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复旦给硕士研究生开《公众考古学》选修课,已有三年五载了，这在国内高校中，算是干了吃螃蟹的活。尽管我这个人连阳澄湖大闸蟹都不愿意吃，总嫌它有点像天气预报，壳多咯牙，局部只有零星小肉。
在开这门课之前，供职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的吉大滕铭予教授的学生宋小军，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癖好，诸如编过《三峡考古记》丛书、还想倒腾出一门课来等等，就好心给我寄来一份英国伦敦大学的《公众考古学》大纲。不过他的私心我也门儿清，是希望我写本公众考古方面学理一点的书出来。但我看后发现，英国佬做的多是案例分析，没什么教科书逻辑，不像我们国内开课要求的那样要面向学术，培养研究精英，而是以实践应用为主，教你会干活就成。这就不太适合学术型硕士学习，反倒比较适合培养专业型硕士（我国明年起开始招收这类文博专业硕士，教育部把秘书长单位挂靠在我们复旦文博系，为此我们今年忙乎了大半年起草各种方案，这是另外话题），于是被我搁在一边只做参考了。
不过，英国佬的大纲还是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他们已经在操作如何实施公众考古学的方式方法了，而我们还处在讨论要不要开展公众考古学的作用和意义等价值观层面上。这比英美落后了一大截不说，直至而今，还缺乏怎么操作的路径，更没有人把它放到学科建设或新的考古学学科生长点的角度加以构建。倒是我的“革导”张忠培先生听说我在尝试做这个方向，加以鼓励，并把这个事在有一次开会吃饭时，介绍给文物出版社的张倡倬先生，请他督促我写本《公众考古概论》之类的书出来。后来，张倡倬还真当回事办，总派下属编辑来“骚扰”我，盯得我一个劲儿地直躲，乃至我最怕见的人便是张倡倬是也。
对了，还有上面提到的“革导”，系我们对张忠培先生倾力培养我们吉大学生、带我们走上考古道路的感恩昵称，是有个师兄叫做卜工的同学发明的噱语，意喻“革命导师”。这个称呼在先生不训人而高兴时，我们还真敢当面直呼之。而不像杨晶、乔梁两口子以及朱延平等同学发明的“老汉”一词，只敢背后叫之，当面还一口一个先生，一口一个先生地敬重模样，不咋地。
张忠培“革导”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鼓励我做这个事，说明公众考古学已有了登堂入室的学术资格，不再像过去说的那样是歪门邪道，是不务正业，是得偷偷摸摸做的了。这叫我深受鼓舞的同时，更是压力吨增。因为我知道，找几本国外的书刊，顺杆爬梳，拍脑壳编著或编译出一本书来不难，可那远不如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加以总结概括提炼来的上路，针对性更强些。于是我就一边思考，一边上课，一边还跑到搜狐上开了博客，作为公众考古试验田。索性写些趣味性、知识性、好玩性的玩意，而不想正襟危坐搞成纯考古那种学术型忒强的专业博客。这样一来，我的博客里就鲜有正论性的专业文章贴出，不过多直接讨论学术型过强的玩意，是为吾之博规抑或潜规则也。
经过几年的悟道和摸索，公众考古在我这里算是鼓捣出点思路或模样了，于是想跟我做做这方面硕士毕业论文的同学渐多起来。像去、今两年就有贾博宇和郭云菁想写中国公众考古史或公众考古传播方面的论文，于是我们就讨论了点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其实在这之前，国内硕士也不乏写公众考古论文者，比如我们复旦陈淳老师就指导过学生李琴和魏敏，做了《公众考古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公众考古学与史前遗址信息阐释》，还有吉大赵宾福教授也指导过原央视新闻部美女记者范伊然写过《考古项目的电视新闻表达——电视传媒介入考古领域的实践探索》等，讲她在南海做水下考古的实践体会。这些同学写公众考古的文章，我都帮她们支过点损招，算是为我国的公众考古事业，做出过局部有零星小肉似的贡献。
现在具体指导我的研究生做公众考古，如果再局限于讨论意义、目的之类要不要搞的话题，显已滞后，具体怎么做才搞得有操作性，已是要务。于是我就叫她们从公众考古实践中最主要的三、四个方式上入手去写：一个是媒介考古，一个是教育考古，一个是活动考古，还有一个是展示考古。核心是从各种实践手段入口，把考古成果和理念传播于社会和公众，以实现文物保护和利用之目的，并通过文物观浸润价值观，使积极地而非被动地关注和参与考古，成为社会和公众的工作环节和生活方式。
既然从我写博的要旨是把学术问题简单化和边缘化，那具体上面说的过于学术的表达，就应是如下的概念性框架或者实践类型：
1、媒介考古——分为旧媒介（报纸、杂志、图书等印刷媒介），新媒介（广播、影视、互联网、手机等电子媒介）；
2、活动考古——就是各种发布会、纪念日、科普月、交流年、评奖、夏令营、专题参观和旅游等；
3、教育考古——即开设非专业的考古课程、读书会、讲座、问卷调查等；
4、展示考古——遗址博物馆、巡回展与社区展、纯粹介绍考古是怎么回事的考古博物馆等。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唐际根告诉我说，他所在的安阳工作站那边就在殷墟搞出了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我的学生和同事麻赛萍还曾写过这样一篇专门论证的文章《考古博物馆的新尝试——谈考古普及与博物馆教育的结合》，发在今年的《中国文物报》上，具体登在哪月哪日上，我一下子没查到，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