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人们对贪污腐败咬牙切齿，对反腐倡廉拍手称快，却忽略了一项看不见的腐败——职务消费。职务消费本身并不算腐败，不合理的职务消费才是腐败。对职务消费的滥用，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成为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的直接诱因。虽然纪检机关针对规范职务消费出台了若干规定，但仍改变不了“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现状。规范国企中的职务消费，仅靠提高领导干部的个人觉悟和加强监督检查还远远不够，必须从体制上根除其存在的土壤，才能杜绝职务消费的无序和泛滥，使职务消费走向合理。
所谓职务消费，就是指企业负责人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主要包括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差旅等与企业负责人履行其职责相关的消费项目。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为了国企领导们更好的工作，给他们配公车、配通讯工具；为了给他们提供更舒适的工作环境，给他们装修宽敞豪华的办公室；把他们公务宴请、公费考察，视为他们工作必要的部分。于是，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在多年来的行为惯性下早已成为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弥补国企领导与民企经理人收入差距的功效，即所谓的“低工资、高福利”。职务消费作为国企领导的一项隐性收入成了职场上公开的“潜规则”。
近年来，国企领导职务消费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国企，凡是领导发生的，甚至是只要与领导有关的费用，都被计入职务消费的范畴，堂而皇之地由企业予以报销。媒体曾披露一个国企女贪官，连卫生纸都由公款报销，并不知廉耻地说：“我是党的人，理所当然一切都该由党报销。”而我们的国企及其员工也已经在拒绝和抵触的内心挣扎中逐渐接受了职务消费这一普遍现实，一路“放行”，用“绿灯”照耀着国企领导去“战斗”。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透露，国企经营者的职务消费水平一般是其工资收入的10倍。而外资薪酬调研机构对此消费水平的估计则更高。在2004年，由华信惠悦公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近年国企领导人薪酬调查的报告中说：隐性收入和职务消费已成为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和主要部分。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这家外资薪酬调查机构评述道: “据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一般是其工资的十到二十倍。一些隐性收入已不仅仅是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甚至涉及侵吞国有资产或侵害企业所有者利益的违法犯罪问题。”
“职务消费是个筐，吃喝玩乐往里装。”职务消费成了一种“不揣腰包的腐败”，成了企业填不满的“黑洞”，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消费项目，让企业变成了领导个人的小金库、公款挥霍的提款机。职务消费彻底成为了大道无形、道隐无名的“隐形杀手”，深藏而不露。
◎业务招待——大气雄浑的推陈出新
200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公布央企2005年度业绩考核结果的会议上特别提到他收到的一封举报信。据这封来信讲：他们的纪委书记，拥有一张“神奇”的信用卡，他自己吃饭、他的家人吃饭、他大方地请别人吃饭，永远都用这张屡刷不竭的信用卡，在吃饭上这位纪委书记从来不用自己的钱。
前几年，东北某市地税局曾对10家高档酒楼11个月的经营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是，10家酒楼开出2000元以上的发票共计11847张，其中5000元以上的发票924张，10000元以上的发票246张，发票上显示的消费单位主要是政府和国企。其中一些国有企业经营并不景气，在银行贷了很多钱，但仍然在高档消费场所一掷千金，成为典型的“贷款大款”。对于国企大手笔地公款吃喝，有老百姓开玩笑说：“几年前一顿饭一头牛，现在一顿饭一车牛。”
当然了，如今的业务招待远不只吃饭这么单一的内容，吃饭也只不过是职务消费中的九牛一毛而已。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业务招待这一最为普遍的职务消费形式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规模也远不可与从前同日而语。
东北某高档洗浴中心，平时每天接待800人，爆满时达2500人，客人多是官员和国企领导。据对大连、武汉、石家庄400多家高档娱乐场所进行的调查，多数公款消费者来自国有企业，有的甚至用公款支付赌博、嫖娼的费用。
一些国企负责人，以公务接待之名，将私人请客送礼、抽烟喝酒、桑拿按摩、休闲娱乐等费用统统变通为“招待费”予以报销。“招待费”已成为一些违规支出的“防空洞”。还有的领导不论是跑项目、做投资、要贷款、揽业务等“公”干，还是提拔调动、职称评定、子女升学、亲属就业等“私”谋，所有送礼行贿的开销，无不动用公款以业务招待费的名义报销。
某国有银行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省级行长的业务招待费一般每年100万左右，地市级一般在20---60万之间。
某省属企业处级领导透露，效益好的、独立核算的处级企业，一年的接待费用保守估计也在一两百万元。
◎境外考察——风光无限的暗渡陈仓
许多普通人都想出国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优美的山水景致和新奇的异域风情，再加上国外“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国内，各种娱乐项目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更不要说国企领导了。所不同的是：普通人花钱得自己掏腰包，很多新鲜玩意儿都只能“看看”；国企领导却是职务消费，许多项目都可以“试试”。
据报道，某国企派团赴美国考察设备的制作工艺及合作事宜,十四天中,四男三女用去了34万元。行程包括旧金山---夏威夷---拉斯维加斯---休斯敦---达拉斯---迈阿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按照时间安排，所谓的公务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中途飞机延误，则公务活动根本不可能进行。更可笑的是，其中几名考察人员竟是领导亲属。
现在，“出境考察团”除了变身为“出境旅游团”，更发展为“出境赌博团”。近年来每逢节假日，便有许多国企高管经由广东涌往港澳一“赌”为快，甚至有的国企领导集体出境豪赌。他们输钱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元。澳门的一个赌场老板说：“我们喜欢‘阿爷’(内地官员)来赌，他们赌得大方，赌得爽，输掉了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没有后患。”
原中国轻工集团(简称中轻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平，在两年多时间里，挪用公款1000多万元先后30多次赴香港、澳门豪赌。赌场上，胡建平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出手大方，“输赢几百万，都不在话下”。最终，中轻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由于资不抵债，现已被迫关门。国企老总出境豪赌，竟输掉了一家国有公司！
境外考察实为境外旅游、境外赌博、境外涉黄、全家境外休假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此外还有国企领导到境外考察实则是为自己境外“探路”，甚至境外“洗钱”，成为国企贪官携款外逃打通关系、预留后路的前奏。
中央反腐“巡视组”近年来赴各地检查发现，出国考察已成为国企贪官携款外逃的新渠道，近期甚至出现外逃国企贪官多人结伙、跨部门勾结的新苗头。
北京市一位处级国企贪官将子女送到英国后，自己四处看房，又在英国用假身份购买两处房产，以备不时之需。案发后，该领导虽被判刑并遣送回国，但是贪污的财产未能追回。
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境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一旦东窗事发，便不再回国。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的董事长程三昌便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跑到新西兰定居。
◎会务差旅——冠冕堂皇的醉翁之意
国企的会议颇多，且近年来花样不断翻新。以前开会就是大家坐在一个大屋子里，现在则是先找一风景优美、湖光山色的好地儿，再找一装修豪华、娱乐项目齐全的会议中心或是度假村酒店。与其说是开会不如说是放松加享受。醉翁之意不在酒，开会不是重点，旅游、宴会才是关键。有的国企领导开完会后不走，把全家老小全都接来继续“休闲度假”，一起签单报销；有的领导指定自己或是亲戚朋友开办或参股的酒店承接会务，随意加码签单报销；有的办私事、购买家用物品也开成会务发票报销。某市烟草公司领导，把新购住房的十几万装修费用两张“会务费”发票报销。这种“职务消费”实际上就是“职务腐败”、“职务贪污”，理应得到纠正、制止和追究，遗憾的是，现行的企业审计制度能够发现有问题的职务消费只是凤毛麟角，众多“挂羊头、卖狗肉”的职务消费，在假公济私的掩护下蒙混过关。
与会务费表现出的冠冕堂皇有所不同，差旅费为国企领导职务消费的奢侈浪费披上了一件“勤恳辛劳”的外衣。有的国企领导，非头等机舱不成行，非五星套房不入住，个别国企领导差旅期间更是吃喝玩乐无所不为，美其名曰：出差太辛苦，需要犒劳犒劳。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只是个别国企领导的行为，不能“一条鱼腥一锅汤”。然而，笔者却不禁要问：为什么多数国企贪官不是靠企业的管控制度发现，而大多是情妇告发、办公室被盗、扫黄打非被抓或其他窜案牵扯出来的？国企的管控制度在国企经营者面前，就像一个脆弱的孩子反抗成年男子的挑衅，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手足无措。
◎公车私用——以企为家的大私无公
现在的国企领导大多都具有“以企为家”的精神，把企业的财产当成自家的来用。如果有人问国企领导屁股下面坐着什么车，恐怕绝大部分人都会说是大奔或奥迪A6；如果有人问国企领导的公车和他们家的私车有什么区别，恐怕绝大部分人都会说公车更为豪华舒适而且不用心疼钱的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区别。
西方国家公车消费最大的浪费是买了好车没人用。为什么呢？因为领导用公车办私事时要自己花钱。比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私事外出一般都乘火车，而且只选择二等车厢，有时干脆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施罗德一家周末出游也大多是开自己的车。虽然德国政府给他配了高级防弹轿车，但如果周末使用必须按规定付费，所以在郊区时常能看到这样的奇怪场景：一辆破旧的大众在前面开着，施罗德总理缩着肚子坐在大众汽车里，后面跟着一辆防弹的豪华轿车，上面坐满了他的保镖。和我们的国企领导比起来，作为欧洲头号强国的总理，真可谓是可怜兮兮了。
公务车的成本居高不下由来已久。据调查，82%的国企领导配有豪华公车，甚至一个人配两辆车——一辆豪华轿车在市里跑，一辆高档越野车出差用。其中不乏亏损企业的领导。公车私用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接老婆送孩子、节假日兜风旅游、婚丧嫁娶，公务车简直就是任劳任怨、不开白不开的免费“私家车”。据测算，社会车辆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约为8千元，而国企公车成本高达数万元；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多，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某市建材总公司，最节约的公车（红旗）年开支（油耗、维修，不含折旧）也超过3万元。某市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有六辆公务用车，每年用在车上的各种费用开支约80万。
现在部分国企搞起了公车改革，但多数收效甚微，有的还引发了新的腐败。一些国企领导一面以公车改革的名义大幅增加自己的实际收入，另一面公车照坐不误。多数地方的补贴标准都很高，领导干部的月补贴额高达数千，与一般工作人员相差几倍甚至更多。还有的国企领导拿了补贴之后，并不是不用公车了，而是不用自己单位的公车，转而向下属单位要公车坐，把公车的购置及使用成本一股脑扔到下属单位头上。
◎各种培训——与时俱进的偷梁换柱
以前，国企领导参加的各种学习培训就是“观光为主、学习为辅”。现在改个名字，叫研修班或是EMBA之类，虽然仍是“学习为辅”，但培训内容却是“与时俱进”、极大丰富了，当然价格也水涨船高。拿最“火”的EMBA来说，基本上有点名气的学校学费都在30万左右。基本课程每个月也就3到4天，其余内容则涵盖商务交际（高尔夫）、商业调研（观光旅游）、学术沙龙（各种聚会）、国际交流（出国考察）等。难怪乎大家吧EMBA班称为“富人俱乐部”。当然了，这些“富人”们的天价学费多数都是企业买单，美其名曰“创建学习型企业，争当学习型干部”。
有的国企“变魔术”的技巧了得，把单位培训做成“亲戚朋友旅游团”。某国企做了一笔1亿美金的巨额设备进口预算资金，实际上却是以进口设备的名义让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西屋公司安排了80人的出国培训的机会，可是这80人的名额中几乎没有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全被公司领导及其亲戚朋友占了。一个星期的行程走遍了意、德、英、美、加五个国家。更有国企领导用单位业务培训的名额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并将孩子在国外的开支作为培训费拿回企业报销。
职务消费就如同深藏不露的“隐形杀手”，无声无息地伤企业于无形之中。
首先，职务消费数额巨大，加重了国有企业的经济负担。例如某石化生产辅助企业，2006年、2007年管理费用分别为480万元和665万元，其中职务消费项目分别高达176万元和280万元，占到年度管理费用的36.7%和42.1%。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有60%是国企的公款消费。再如某县属企业每年“业务招待费”就要花掉120万左右，还有各种名目的差旅费、福利等，都属于“不花白不花”的范围。
其次，说不清、道不明的职务消费正在转化成为一种特权消费且难以监督。职务消费无一定标准，特别是“一筐拎”、“一揽走”的报账法，造成“灵活性”、“随意性”过大。而且对于这方面的开支，必要的资金数量难以统计，到底是“公”用还是“私”用难以监控。一张“招待费”的票据、一张车辆“修理费”的票据、一张“考察费”的票据……动辄数百元、数千元、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元，没人说得清其中的具体项目花费。各种“虚拟”项目、品名报账的鬼把戏，人们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再次，一些国企领导利用职务消费，以权谋私，奢侈腐败，容易引发干群间的矛盾。特别是效益不太好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足额发放，而企业领导人员抱着吃馒头拉花卷——我赚了的心态，仍奢侈浪费大搞职务消费，必然会引起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激化干群矛盾，危及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例如，某单位领导拿着变卖设备得来，原准备用于给职工发工资的钱，在“五•一”前夕到渡假村“潇洒”，职工群情义愤欲上街游行，市纪委、市监察局接到举报后，及时组织人员进行了调查处理，才使事态得以平息。
最后，职务消费已成为诱发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违法违纪的温床，毁掉了一批干部。一些国企领导从对国企资产的骚情、滥情，最后发展到了悲情。从近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企业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看，职务消费方面的问题占有相当比例。《中国监察》报道的某地一大型涉外企业老总，就是因为在出国进行贸易洽谈时，把在国外的职务消费开支拿回国内重复报销，而受到严肃查处。北方某石化城在两年时间内，处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挥霍公款和非法占有公款的案件达64起，其中涉及国有企业主要领导干部19人，他们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纪处理。再以华中某市为例，该市2007年查办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违法案件中，利用职务消费侵占公款、贪污的案件占到75%。
针对国有企业职务消费愈演愈烈的问题，纪检机关制定了若干约束制度和规定，国企自身也在文件和制度上保持了批判主义精神。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职务消费在开放搞活大旗的掩护下还在变本加厉地蔓延着。同时，国企领导职务消费的泛滥，也是国企领导贪污、腐败职务犯罪的直接诱因。
有人说：国企领导只要“不贪、不占、不大搞职务消费，国企就成功了一大半！”此话虽然有些偏激却有一定道理。职务消费的泛滥就是国企权力的腐败，国企领导权利的滥施。职工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特别是困难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的生活窘迫与领导的奢靡铺张之间的强烈反差令人发指。但是，客观地说，没有监督的权利会使人难以抵抗那“挡不住的诱惑”。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国企，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产生腐败。从根儿上讲，“长的包子样，就别怪狗跟着”。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从上述现象中引发对国企体制机制问题的思考，用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杜绝职务消费的无序和泛滥。否则，国企在消费排行榜上不仅会继续领跑，而且还会层出不穷地屡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