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化的目光：中国文化的时空观(1)

潘世东

由于和自然的一体与共、息息相关，中国人不仅从人的角度去审视宇宙万物，将宇宙万物变成人化的自然，而且也从自然的角度去审视宇宙万物和人自身，将自然自然化，将人自然化。这种双重角度使用的结果，便是带给了中国文化一种包揽宇宙的宏大视野，一种吞天吐地的情怀和一种贯穿千古的透视力，以及一种超越一切的飘逸洒脱。而在上述诸特点中，都浸透着一种共同的目光，即造化的目光。

“造化”有两个含义：自然即造化；生成变化发展即造化。造化的目光乃是一种发自宇宙自然的目光，一种生成变化、宇宙大化的目光，即一种站在自然的立场上、用自然的观点去观察审视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的眼光。无庸评说，和自然一样，这种目光是无边宏大的，也是伸向永恒的，是包裹天地的，也是透视洞穿千古的。从实质上看，这种目光便是中国文化时空观的典型代表。在这种目光浸透之下，中国文化的时空观发散着别具一格的人文魅力。

一、 时间和生命的合一

在中国文化中，时间和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时甚至就成了生命的节奏、生命的盛衰、生命的过程、人类情感的代名词。

世间万物都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在时间长河中漂流，人类也是这样。当人类意识到这一点时，时间意识就正式产生了。因为，没有生命的非生物不会产生时间意识，有生命而没有思想的生物也不会有时间意识，只有既有生命又有思想的人类，才能既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又能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过程本身。在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意识 乃是人类独有的东西。正如日本学者松浦久友所说，人是可以认识时间之为物的唯一存在，…人能够意识到人自觉地在时间内存在 ，不仅如此，说得更极端一些，时间意识的形成，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标志：“那把自身置于过去—现在—未来流程中的时间意识，构成为人思想感情的主干。……从历史眼光判断，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所谓‘人’的各种文化，事实上都是与这种时间意识逐渐明晰相对应着形成起来的，换言之，伴随着时间意识的逐渐明确，人才形成为人。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它比起应是人在发展的更早阶段上获得的空间意识是一种更适合于评价人的尺度。”（《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在哲学和科学中，时间首先是一种物理性的客观存在，它是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因为，万物和人的变化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作为其变化过程之指示的时间，可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可以说，人类一开始意识到的时间，正是这样一种客观性的时间；而且，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不动感情地计算时间时，这种时间也是客观性的。

然而，正因为时间意识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而人类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因此，时间意识又必然同时也是主观性的。当人们不动声色地谈论万物处于从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时间过程中时，也许，他们的时间观还是客观性的；而一旦意识到自己也处于从过去经现在到未来的时间过程中时，他们便已经进入了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之中。因为这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已经带上了感情色彩，而不再是与己无关的冷冰冰的东西。比起客观性的时间意识来，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不言而喻更是成熟的人的标志。正如小孩子也许认识钟点和日期，却不能理解时间中所包涵的意义一样，人类的早年也知道日历和时间，但却未必能理解时间对于自己的含义。因此，主观性的时间意识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在每个民族和每种文化中，都出现过从客观性的时间意识到主观性的时间意识的变化过程，只不过出现的时间和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罢了。“在人类历史上某些剧变的世纪里，在其时的诗歌上、哲学或宗教文献上，会出现‘时间’与‘存在’的不安意识。其时，我们发现‘时间‘是锐利地为人所感觉，并为最摇荡的心态所处理。时间不再简单地被认作事物的客观秩序之一部。它不再仅仅是客观的时间，不再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被用来计算的，被用来漠然地思考的。它带上无限的个人色彩，变成了一个鬼魅般不断作祟的意象，一个对一去不回的力量的心灵投注处……”[1]

中国文化对时间的认识很早。《说文》：“时，四时也”。《玉篇》：“时，春夏秋冬四时也”。纵览中国传统可以发现，四时和生命是合而为一的。

首先，春夏秋冬四时不仅作为天文历法的重要依据，同时与人类社会的道德、宗教、哲学乃至制度联系在一起。人们说效法天地，而四时就是天地精神的最好体现者。《黄帝内经。素问》云：“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能顺应春夏秋冬四时而动，便成了天地的儿女，天地便成了他们的父母。《淮南子。时则训》中以为天有六度：“制度阴阳，大制有六度：天为绳，地位准，纯为规，夏为衡，秋为矩，冬为权。”《周礼》在自然中设有六部，分别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视四时有天地之功，同时又能向人们昭示天地的消息。人们说阴阳是生命的基因，而四时则是阴阳化合的直接体现者。《管子。四时》中说：“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天地之大经也。”不独如此，四时还成为立政的基石、立法的模板：“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基。”由上可知，四时渗透进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人类的生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其次，四时是一个反映阴阳二气相摩相荡、起伏浮沉的生命模式。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阴阳交替，处于一种循环消息之中。四时在中国文化中成了阴阳二气互转的符码。《黄帝内经》对此作了精微的描述。作者以为，四时和人的体气是对应的。每一季随着天气的变化，人的体气也相应变化：春天，阳气初布，发挥通畅，人体阳气始升，此时宜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天阳气极盛，万物繁茂，人不宜过怒，以免伤气；秋天阴气初起，人要收敛神气，注重‘收养之道’；冬天阴气极盛，万物闭藏，人也要有“藏之道”。与此相应成趣的是，《灵枢经。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篇》中则以为，四时不是标志一年的四个季节，而是标志一日的四个时段，早上为春，日中为夏，日落为秋，夜半为冬。上述类推的根据，正在与四时所体现的阴阳二气的生命特点，四时于此已成为生命的符码。

再次，从生命的角度看，四时反映了自然生命盛衰的四个阶段：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同时也反映了自然界中四种不同的生命气息：春天阳气初升，夏天阳气大盛，秋天阴气始萌，万物萧索，冬天阴气大盛，一切处于休眠状态之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样，通过象征模拟性的生命关联而非逻辑推演，四时与其它生命内容发生关系，形成了四个相对固定的生命版快。如春天，于五行属木，壮万物化生；于气息属阳，此时一阳复始，万物复苏；于色彩属青，生命开始呈现绿色，于虫属鳞，鳞为龙蛇之类，喻潜在跃动；于音为角，角有喻生命蠢动之像……就这样，在这种比附象征中，春便成了由木、青、鳞、角、东、阳、星等组成的、以生命初萌为主题的春天交响曲。这四大生命版快，也是我们民族的四大生命原型，包含了天地精神和人间秩序，具有巨大的黏附力，在象征联想中不断扩大其内涵，将生命精神带到他所黏附的内容中去。

次之，四时的根本特点是“变”：“而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系辞上传》）“变通莫大乎四时”(同上)可以说，宇宙万物的变易之理就集中体现了四时模式之中。而变易的深意就在“生意”，有生意，宇宙才是活泼泼的世界，四时唯生，人之所重。正因为有此说，我们才能解释前儒为何要反复高扬“易之四德”：元享利贞，即春夏秋冬。程颐说：“元者万物之始，享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2]朱熹说：“梅蕊初生为元，开花为享，结子为利，成熟为贞；” [3]“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享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4]可见，前人重四时即在于推重其生命特点。

此外，自战国以来，人们更将四时与五行联系起来。二者的互渗，扩大了四时之象的范围，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将四时所独具的生命精神注入到五行模式之中。金木水火土各为一生命体，生命体之间相生相克，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四时的时间之轴上展开的。朱熹以为，“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5]——有了四时就有了推行。这样，往复回环的生命运动，便给五行模式注入了活力。

总之，时间与生命合一是中国文化时空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对此，《准南子·原道训》中作了极为形象的说明：“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如果说天地是一辆马车，那么四时就是拉车的马，它意味着行进、流传、生生，它是一切生命的内在动力。变通莫大乎四时，四时是对宇宙生生流转之趣的最典型的体现。方东美曾说过，中国文化有一种“机体主义”的思想，大化流行，自然与人，万物一切，为一大生生之创造力所弥漫贯注，赋予生命，而一以贯之。”[6]四时模式则为这种机体主义哲学贯注了活力，通过四时五行的整合，天下万物形成了一种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也通过这种模式的作用，人与万物都在同样的生命之流中迈进。而由这种时间与生命合一为特点的时空观所体现出现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生命精神的重要源头之一。

注释：

[1]陈世骧《论时：屈赋发微》，转引于邵毅平《中国诗歌：智慧的水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页。

[2]《周易程氏传》，见《二程集》第三册，中华书局，第695页。

[3][4]《朱子语类》卷六十八，中华书局，第1693页。

[5]《朱子语类》卷六十八，中华书局，第1690页。

[6]《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