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因为穿睡衣上街而精神自虐

杨于泽
　　
　　上海人穿睡衣上街碍不碍事？可能有关部门觉得碍事。按当地“文明着装劝导队”的说法，“那样有损自己的形象”。于是去年11月，上海市推出了一个文明宣传口号：“睡衣睡裤不出门，争做文明世博人”。组建“文明着装劝导队”，劝导大家文明着装，大概是要“移风易俗”。
　　对于这种做法，舆论并不领情。两个月过去，上海对市民穿睡衣上街的看法似乎有了调整，或者不如说，有了一个新视角。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海人穿睡衣上街，“有它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过去上海住房条件差，没地方换衣服，只能穿着睡衣上街。现在条件改善了，要通过宣传、教育，让大家“了解这样做不合适”。
　　有了新视角，认识更接近“真理”，但离“真理”还是有距离。如果穿睡衣上街“不合适”，等于说穿睡衣上街不文明，而想做“文明世博人”，就得改掉穿睡衣上街的坏毛病。政府还是有理由把社区干群发动起来，组建“文明着装劝导队”，劝导大家“移风易俗”。反正社区干群，没事也是闲着，抓抓移风易俗，反而工作充实。　　
　　所谓文明，就是一些行为习惯，被广泛接受之后，就成了“老规矩”。照老规矩行事，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标准化”，不会出错，所以被认为是“文明的”。但文明又是一种历史现象，背后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新旧交替之际，文明无非是扬弃一套老规矩，形成一些新习惯。新旧之间，并无善恶之分、是非之别，也没有高下之分。
　　现在在中国，好像西装革履才算文明，穿睡衣上街自然是“不文明”。剧院、音乐厅要求观众听众西装革履，否则可以拒之门外，显然是把西装革履当成文明标准了。这是中国向西方学来的，并不是西装革履天然文明，穿睡衣上街天然不文明。文不文明，就看你以什么为标准。印度人穿袍子见外宾，没有外宾说他们不文明。印度人的袍服，跟上海人穿的睡衣睡裤差不了多少，但按照他们的文明标准，穿袍服肯定是文明的。
　　我们的文明标准，实际上是西化的，不仅把穿睡衣上街排除在“文明”之外，甚至把中式长衫、长袍马褂甚至中山装都排除了。在这种西化的背后，是我们的文化不自信。我们不仅把西方的“文明”直接拿来当了自己的标准，而且老以为外国人在议论我们、因为我们的着装而瞧不起我们，老感到自己在外国人面前形象受损。由于长期自惭形秽，得了“文明强迫症”。
　　其实，美国人并没有因为上海人穿睡衣上街而嘲笑中国人，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上海的一种时尚，它给予这个城市一种性格，是中国越来越稀缺的表情。”只是我们自己不自信，所以陷入“不文明”的妄想，老想着移风易俗、改正错误。
　　当然，中国接受西方器物文明、着装文明，也未必是什么坏事。随着中国融入世界，会有更多“文明”被我们自国外“拿来”。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随着这种社会变迁，新的文明内涵、文明标准在中国被接受，被确立。旧风俗消失，新习惯形成。原来穿睡衣上街，现在环境变了，人的眼光变了，人们自然就不再穿睡衣上街了。
　　以社会变迁看待某些文明规则，我们就会认识到，所谓文明，就是接受一套行为规则。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既不必因为“不文明”而过份自责，也不必给文明揠苗助长，一切顺其自然。在穿衣打扮上，我们不必因为自己不入时而自卑，政府更犯不着推行强制标准，那纯属无事生非，最后会自讨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