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国的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齐国，企图啃掉“战国七雄”中这根最硬的骨头。齐王田建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了西界，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出好戏并没有上演。王贲率领的秦军并没有和齐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竟然从燕南攻齐，“猝然”攻入了临淄，俘虏了齐王田建。齐国，这个根正苗红，实力雄厚，在战国时代称王称霸称帝，威风不可一世的“老牌帝国主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亡了国。至此，战国纷争，群雄逐鹿，最终尘埃落定。
但是，历史所给出的这个答案却是让人大跌眼镜——为什么秦成了战国七雄中最后的胜出者？正如那部科幻电视剧《寻秦记》所描绘的，现代人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一大多半人会大跌眼镜：统一天下的竟然是秦国！
其实，在所谓的战国七雄中，秦是最最没有资格统一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国。齐乃武王亲封，当时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国又吞并了周围的一些邻国，凭借东海之滨的丰产物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在春秋时期，时逢齐桓公这等明君，又有管仲等贤才相助，齐国对内尊王，对外攘夷，事业如火如荼，达到了顶峰，成为了老牌的“霸权主义者”。后来，虽一度败落，但瘦死的骆驼终比马大，何况齐威王时又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国力得到了复苏。战国时期，齐国称王称霸，威风不可一世。没有相当的实力作后盾，齐国是不敢如此折腾的。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最后一个灭齐，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齐国之外，还有楚国。楚国很了不起，至少自认为了不起。楚的资历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一个“子”爵。在西周的各路诸侯中，楚最不老实，向来“不服周”。而且，楚国从不以文明自居，上下君臣，皆称蛮夷，专门与华夏诸侯作对。楚人骁勇好斗，五年不出兵打一仗，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能见祖宗。至今，湖北方言中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很久。春秋时期，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有四五十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了南方之强。到了春秋末年，更是继晋国之后而称霸。到了战国时期，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因为消灭了鲁国），北至中原（与魏国邻接），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最后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而秦，资格是最差的。她不但比不了齐和楚，也比不了燕和赵、魏、韩的“母邦”晋。最起码人家根正苗红，都是最早的封国。秦建国之时，东方的这些列强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了近三百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至于分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估计也是出于利用。周王室给了秦诸侯的称号，目的是让她死心塌地地对付西戎，守护周朝的西大门，以便各路亲族近侯能够在东方的中原地带悠哉悠哉，高枕无忧。
何况，周王室给秦的，只是诸侯的空头支票。要想真正拥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长期和西戎作战，到他们手里去夺，去抢，靠铁和血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秦就是这样从战争中走来的，也必将从武力中继续走下去。于是，暴力，成了秦国的底色，功利，成了秦国的基因。暴秦、暴秦，也由此而得名。当其他国在周王室的正统中遵循礼乐治国的时候，秦国却对软绵绵的礼乐文化嗤之以鼻，将其看成了阻碍生存的“毒虱”；当其他国家分疆劣土，大兴分封制的时候，秦国则实行了半军事化的郡县制度；当其他国家任人唯亲，维持贵族统治的时候，秦国则是任人唯贤，大拘一格选拔异姓人才，奉行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就这样，在春秋战国长达500年的历史中，秦虽然位列诸侯，但因尚功利，淡血缘，薄文化，始终没有被纳入到周王室的正统之中。在东方国家看来，秦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他们开诸侯大会，搞诸侯会盟，都拒绝秦国参加。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甚至宣称：即使跳到河里淹死，也不愿意做秦国的子民。原因很简单，秦太野蛮，作她的子民，简直是奇耻大辱。
可是，就是这个暴秦，最后却成了气候。她那些为人所不齿的野蛮习性，在战国时代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玩刀弄枪本来是一种不文明的举动，可是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所谓的铁血政策反而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没有礼乐文化，本来是蛮夷的标志，但在战国时代却让秦国轻装上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变革，走上了国富兵强之路。而其他国家，则是扭扭捏捏、羞羞答答，认识到了暴力的重要，但又不愿意撕掉自己脸上那一层所谓文明的面纱。他们也进行了军事化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外围修修补补，一旦进入深层次，就立刻遇到了强大的阻碍力量。就这样，那些嘲弄鄙视秦国的东方诸侯，因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而举步维艰，以至于积于疲弱，直至亡国。对于他们而言，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就像自己套在脖子里的枷锁。当这个枷锁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打开这个枷锁的钥匙却找不到了。
有时候，勇气恰恰来自于无知，而力量正是出自野蛮。野蛮和文明的较量，本来就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在战乱年代，历史选择的往往是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不是说过吗？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君臣之礼既坏，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也就是说，当整个世界没有了通行有效的游戏规则，需要重新洗牌的时候，武力就成了决定利益分配和胜负输赢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口诛笔伐，则是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
人类社会的兴衰进退，个人的生老病死，总也是走不出生之为人的宿命悖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这种分裂根植于人的本性中，根植于人的存在方式中，以至于根本不能兼顾，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展开和时间推移中有所侧重，而无法比较出所谓的先后优劣和是非对错。人性的善与恶，王道和霸道、文治和武功，野蛮和文明，都不过是这种深层悖论的外在表象。基督教教义中说：“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身”。但是，拯救肉身，何尝不需要抛却灵魂？灵魂高贵了，肉体必然萎缩。没有了战斗力，终将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美餐。于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秦国毫不犹豫地抛却了灵魂，而选择了肉体。当然，这里的肉体不是赤裸裸地肉欲，而是要将肉欲升华为一种对外战争的强大力量，让人完全蜕变为杀人的机器和疯狂好战的野兽。就这样，秦国成功了。当然，只是暂时成功了，这种赤裸裸地彰显肉体力量所带来的缺憾，只能由后来的大秦帝国来买单。
我们不能责怪秦国野蛮，更没有必要鄙视她的功利。试想，如果没有秦国的去文退德，哪里会有战无不胜的虎狼之师？如果没有秦国的严刑酷法，又怎么会形成一致对外的强大合力？秦国也许走向了一个极端，但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她不过是一个识时务者。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视野放宽，去看一看1300多年以后的宋朝，也许更能够深刻地领会这一点。宋朝，政治固然清明，不杀文官大臣成为了祖制，可谓谏路畅通；宋朝，确实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也真正地做到了藏富于民，《清明上河图》中的繁荣景象就是明证；宋朝，也确实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文化名流层出不穷，从“唐宋八大家”就可见一斑。但结果又怎么样呢？一个高贵的灵魂拖着一个疲软的肉体，结果还不是在“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夜夜笙歌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宋朝，从战乱到分裂，从分裂到灭亡，先是金人的铁蹄践踏，后是蒙族的弯弓射雕，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对历史的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今天我们所呼唤“亮剑”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在呼唤秦国眼中的“尚武”精神和国家意志？
“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反正都会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不知道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是不是也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