野草》，鲁迅在我眼中就是个大诗人，他的小说也是“野草”，在《野草》的基础上长出的“野草”，以野火为燃料、《野草》为肥料而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新时期三十年，领风骚的小说家里，且不说贾平凹，张承志、阿来等都曾经写诗，以诗成名又转写小说的，就有韩东、朱文、张小波、邱华栋、伊沙、吴晨骏、周瑟瑟、吴茂盛等一长串名单，直到80后的“北京娃娃”春树，也是左手写诗右手写小说。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解读蒋一谈的《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会有更多的发现。

   诗人给小说带了什么？这是个问题。我试着回答一下吧，最重要的是带来了诗意，或诗化的思想。正如尼采等诗人哲学家使“诗化哲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诗人小说家创作出“诗意小说”，使小说的一部分疆域变得诗化了。其次，诗人的入侵，为小说界注入更多的探索精神与创新意识。白话文运动以来，中国的新诗一直姓“新”，诗人的脑门上都刻着“新”字，小说界却常常忽略这个字，这个字其实是文学的真理与圣经。当小说的文体停滞不前时，会有好事的诗人看不下去了。越界过来用鞭子抽打，或者干脆牵着循规蹈矩的小说往野路子上拽。这种来自外力的或跨文体的刺激，会使小说增添一点混血的品质，多一点野性。毕竟，好多年来，中国的小说太像小说了，让人怀疑这种文体不是在进化而是在退化。除了故事不同，什么都没啥变化。

   诗人小说家开辟了一块试验田，使小说多了点杂交品种。如今，蒋一谈也加入这支不是创作小说，而是力图“改变小说”的队伍。不，其实他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出版过《北京情人》《女人俱乐部》《方壶》等畅销的长篇小说。他这次重新介入小说，主要想给当代疲软的短篇小说提供一批个性化、陌生化的实验文本。

   《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收录了蒋一谈的九个短篇小说。他接着还将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出版。我的天啊，当别的小说家纷纷把才华用于“炮制”能拿高版税的长篇小说，蒋一谈偏偏全力以赴地拿短篇“开刀”，真够耐得住寂寞——或者说得极端点，是找寂寞来了。但我相信，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小说家，蒋一谈的感觉没有错：短篇小说才是小说文体学意义上的“老巢”，才是最能显示小说家精神风范的佩刀。

   我原本带着怀疑的态度拿起《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刚读了第一篇《枯树在说话》，就忍不住暗暗叫好，这是与当代泥沙俱下的诸多短篇小说太不一样的一个短篇，哪是小说呀，简直像一首忧伤的诗。诗人蒋一谈的小说是有诗意的，譬如《枯树在说话》这篇，忧伤就是它的诗意。男主人公领着怀孕的媳妇回老家生产，遇见中学同学黑头的遗孀，而黑头和儿子土豆是在爬树掏鸟窝时被雷电击死的。那棵同样被雷电击死的老槐树仍枯坐在老地方……我不再详述故事梗概，还是让读者自己看去吧。我想说的是，这篇涉及了生死又超越了生死的小说，看得我都忧伤了，跟男主人公一样忧伤，跟故事里死者的遗孀和爱犬一样忧伤。那只失去男主人的母狗叫铁蛋，快要生小狗了。

   小说结尾：“你很快就当妈妈了，”我用额头抵住铁蛋的脑袋，感觉眼睛有点湿润，“我也快当爸爸了。”我幸福地说。

   读到这里，故事完了，故事又没完，没完的故事也会完的。完了的故事其实没完没了。我真想推一下蒋一谈，你够有本事的，让我像小说里的“我”一样忧伤了，像你一样忧伤了。

   现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小说太多，而让人忧伤的小说太少。

   接着读《教堂》、《公羊》、《坐禅入门》、《两公分》、《熊猫来敲门》、《微笑》、《兄弟约定》，直到最末一篇《伊斯特伍德的雕像》，几乎每一篇都笼罩着月光一样的淡淡忧伤。在灯火辉煌的北京城里能写出这么瘦削而清秀的小说真不容易。

   蒋一谈作为诗人的优势，在小说中显示出来了。诗人擅长抒情。即使写小说，也会通过叙事来抒情。当然，不是讲故事的人在抒情，而是故事本身在抒情。不是煽情，是抒情。故事本身也像一个生命体，有那么多的沧桑与感慨要抒发。不，它在小说家笔下是压抑的。但越是压抑，越像是换一种方式在抒发。

   我不仅仅把诗人蒋一谈的小说看作“诗意小说”，他表现的诗意大都是萧瑟的，甚至是残酷的。残酷的诗意好像“非诗意”、“反诗意”，其实把诗意带往高处不胜寒的境界。我更愿意把蒋一谈的小说叫作“抒情小说”，哪怕他进行的是冷抒情，用零度的语气，不是表现而是直接展示一幅幅冷风景。冷到骨子里的那种冷。

   读完全书，我承认蒋一谈是小说家中的鬼才。他的小说里散发出的不是神气、仙气，也不是人气，更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才气，而是鬼气，是云水苍茫间的巫鬼诗情，混淆了现实与幻觉的边界，是诗鬼李贺那样忧郁而感叹的诗篇。

   正如书名《伊斯特伍德的雕像》所昭示的，蒋一谈的小说不是用笔写的，也不像电脑上敲打出来的，简直用刀子刻出来的，一笔一划都很用力，而又绝少横溢的枝蔓。不仅指语言上的沉着与凝炼，而且更体现在情节上，故事的框架仿佛一个人的轮廓或骨架一样，自然、复杂而又毫无多余之处。

   毫无多余之笔，这也是蒋一谈小说的一大特点。

   他一定怀着向巨匠致敬的心情，认真做着自己的“小手工”。并不是把短篇小说当作可以轻松搞定的手艺活儿，而是力图在这面积最小的作业面上，用吝啬的文笔，刻划有限的人物，有限的对话与动作，有时甚至只能用单调的点与线来完成情节的延续……可结果怎么样呢？这些有限的劳动却透露出某种激情：渴望孕肓无限的诗意，和无限的戏剧性。

   我曾经跟蒋一谈说过，他的短篇小说尤其适合改编成先锋性的舞台剧。在小剧场上演。观众一定不要多。但掌声一定不会少。

   蒋一谈小说《伊斯特伍德的雕像》，书腰上印着这样一句提示语：“浮躁的年代，读安静的小说。”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移用形容作者本人：“浮躁的年代，写安静的小说。”

   翻开书页，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但这静悄悄里面，潜伏着多少梦境中的追逐，幻觉中的肉博。蒋一谈那安静而又忧伤的小说，给高分贝的现实，装上了一副消音器。现实进入小说，就不再是现实了，而是回忆！它的噪音，它的杂质，乃至它的毒素，都被小说家用审美的筛子给过滤了。

   蒋一谈，把安静带给读者，把激动留给自己。

 

 

          2009年最让我惊叹的诗集——刘福君的诗集《父亲》

   有人问我：2009年你印象最深的诗集是哪一部？我想了想，回答：刘福君的《父亲》[作家出版社出版]。

   那人又问：那么在2008年呢，哪位诗人的诗集最感动你？我又想了想，回答：还是刘福君的，他的《母亲》。

   同一位诗人，以他不同的诗集，在连续两年里，都带给读者同样强烈的震撼。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刘福君能做到了。

   况且这两年书能分能合。分开来，一本叫《母亲》,一本叫《父亲》。合起来，就是一部大书了，一部关于爱的大书，也是一部关于大爱的书。

   刘福君从小到大，都是读着母亲的表情长大的，也是读着父亲的身影长大。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自童年起，就是母亲与父亲最忠实的读者，然而现在，他做成了我们不见得能做到的事情：既是《母亲》的作者，又是《父亲》的作者。他写了一本《母亲》，又写了一本《父亲》，他成为这两本书的共同作者。他把自己读了几十年的母亲的表情和父亲的身影，点点滴滴地酝酿成诗，收藏在这两本书里了。

   一边读一边写，一边爱一边被爱，一边回忆一边感受，这样的书肯定是有血有肉、有泪有笑，有呼吸有体温的。母亲与父亲，一把玉米一把高粱，将刘福君喂养成一位诗人。《母亲》与《父亲》这两本书，就像两块长城砖，把刘福君作为诗人的精神海拔踮得更高了，他成为当代诗人中抒写亲情与大爱方面出类拔萃的一位。

   2008年，读刘福君的《母亲》，我流泪了。我母亲刚刚于2007年底去世，当时我也正在写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散文，先是在新浪博客连载，后来发表于《安徽文学》，并获得“2008中国散文年度金奖”。收到刘福君寄来的诗集，我也挺想看看他是怎么用诗来描绘母亲的。读着他的《母亲》，我又不断地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对母爱的理解更丰富了。对他这部诗集的阅读，也掺杂进更多的个人情感。我觉得他既是为自己的母亲写诗，又是为天下所有人的母亲写诗。他替天下所有的儿女，为母亲写诗。

   刘福君比我幸福，他可以为母亲写诗，并且让母亲读到。刘福君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幸福，她接到了《母亲》这本书，收下了儿子爱的礼物……我带着这样的感叹，记住了《母亲》这本书里的一首首诗。

   后来，刘福君选择母亲的生日，为《母亲》这本书举行了一次诗友聚会，地点就在河北兴隆老家，母亲住着的宅院里。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特色也是最温馨的一次新书研讨会。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数十位诗人（祁人、刘小放、王久辛、商震、周所同、张玉太、北塔、大解、黄殿琴、海田、周占林、空林子、薛梅、韩闽山、罗士洪等，包括从石家庄赶来的刘福君堂兄刘向东），在椅子上、沙发上、长板凳上乃至炕头上，各自找地方坐下，手里捧着《母亲》这本书，眼睛看着这本书的主人公­——刘福君慈祥的母亲，笑眯眯地给我们沏茶、递水果。嘿，中午那顿农家饭，都是身体硬朗的母亲带头给做的。

   我们分享到了母亲对刘福君的爱。大家发言完毕，纷纷要求《母亲》的作者当场给母亲朗诵一首诗。母亲和父亲都坐在炕头上，很幸福地听着儿子念诗。他们也许并不太懂诗是什么，但他们一定都听懂了儿子的诗。诗是什么？诗就是爱呀。我也是直到这时候才真正弄懂了。

   2009年3月8日，我知刘福君随中国诗人朗诵团，在青海电视台录播“献给女性的歌”新诗晚会。这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朗诵的是《阿依达》，刘福君朗诵的是《母亲的手机》，刘福君说母亲在电视机前等着看呢，河北兴隆老家能收到青海卫视。母亲从电视里看到儿子在远方给自己念诗，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只觉得诗人的爱情应该很浪漫，其实诗人的亲情，也是很浪漫的。

   2009年10月，我又和刘福君一起去浙江海宁参加徐志摩诗歌节并领奖。刘福君的诗集《母亲》，和我的诗集《我的西域》，同时获得徐志摩诗歌奖。看来我跟刘福君，以及刘福君的《母亲》，也真是有缘啊。总是能分享到刘福君的幸福。

   《母亲》新书研讨会时，陪母亲一起坐在炕头上的那位父亲，如今又成为《父亲》一书的主人公。和《母亲》一书封面用了母亲照片一样，《父亲》一书的封面，也用了父亲的照片：在悬挂几盏红灯笼的北方老树下，花白胡须的父亲，正凝视着每一位前来翻阅的读者。他脸上的沧桑，凝聚着乡土中国的喜怒哀乐，是很耐读的。

   “河水越来越小了/鱼儿越来越少了/黄昏的时候/父亲站在河边/他最担心的是/将来的月亮和星星/还能不能在小河里/洗澡了……”诗集中第二首诗《门前的小河》，就写出父亲的忧虑。我们应该怎样告慰这位关心世界胜过关心自身的老人：那陪伴他成长、衰老的小河，是不会枯竭的，因为爱不会断流。

   著名词曲作家王立平为刘福君诗集《父亲》写序：“福君又把刚写成的厚厚一叠诗稿《父亲》放在了我的面前，令我为之一震。写母亲的诗我们读过不少，成专著的却不多见。写父亲的诗，我们读过但不多，而能成专著者或许有，而我还不曾听说过。我想一位诗人能以《母亲》、《父亲》两个母题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版两本诗集，则一定是空前的了。好一个孝子诗人，好一个诗人孝子。”

   谈到刘福君的诗集《父亲》，难免要提到他的前一本诗集《母亲》，毕竟，那是他的成名作，一年里再版四次，热卖到五万册之多，创造了新世纪以来个人原创诗集成为畅销书的“奇迹”。《母亲》那本书，为《父亲》这本书进行了预热；而《父亲》这本书，又使《母亲》那本书更丰富了，更完整了。

   母爱难写，因为写的人太多。父爱，其实更难写呀。因为父亲常常比母亲要更为含蓄，克制。但刘福君的诗集《父亲》还是把他那“沉默寡言的父亲”写得丰满而生动，他总是能抓住最富有感染力的细节。

   我在诗论《呼唤新世纪的“新长诗”》中，提到刘福君的诗集《母亲》与《父亲》。觉得它代表了新世纪诗人为“新长诗”建设所做的一种努力，即以主题诗集或大型组诗的形式，来创作既可化整为零、又是集零为整的长篇诗歌作品。但这两本书先天性的比其它主题诗集更有吸引力的，是都以爱为主题，这是题材上的优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与父亲，每个人在阅读此类文学作品时，都会不意识地联系到自身，无形中便参予了“再创作”。此类文学作品带给人的感动，以及焕发的艺术魅力，既有作者的表现力，又有读者的参予，可以说这是最为“互动”的主题。

   刘福君作为当代诗人，为新世纪新诗如何表现这一永恒主题作出新的探索。当然，他写作时可能没想得那么崇高，他只是一笔一划地写下来，作为送给自己母亲与父亲的生日礼物。

   对于这样的“爱的礼物”,每一个读者都是幸运的分享者。我们为什么要读诗，尤其是读这类亲情诗，因为我们需要爱，需要更多的爱，更大的爱。

   爱，即使我们不读诗，也需要的啊。

   只要诗还在，爱就不会走远。

   只要爱还在，诗就不会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