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写了一篇博文《我为什么对江西情有独钟》，述说了我对江西的深厚感情，也为一些当地干部有意无意破坏江西酝酿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担忧。——然而这两天由江西传来的消息，更加剧了我的这种担心。

网上有消息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先生到江西给干部讲课，其间呼吁干部慎重对待拆迁问题。不想江西万载县委书记在随后的宴会上表示后悔请于教授来，并公然反驳于教授的观点，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读了这条消息，我心中不由一震：如今闹得纷纷扬扬的拆迁圈地活动，我本以为自己远离现场，只是个看客；万载书记的一声断喝唤醒了我：莫非我碗里吃的，竟也是拆迁饭吗？

当然，书记的话也可能是急不择言，意思并非说他真的养了于教授（当然跟我这个远在京城的退休教书匠就更没什么关系了，真是自作多情啊），他说的是养了他们县里的“知识分子”，譬如县一中、县二中……的教师，外带广大农村尚未清退的民办教师，还有县医院的大夫、县剧团的演员……至于县委机关管宣传的笔杆子，那要算干部，就别往知识分子堆儿里归了。

然而，给教师、医生开工资，难道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吗？这不应该是县里再正常不过的财政支出吗？莫非万载县的教师、医生都享受着极高的待遇，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必茅台、烟必中华，人人乘坐公费豪车、个个分得豪华别墅不成？——我想万载县一定有人享有如此待遇，但绝非“知识分子”。

再一想，书记的话有点不打自招了。估计万载县的拆迁一定有一套宣传纲要，什么建设新农村啊，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啊，打造万载一片新天地啊，等等。可惜书记带酒（？）的一句话泄露天机——原来拆迁更大的好处是填满了县财政（连带某些人？）的腰包。“铲车一推，钞票成堆”，县里有了钱，才好养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当然，虽然带些酒，书记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听话听音，未必就没有他万载县同时也养了于教授的意思在内。地方支持中央嘛，你于教授敢保证饭碗里就没有我万载的一颗粮吗？——恕老汉我多嘴：于教授那个单位还真是个穷单位，我认识一位他们单位的研究员兼教授，又是博导，又是室主任；五六年前退休，退休金只有两千多，后来调了一次，勉强到了三千，老先生满足得不得了——他可是著作等身、国际知名的专家！

回头再继续学习、体会书记的两句话，我还体会出这样一层意思：你于教授和你们这群知识分子也不要假清高、撇清自己；你们碗里的饭就是拆迁所得，咱们是绑在一块儿的！农民若是问起拆迁卖地的钱哪去了，我就指着你们鼻子跟农民说：都养了这帮家伙了！——相当年林冲初上梁山，嫉贤妒能的寨主王伦要他先去劫一单货、杀一个人做“投名状”。意思无非是说：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说谁！——但愿这只是我瞎猜，书记用心尚不至如此深密。

不过我很佩服书记，虽然只有那么简单干脆的两句，背后却有着这么丰富的内涵和态度，因为我还从书记的话中体会中对知识分子的由衷轻视，甚至还有点厌恶：你们这群人有什么了不起？动动嘴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纯粹是包袱、鸡肋！

不是书记一个人这么想，这么说，现如今很多人都这么想、这么说。近年来，在咱们这个民众文化素质普遍有待提高的国度（这不是我说的，中学政治课本里就这么写的），本来“专家”“教师”“医生”这些有光彩的称呼，竟都成了恶名——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而且这种不正常由来已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帽子，大会批判，小会检讨，号称“臭老九”，自尊心遭到极大伤害。拨乱反正后，知识分子也曾风光过一阵（当然也是一种自我感觉），但很快又同其他各阶层、职业的国民一样，面临着金钱的考验。一部分人不免沾水湿鞋，落下“话把儿”——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毕竟多读了一些书，多受了一点良心操守的教育，又未能占据什么要津、肥缺，一方面是不屑于贪，另一方面想贪也不容易。

例如我做教书匠多年，除了女儿小时从学校拿过几根粉笔头给她玩，自认为还是基本做到“拒腐蚀、永不沾”的。而且在我周围，跟我相同的也大有人在。因此你不能因为有一两个教授说“上访者都是神经病”，就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于一种被教育的地位而变得轻信，习惯于以他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变成了思想上的懒汉。其实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文化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文化高一点总不致比文化低一点更糟糕吧？这个理儿，您琢磨琢磨，不难参透。而且您不是也省吃俭用供子女读书，把他（她）们硬往这群人里塞吗？

借着跟万载书记隔空辩论的机会，再聊两句“知识分子”。我们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职业，例如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记者、律师、作家、艺术家……都可称知识分子。这样的认识没什么不对。不过对“知识分子”的现代理解，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即：他们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及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谁让你读的书多呢，你就得有这个自觉的担当！

以此来衡量，我当然不够格，于教授则庶几近之。因此，万载书记可以看不起我这类“知识分子”，但他面折于教授，却暴露了他有眼无珠、心胸狭小、修养浅薄、认识错误。把一个同样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大县交给他来领导，省里能放心吗？——但愿书记没喝高时，不这样思考和说话。

有一个愿望不算过分：万载书记若想继续“这样干”下去，并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就不妨把县财政的账目公开出来，看看“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拆迁圈地中多吃多占的。

而且如果万载的“知识分子”真的这样“可恶”，我则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与他们划清界限，不齿与他们为伍；二是买张车票到万载去碰碰运气，毕竟干教师这行咱驾轻就熟，虽然退休，还有些精力，在万载这个“知识分子乐园”里补个“差”，再干上一阵子，何乐而不为？

附录：我在《我为什么对江西情有独钟》一文中没有提到万载的文化名人。其实这里是晋代大文豪谢灵运的封地；五代十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徐铉、徐锴兄弟，也是万载历史文化名人。万载还是红色革命根据地，出了不止一位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