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书记

购书记

每到一地行走，有两件事必要优先办的，一是买一张地图，以便闹清自己身在何处。人在路上，就是一个游动的点，如果没有坐标参照，便无法确知自己置身何处。这样的功课，本来可以在启程之前完成，但所到之处自己出版的地图，往往和地图出版社的不同；其二则是必找一家书店，至少买上一两本书，盖上书店的印章以作证明。从小处说，这和随处刻划“到此一游”有类似的功效。区别在于，“到此一游”刻在别处，自以为狗撒尿似的留下了印迹，但在别人看来，也不过一泡狗尿而已。书和书上的印章，则留在你的书房，记录和提醒着你自己曾经的旅痕，集中翻检起来，也是一部行走的履历。从大处说，如果幸运，则各地方出版社的出品中，间或能找到在北京难以觅到的地方读物。2007年在川西若尔盖买的《羌戎考察记》，在当当和卓越上，就只有书目。汶川地震之后，我把其中的几幅记录羌族风貌的老照片发在博客上，便引来不少唏嘘。

这次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精选了三本书，最惊喜的一本是大型雕塑《农奴愤》的画册，作品和照片都是老的，却是2005年再版。之所以欣喜，是因为缘分——我娘就是作者之一。《农奴愤》创作于1974到75年，当时是为了仿照《收租院》的模式，以群雕的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那时创作认真，有了题材，先要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加之彼时没有相机，人物采风都靠目击、手绘，其过程自然漫长。于是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我娘他们一拨同学、同事，先后两次进藏，前后在西藏呆了近两年。1974年的西藏，还远远不像现在这般时髦和方便，他们在那曲草原寻访牧民、收集素材，动辄便在马背上骑行数日。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那番西藏之行，成为我娘最常念叨的话题。我和西藏的缘分，其实始于那时。

《农奴愤》创作于一个特别的时刻，文革尚未结束，但毕竟热潮已过，所谓创作思想，在那时已稍有松动，故此记得我娘曾说，他们在创作中不断提醒自己，尽量避免“样板戏”的窠臼。可这次意外得到画册，翻检之下，还是忍不住和我娘玩笑说，如果当年的农奴有你们塑造的那么愤慨的表情，西藏的农奴制早就被推翻了。我娘看了，也颇感惊讶，感慨那时尽管努力，结果竟然还是落入俗套。

改革开放之后，《农奴愤》不再合乎时宜，竟然被毁。据称近年曾有动议复原，但恰遇某个关节，怕又触动敏感神经，遂又搁置。中国的历史确实不够光彩，于是总是有人试图涂抹、修改。但涂涂抹抹的结果，得到的只能是一部黑白难辨的混沌历史。

另外两本书，一是沈宗濂、柳陞祺合著的《西藏与西藏人》，二是柳陞祺自己的《西藏的寺与僧》。沈、柳都是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驻西藏的官员，1949后皆远走别国，沈一直羁留美国，柳则于1952年回国，后来成为著名的藏学家。

两本书里，前一本译自英文，英文原著1953年初版于美国。第二本书的来路颇为含糊，书中既没有初版介绍，甚至没有任何有关写作时间的说明，倒是在封面书名下面括号内标示（1940年代），大概是想以此暗示此书的写作时间，并以此证明书中的描述真实可信。果然，书后附录的《西藏喇嘛教的寺庙和僧侣组织》一文，文风大变，眼见作者的阶级觉悟大幅提高。文末的落款时间，是1964年，也就难怪。当然由此也就更加凸现正文客观立场的可贵，和如实记录宗教历史的难得。

两本书比较，前一本不错，但不看也行，后一本则相当难得，对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历史、寺院组织、僧侣生活，都有详尽而到位的如实披露。尤其难得的是，作为对藏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和热爱的汉人，作者对藏传佛教，和其在藏文化的作用，抱有一种进得去又出得来的立场和视角，又逢写作于相对宽松的时代，使其对藏传佛教的观察和分析，做到有信、有疑、有理解，对于大多数不满足于对藏文化作泛泛了解的人来说，是难得的参考。

我在当当查了，《西藏的寺与僧》有货，《农奴愤》则根本没有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