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年轻化昭示了什么？

       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不满35岁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渎职案件占总案件的比例居高不下。职务犯罪年轻化较“59现象”危害更深、案情更令人吃惊。如曾经是云南省最年轻的市长谢韬就是典型的一例。他26岁就当上了思茅市副市长，28岁当上了市委副书记、市长。工作不到一年，即被发现大肆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最后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前些年腐败突出表现是“59现象”，干了一辈子了，捞点退休。近年来，则在干部队伍腐败问题上转向了年轻化、低令化。其表现是“急于求成” ，现钱不抓，不是行家。这仅仅是一个犯罪年令的转移吗？犯罪特点的波动吗？否。应该说，有其深刻的内含。

            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即内在原因）看，一是捞回当官成本，当算第一因素。前几天，网上一个想“攀高枝”的，180万元被一“省领导的假情人 ”骗走，亦能说明“这官是花了钱的”。二是腐败成本太低，即：被抓的相对腐败的比例极低 。三是家庭攀比严重，“人家能在海南买房，能在国外买房，你呢？”四是目空一切，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只认“背景”，只服“靠山”，只怕“来头”。

          从干部管理的角度（即外部原因）看，一是监管缺失，甚至整个监督机制的缺失。二是教育不到位，包括对年轻干部教育的认识都不到位，就更不谈触及灵魂的实践了。三是提拔时，从班子的平均年令考量，降低了政治标准。

         那么，这一危害党的形象、广泛引起民愤的社会毒瘤，到底给我们什么警示呢？是否可以说，防范干部队伍的腐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呢？是否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干部选拔教育监管机制呢？为什么反腐败的速度总是跟不上腐败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