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桥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Jesse Bernd问
你觉得你写的小说人物和现实里的角色有什么关系？
答：小说里的人物，应该说他是虚构的，来自于一个作家独立的精神世界。但我们知道人的想像力和现实之间有一个隐秘的通道。因此你所问的小说人物与现实中的角色的关系，我的理解就是，人物的内在合理性是当下生活，人的体验以及经验结构来支撑的，但最重要的可能在于一旦进入故事之后，他就处于不断的变形之中，尽管这种变形可能在小说本身是微小的，因为你不可能使其在小说中失去一种统一的人物形象，但细小的变化以及变形，反而使其在虚构中获得某种自主性，因而这种变化其实是这个人物进一步的对于其在经验世界中的现实性的某种变化形态的再一次变形，诸如此类。变化是一直存在的。
你能不能描述《啤酒》里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杜革和杜小梅的关系好像是比较复杂的？
答：关于杜小梅和其父亲杜革的关系，其实无论是我自己在写作中，还是小说的编辑，都觉得有某种突然性。特别对于我自己来说，杜小梅能够促成其来访的父亲与其同屋的女友发生关系，这在我们中国现实中仍然是难以想像的，当然这种关系即使在你们美国，也许同样是困难的。我说的是有一种存在的困难，而不仅仅是荒谬。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在中国传统中，假如我们从这个往里去看，也许它又有其合理性，或者说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即使人们总认为我们的传统是偏向于礼教的，偏向于人物关系中的等级制的，但是，仍然有大量习俗在打通，在变异，甚至是人物的融通，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关系，其实是更为人性的，它可以促使我们去理解为什么杜小梅会这样呢，为什么她需要让父亲和其同龄女友发生关系，那么父亲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因而会发现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摁在故事以下的，你会发现我没有交待杜革的生活，我需要读者顺着杜小梅，这个中国女孩的社会生存现实，去追问她的家庭，她的出身，她的个人史，以及她的个人渊源，然而小说是把这些压制在某个海面以下的。
你写故事或小说的时候，你先会创造哪一个概念，角色还是情节？
答：这对于小说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命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小说本身是反对概念的，因为任何概念都有可能是伤害小说的，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它本身的存在形态以及叙事本质似乎都决定了小说是不利于对于概念作出说明或阐释的，也就是说如果它成为对于概念的传达或演绎，那么它立即就变得无趣了，因此小说创作也这样，它不是从概念出发的，也不会由概念引发，它和概念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或者说是否定的，它是对概念的放弃，或者说与概念有一种扬弃，就是要放弃概念的那种所谓的要义、内在，说明和旨要，甚至不是概念的沾惹物，它扬弃概念的所有形态、内容和实在，它要的是故事，一种不确定性。至于情节、那是肯定的，肯定会从情节开始，但情节仍不是源头，如果说到源头的话，有可能是从形象开始的，小说就是从形象开始的，这个比较成立。
对于出版小说，你觉得什么是最难做的？出版社让你改编的内容算是很多吗？
答：我不太了解你所说的出版，在美国和中国是不是你注意到有什么不同，单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纯文学的出版，仍然存在许多困难，也就是说它有市场方面的压力。纯文学作为一种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书写，它始终面临着其它出版物，其它文艺样式以及其它故事模式的挤压，比如影像等等。但是，中国的出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纯文学作家，在小说出版方面，还是顺利的，这可能得益于小说毕竟是讲故事的，而故事始终是有读者的，但印量不会很大。在出版社的要求方面，至少出版方没和我提过什么大的改动要求，因为你明白，每个作家都是有他的叙事独特气质的，很难做到主动迎合什么，并且由于中国的图书市场或者说读者市场尤其巨大，因而只要你能拥有自己的独特叙事能力，你就会有自己的路。
在你看来，现代的中国作者面临着哪些挑战？
答：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并不比西方作家更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假如在某个同样的角度上考虑，我们都面临着多元化，消费化以及全球化这些新问题，叙事要面对，故事材料要面对，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的荒谬性从卡夫卡到加谬，直至卡佛，我想作家们都在面临这个自身的境遇。但中国作家尤其要面对的是，可能还包括有中国面临着更多的变化，你知道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可能有些类似于你们美国在二三四十年代的某种处境，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规模庞大夸张，因而带来某种现实的内爆，但我相信，小说的根本还是要回到某种普遍性的揭示上，只是它形成的经验是独特的而已。
你觉得你所有写的小说都应该讲一个道理吗？还是读者应该自己判断小说跟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答：如果从作者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不仅仅是道理，因为道理本身只是一种说法，道理虽然有强制性，但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共识，也就是说大家都应明白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小说如果能够起到一种沟通的目的，能够使人们对于生活、历史，以及某种公共记忆达成某种一致的话，我相信小说本身并不会排斥这一点。但小说更重要的目的，尤其在现代主义看来，小说更具有某种私人性，即使是对公共事件，公共空间、宏观历史乃至时代症结介入，但它的通道和内在指向，仍然有私密性，它首先是建立在私人感受和个人认知上的。我前边也讲过它是反对观念，也并不概念化的，因而小说和所谓的道理之间，没有那种显性传达关系，但是在经验的共识层面，在认知的普遍性层面上，如果进入到接受这个领域，我相信它可能会起到某种对道理的揭示作用，但请注意，这仍是第二位的，小说的私密性主要是经验和暗示性的，它的首要的存在，并不是对外在世界的介入，而是对故事本身的叙述。至于你说到的，读者应该如何处理小说与其生活的关系，我想这可能要更加的复杂一些，作为一名作家，恐怕很难为自己的作品从读者角度去考虑，但作家本身也是个读者，因而从作家作为读者这个角度来讲，小说与生活有一种新颖的关系，我想这是阅读带来的，阅读小说其实是对自我精神生活的一次次参予，或者说建设，是对自我内在精神趣味和认知习惯的修正和明确，我相信阅读《堂诘诃德》之后，我们会有所触动，同样阅读卡夫卡小说，你会对现代社会人的存在有全新的感受，当然这不是限定的，也不是强力的，它是一种精神交流，一种文化认同，或存在自知，这仍取决于阅读者自身的命运意识。
上个世纪在中国发生了不少变化。可不可以简单地解释这些变化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答：在上个世纪，也就是二十世纪，不仅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其实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范畴去看待社会变化，但对于作家来说，总要选择那些对个人写作有重大触动的点去关照，因而如果你要我概括这些巨大变化对中国的影响的话，其实我是从作家的角度，或者说从文化的角度去看，那么，我们必须注意到上个世纪最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恐怕就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崛起，这无论如何可能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要说现代主义呢？因为与你们美国，或者说与西方不太相同的是，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和西方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这个命题上，其实是受西方很大影响的，无论是经济上，物质上还是某些观念上，我们相应来讲，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尤其是五四运动，包含启蒙，许多理性的认知，既有对自我传统的认识和再思考，但很多是与对西方一些理念的接受上并行的，尤其是知识分子。但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发生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加速的国际化、全球化时代，许多东西面临着深刻的改变，无论是市场，还是民主，中国都在强力前进。我说这些其实是塑型了中国的新现实，一方面是现代主义的崛起和竖立，另一方面是一个全球文化多元格局下，中国概念的明晰和认同，当然这些都是在与美国或西方的比较中共存的。当然，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但是诸如在西方，尤其在法国等国，也发生过68年学潮，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时代命题具有深刻的哲学症候。
现代的中国作者怎么看国外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答：我不能代替其他中国作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单就我个人来说，我受西方文学影响很大，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我受中国自身文学的影响就小，关于中国传统文学本身来说，那是另一个话题方向。但就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来讲的话，我有一大批熟悉的西方经典作家，他们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写作。以前我也多次提到过，但是，我还想对你说的是，我最近几年，特别强调英美文学的重要性，主要是从小说上看。其实英国小说，写的非常好。比如狄更斯，毛姆，比如勃朗特，比如格林，比如现在的麦克尤恩。其实，从小说的本体来讲，我始终认为英国人小说写的是最棒的。当然，我说的是小说本身，并不从小说承担的社会性来讲，我以前极力推崇过法国人的小说，比如萨特，加谬，比如雨果等等。但现在，我始终强调英国小说，因为英国人在小说中始终能抓住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故事的存在，讲故事，故事本身、故事趣味、以及故事中的人的存在，英国人不会一般般地谈道理、谈哲学，他主要是写作，通过写作故事来抓住故事，从而抓住故事的读者，这是最重要的。小说现在处于衰落阶段，但我仍认为英国小说保留有最重要的小说的存在方式。美国小说也很好，但它与英国小说有所不同，我以前称赞过霍桑，现在我想强调福克纳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的说，我直到近几年才更加突出地强调福克纳，他对于人的同情、怜悯、尊严以及人性的书写，在故事中得到了最隐秘但又最为坚忍的表达，比如《八月之光》，这简直可以说是个差不多顶尖的小说作品。这样的小说，所具有的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指向，对于存在境遇的细致传达，对于人的命运的永恒记述，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所以美国有了福克纳，美国才称得上是个厚重的国家，其它的诸如菲茨杰拉德，诸如麦尔维尔都很好，现在你们美国在中国有影响的作家还有卡佛，我想他的短篇写的很不错，对于人的生活的描写，有一种刀削般的传神。我很信任这个美国作家。当然其它的外国作家在中国也广受欢迎，比如俄罗斯作家，西班牙作家等等，不再多谈。
中国的作者怎么看被中国文学影响的文学作品，如日本的或者越南的？这些作品在中国有影响吗？
答：关于中国文学对于他国文学的影响，我想这个可能更要看别人怎么来理解，我的看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尤其是那个大传统，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东方，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东方本身。不用说对于日本或越南、韩国这些国家，即使对于西方，那些汉学家不仅把中国文学，中国方式介绍到西方，其实中国曾经是一个诗歌国度，只是在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今天，中国文学的传播有了某种复杂性而已。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许多不同的社会能够联系。我们的会话就是一个例子。你认为这种趋势会不会对你怎么写文学作品有影响？
答：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沟通的便捷和迅速，当然不仅是一种加剧，同时它使得社会现实的传达和显现，具有了另外一些特征，比如碎片，多元，比如更加的机动，随意，比如更加的自我，人的选择性在加强，可以说互联网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我想可能在技术上，一直领先于我们，但同时，我们会发现互联网即使作为一种技术，在中美之间仍是有差异的。在中国，互联网可能使得我们在进行自我表达时，有了更强烈的自我释放，这既与我们的宏观的社会有关，同时也与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但是互联网确实对人的表达方式本身起到了某种结构性的转换作用。比如我09年就在新浪网开了微博，写作本身正是在这些新技术的支持下，变得更为宽泛。但我想说的是，作为文学本身，并不会因为技术条件的改变而产生重大变化，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主要是关于人性，关于存在，关于认知，关于命运的书写，它的精神维度并不靠技术来支撑，就我理解来说的话，像互联网等等新技术的出现，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现实，但是它远没有触及到人的存在的本质自身，人的存在仍然不是外在所能说明或改变的，存在境遇的特殊性始终有它自身的命运，因而可以讲，新技术可以改变传播，但不会，至少不会即刻改变现实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的真理性表述，社会本身在变化，但决定这个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人，而人正在做什么，以及他有着怎样的记忆，历史和想像，这反而会成为文学的内容。因此，作为新技术也好，作为时代趋势也好，写作仍然是以对人的存在和命运的书写来构成的，文学的永恒命题并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