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略知识分子”之我见

（一）大国崛起需要战略知识分子

    7月29日，《人民论坛》周晓燕同志给我发送邮件并打电话，就“战略知识分子”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旗帜鲜明地赞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提法。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而时代需要的东西必然会推向时代前沿。因为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而大战略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分子，实践必然地会创造出这样的知识分子。

    “战略知识分子”的内涵有广义和侠义之分，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指各个行业和专业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比如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科技战略、改革战略、发展战略、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等。我想，《人民论坛》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则相对侠义一些，不含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界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走向世界大国战略思维有关的知识分子。

    其所以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犹有情钟，因为自改革开放伊始迄今，无论是在基层的陕西安康，还是西安、北京，我自己大量的思考、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层面，亦即战略层面，其中有经济问题，也有非经济问题。而这种思考、研究和著述，大部分不是任何组织的派遣，而是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应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即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加入研究队伍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集合了知识分子的战略思维

    战略原本是研究战争的用语，是相对于战术（策略）而言的。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关于全局性、未来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决策。而战术（策略）的基本含义则是实现战略目标而制定的近期、局部的手段、举措和方法。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中国和世界自古就产生了一大批著名战略家，如商鞅变法战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诸葛亮的《隆中对》从战略上分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势，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论》，都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战略经典。

毛泽东则是世界公认的大战略家，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主要著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指路明灯。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战略上的正确设计和决策，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邓小平同志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就是“战略规划”。如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简单后复杂、先温饱后发展、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和政治、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渐进式推进，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倒逼机制”、经济发展阶段的“三步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等等。而这些战略又包含着一系列正确战术的落实。

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的“总设计”和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离不开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的群策群力，因为所有战略规划和决策都创造性地吸纳、集合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的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探讨和战略思维。

（三）以平常心看待战略知识分子

    必须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我想，无非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行战略思维和研究的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不掌握公权力，但自主忧国忧民，高瞻远瞩地思考和研究中国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的大战略问题。

    这就客观上对战略知识分子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有博大的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胸和抱负；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不仅要有较深的经济学、哲学、法学修养，也需要文化、社会、中外历史的修养，如同我多年前提出的“十字型人才”，即既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也需要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思考，从而能够和善于创新的人才；要有战略思维的兴趣和能力。

    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必须以平常心看待战略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谁有战略思维就更伟大，就高人一等。有人善于搞战略思维，有些人善于搞战术思维。战略知识分子与非战略知识分子是思维和研究的分工，而不是身份的分等。

    国家和社会需要战略思维，也需要非战略思维；需要有研究长远、重大问题的，如长远发展规划、宏观经济稳定，但并不需要大批人从事此项研究；也需要有研究短期、局部、具体问题的，如价格、市场竞争、楼市、企业管理等，而且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此项研究。

    因此，我认为，固然要承认和肯定战略知识分子的存在、地位和作用，但不宜于刻意单方面评选战略知识分子，更不能专门评选“优秀”战略知识分子。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与分裂。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团结和凝聚比某个方面“评优”对国家、社会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