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的秉性与公司的脊梁

文/杨朴宇

我们习惯什么？

是那些惯常的思维，还是特立独行的拧巴？

这也许是种态度问题，可回归到自然的环境中，看着那些芸芸众生，附和者大行其道，唱反调的人也多如牛毛，而在利益与物质至上的年代，能拥有清醒的人却是凤毛麟角，在此语境下，迷失者有之，隐居者有之，得意者亦有之。

也许，一个行业的观察者于清教算是为数不多的“稀有动物”。

认识于清教很偶然，五年前，在北京著名的饮食男女的地方——簋街，一个由他买单的酒场。那时去了十几家媒体人，男男女女，声色犬马。清教豪爽至极，每每一杯酒就一个字“干”。就在这无数的“干”字声中，我渐渐失去往日虚伪的自我，回归到自然的本源，也意乱情迷，与君畅饮起来。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自己不在自己熟悉的家里，一个陌生的环境，两张床，两个人，那个就是于清教。

也许是惯性使然，此后清教每到北京，我便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定居的住所，开始了每天的“三陪”生活，直到他飞离北京。

在我习惯性的认识中，能够特立独行在这个社会中保持清醒，能够反思社会，能够用自己软弱的身体和声音推动文明前行的人，能够用笔记录和试图改变现状的人，都是高智商者。因为，反思太累，太劳心，而身体力行去践行者，更是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勇气。

在我的人生理念里，写书是件神圣的事情：主要是它具有教化功能，白纸黑字，别人看了就要从中得到什么，或者在潜移默化有种改变别人的认知，所以，不能轻易下笔。一不留神，写作者就会遗臭万年，落下一辈子的骂名。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上个世纪文革时发生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老舍先生就是不愿意写那些应景的文字，不愿意落下一个身后骂名，只能跳了昆明湖自我了断，保得了一个文人的高风、品性。

《唱反调》这本书我不能说好到能赶超一些大师的管理理论书籍，但是，它的确是一家公司成功背后的细致解剖。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为什么……作者在不断地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这个放眼望去到处是聒噪的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为什么就会让任正非成功？为什么他会和比尔·盖茨等IT界的洋人们站在一个舞台上而不被轻视？为什么他会把思科玩于股掌之中，让这个世界级的大佬一点脾气也没有？为什么他会推崇“狼文化”，而不是将其它动物作为自己的图腾？

笔者也在一家企业供职，但是老有一种看不懂的感觉：企业文化到底是什么？他要带给员工和企业的是什么？什么样的管理适合一个公司的发展？公司的发展是战略重要还是战术重要？营销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做强？

在反思的时候，恰逢一个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朋友一起聊起了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他说，我们国家的企业好像老是陷在一种战略的意想中，仿佛是找到了路，但是，却在打法上精神疲软，乱了方寸，以至于败下阵来。如果说战略是一种思想的话，我倒认为，有时候思想很害人，它不仅让一个企业失去方向，而且让企业组织在瞬间垮掉。这样的经典案例不胜枚举，发人深省的同时也看到还有赴汤蹈火者在不知死活。

成功，不是大梦初醒之后就会到来，它的背后是泪水，甚至是血。回到一个企业的身上，回到《唱反调》这本书里，也许我们能够得到答案，一个商业组织的建立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像塞万提斯笔下骑驴举矛的唐吉·诃德，当理想战胜理智的时候，一个企业就变得比较可怕，就会走到成功的另一个彼岸。

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振兴的角度看，公司无疑是推动民族崛起的一个巨大力量，它不仅仅是为国家机器进行造血，而且，它还是一个国家形象的外在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融入到世界企业“列强”当中，与他们同台共舞，在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

中华民族的崛起，要靠这些有脊梁的公司。

写书记史者，永远是一个偷窥心理极强的人，但是，它永远也无法将一件事情记录完整。这就有点像影视剧里的镜头：月黑风高，一人来到屋下，手沾唾液点破窗纸，靠上一只眼，看看里面的情况。但是他永远看到的只是一个局部。

不管是《唱反调》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书，它也只是提供给人们一个局部的事实。一个人能了解一个局部，就是一生的幸事。

                                                           2010年9月2日于鄂尔多斯

（作者系著名媒体评论家，为于清教先生正在出版的《一个唱反调的清醒者》的序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