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的一天天临近，计划回老家过年的游子们蠢蠢欲动，铆足干劲准备为淘票而大战它三百回合。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临近岁末，人们的问候语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吃了吗？”发展到“回家吗？”、“怎么走？”、“淘到票了吗？”难道说这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吗？如果我从事的是社会学研究的工作，那我一定会把这个当成自己的研究课题，可惜我不是，所以就只能在这发发感慨而已。

每到年底，都要盘算着手里的余粮，也盘算着春节之前所剩无几的上班的日子，更盘算着如何才能弄到方圆不到50㎡的火车票。就是这张火车票，引得多少英雄豪杰竞折腰，就是为了这张火车票，各路英雄好汉使出浑身解数，通宵达旦、请假排队、到处揽票、高价购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前段时间，广钱集团和成都铁路局率先在十几个车站试点推行火车票实名制。笔者在为此举拍手叫好的同时，心中不免生出些许不安。真希望实名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春运购票难的问题，更希望实名制能克服黄牛们。之所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是因为不管采用实名制与否，座火车回家过年的人都不会减少，只会越来越多，再说了，铁路部门的相关人员也摆明了态度，“火车票实名制暂不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至于个中原由，外人不得而知。有人这样调侃，反正铁老大内部人员出门基本不靠自己的老本行——火车，当然了火车司机除外，即便不得已而上了火车，他们也不用排队买票，而且走的是专用通道，根本无法体验到买票的感受。笔者愚钝，总认为他们这些人当年打拼的时候，或许也曾经有过排队购票的经历，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看到有关春运买票难的报道而进行实地考察时，在现场会大声疾呼：“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排队继续努力，购票请按次序。”当离开镜头，或许会在心里念到，“你们也有今天，想当年老哥我也是这样排过来的，接着排吧，咱们扯平了。”

据悉，有关部门为了扼制黄牛倒票，出台了相关法规，对每位旅客的购票数量有明文规定，即“各站售票窗口每人限购各种票种3张”，但笔者却不止一次经历了最能推翻此红头文件的事例。

公元2009年12月末，笔者有幸在京城某火车站经历了至今为止最为震撼的超额购票的场面。当时，北京地区的火车票预售期还没有调整，依然为“动车提前20天售票，其他车次提前10天售票”，所以很多人都会元旦假期的前10天集中购买火车票，笔者也匆忙地加入到了购票大军中。

那天下午一下班，笔者便直奔京城某火车站，当来到售票大厅时，每个窗口前也就排有那么三两个人，还庆幸自己跑得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尾逐渐向售票大厅外面延伸，大伙都在焦急地看着挂在售票窗口上方的圆盘时钟，按照规定，这一天的晚7时开始发售2010年1月1日的火车票。当时钟指针指向6时50分时，嘈杂的售票厅内，骤然间安静了下来。终于从窗口里传出让人兴奋的声音：“您好，哪天到哪的票？”随即，打印机咔嚓一声，购票的哥们儿手里揣着留有油墨余香的火车票，欢喜的离开了队伍。这时候，笔者把购票的钱款紧紧地拽在手里，恨不得越过排在我前面的那几位哥们儿，直接将钱塞给售票的大姐，让她先给我出票。但是左等右等，其他的队伍都已经走了五六个人了，我这排在前四的还没挪窝，心想前面这哥们儿下次来买票先把车次什么的查好，免得耽误大家的时间。看着其他队伍排位靠后的人都买到心仪的火车票，而自己排的这一队，始终不动地儿，心里干着急，真想一把敲碎售票窗口的玻璃，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但人家那是钢化玻璃，即使用皮鞋跟敲打也不起作用，何况穿在脚上的皮鞋后跟都快磨平了，只好作罢。终于，我所排的队伍也出现了一点小动静，哦，原来是排第一的那个哥们儿总算要结账出票了，我仔细一听，差点没吓我一跳，总票款近RMB10，000元，排我后面的人埋怨到，头等仓都能买十来张，而我只能用沉默来表示不满。当时钟的指针指向7时20分时，排我前面的只有售票的大姐。我沉住气礼貌地对她说：“您好，我要1月1日到哪哪哪的车票一张。”那位可爱的大姐大手一摆，“没有，卖完了。”“麻烦您再帮我查一下其他车次还有没有票？”“不用查，没有票。下一位！”没办法，我只能悻悻而归。

回来对朋友述说此事，朋友倒是很看得开，还开导我，说可能那人是那位售票大姐的什么表哥之类的，在他买票的同时也顺带把七大姑八大姨所有亲戚的票都给买了；还有一种可能，那哥们在买票的时候提醒一下售票大姐，她妈在售票大厅外面喊她回家吃饭，兴许声音太小没听清楚，多问了几次，结果一着急把票打错了。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关于每人限购多少张票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说给老实人和外部人员听的，攘内必先安外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