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命必须革

文，朱国成

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瑞士洛桑国际惯例发展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比尔ž费舍尔撰文指出，中国教育一方面“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缺乏“有‘实际经验’的大学教师。

对于前者，任何人都应当比费舍尔教授更深刻和直接的感受：我们的教育岂止是“缺乏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而是要扼杀创新能力；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学校里渐渐地被束缚住头脑，直到成为一个乖孩子为止。我们大多是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而我们也正在亲手将我们的下一代推入这个无奈的循环之中。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循规蹈矩，我们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一碗饭吃。

当然，这种情况在好转，因为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我们仍然继续下去，那么无异于是对全民族的自宫。

费舍尔教授是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来理解这一点的，虽然报告上数字未必完全反映现实，但是知道一些外界对我们的评价对于我们合理定位、认清问题有很好的作用：

1、国际教育进展评估组织（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在21个国家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学生的数学运算能力排名第一，但创新能力排名十六，想象力甚至垫底。

2、《2010世界竞争力年鉴》指出，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正在衰退，在“教育满足经济竞争需求”方面，中国目前排在58各国家中的第44位，甚至排在希腊（43）、哈萨克斯坦（33）、卡塔尔（14）之后。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这些报告来研究以下，弄清其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过程。

后一个问题，费舍尔先生非常含蓄，他说他“观察到一些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从不为谋生而工作，他们往往是终身学者，所有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理论上’的”。如果直接一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这些教授正在教授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有用屠龙术。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大学遍地都是：讲授企业管理的教授可以一天企业都没有接触过——不一定亲身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但应当对企业进行过直接的研究或其他工作，而不能只是知道“企业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这样一句话而已。当然问题的反面是，企业管理教授都去做咨询——如果一位教授能合理的摆布两者，我想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能只做咨询而不教学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德鲁克错过哈佛的原因，德鲁克终身都没有离开企业，长期从事管理咨询工作。我想，他的成就一定于此有关，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再宣称管理是一门实践的学问的原因所在。因为懂得企业，才知道书本上的理论直接拿到企业里的未必有用。

而这也是MBA教学为何强调案例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国内的MBA教育，所谓的案例不过是几个再简单不过的空洞的分析而已，缺乏真正有质量的案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哈佛商学院为何要花大力气去做案例。我看过北京大学可做教授黄铁鹰先生MBA教学的资料，他将在华润做高管期间开拓啤酒市场的经历进行案例教学，效果非常之好。没有实际经验的教授恐怕难以达到如此效果。

当然，费舍尔教授同时指出，“这个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世界各地的商学院在寻找有足够工作经验的管理学老师方面都存在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商学院、我们的体制是否真正允许有实际的、足够的工作经验的老师走上讲台？大大的问号。

如果将费舍尔教授的两个方面连起来说，简直要吓人一跳：既没有“创新能力”，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这显然是与我们目前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一定程度上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相对应的。不禁要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无独有偶，10月25日金融时报FT中文网刊登了乔希•诺布尔的文章，该文的题目是在有些刺痛感，叫做《教育：中国经济上行的硬伤》。他援引一份报告的结论，“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状况远远好于现在的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一点：教育”；反过来，他将中国与日本进行了对比，其结论是“教育系统令人遗憾地辜负了为教育子女辛苦攒钱的家长的期望，也辜负了整个中国经济的期望”。

而最近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或许过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我们的问题是了解的。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老外所指出的问题，我们或许也都清楚，而且在很早之间就清楚得很。但一经“外人”揭开，我们才有赤裸裸地皇帝的新衣的感觉。

他山之石，让人心痛！能否做到知耻而后勇？

教育的命必须得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