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悲剧有时也是民族的悲剧
----深陷于历史与现实困境的男欢女爱之十三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经典之作。它所表现的是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他们双双自绝于世的哀情，也是中国一切被压抑者的普遍哀情。因为，对统治者毫无约束力的、伪善的儒家礼教竟是如此蔑视普通人的感情，竟能如此肆意践踏人世间最高贵的爱情。
民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朴实，贴近生活。《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典型形态。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一个兢兢业业，收入微薄的小公务员。女主人公是个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家庭主妇，“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在他们的上面，焦家有一个刁蛮的长者（焦母，刘兰芝的婆婆），刘家有一个专横的兄长。在中国的历史上，婆婆往往代表着一种异化了的女人形象，他们年轻的时候深受社会压迫，年长之后却丧失了全部美好的女性特征，异化为比男人更可怕的压迫者。刘兰芝的哥哥则完全是一个父权的代表，因此诗中称他为“父兄”，所谓长兄如父。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焦母和刘兄是各自家庭中的天然独裁者，也正是他们，联手制造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
这场悲剧产生的最初原因，是焦母替儿子把刘兰芝休了，死活要把她赶回娘家。而焦母替儿子休妻的理由则很简单，简单得有些变态，完全是为了显示婆婆的权威没事找事。这用刘兰芝的话说是：“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焦母）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用焦母的话说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两相比较，读者自然会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刘兰芝含辛茹苦，可焦母就是看她不顺眼，故意刁难，决意要把她赶出家门，而且连儿子的续弦都找好了——“秦罗敷”。
刘兰芝被焦母赶回娘家之后，她哥哥接手承担起棒打鸳鸯的角色。最初，县令派人来给儿子说媒的时候，这位“父兄”念及兄妹之情，还稳得住。没过几天，太守又派人来给儿子说媒了。这时，他终于忍不住要站出来说话了：“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说白了，还是想攀上高枝，跻身富贵。其实，这也是一种合乎中国人生存环境的正常反应。
可刘兰芝是个重感情的烈女，甚至可以说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于是，“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闻迅，义无旁贷，“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一对有情人，从“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生离，最终变成了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的死别。
一对男女的殉情，是以自戕的方式抗争，除了引人同情、震撼人的心灵之外，他们对社会的现实影响终究是有限的。足以引起社会整体震荡、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是那些由于性问题而引起的武装冲突。
西方人说，世界百分之七十的战争与女人有关。在中国，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战争，也有数不清的农民暴动，这些农民暴动由肚子的饥饿而起，也由性的饥饿而起。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
当女人作为一种财产或商品的时候，中国的不均，就不单单是物质的不均，也是女人的不均。因此，许多战争、农民暴动的背后都有着女人因素。以汉末的黄巾起义为例，它的内在动力之一就是性和女人，而黄巾军的秘书《黄书》所宣扬的其实也不过是道家房中术的变种。
正史详细记载了平定黄巾起义的军事行动。但有关黄巾军的组织状况和信仰却资料甚少。不过，即使是被打败之后，张角的弟子仍然继续传授其道术，而且因此引起佛教对手的注意。后来正是后者记录了一些有关黄巾军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证实，这些教派从事群交式的性修炼。他们把这种修炼称为“合气”。（《中国古代房内考》122页，高罗佩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11月第1版）
中国的普通百姓无论人数如何众多，在权力与财富的压迫下总是最弱小的一群。因此，从性与婚姻的角度的来说，无论是想攀高枝的势利，还是以死殉情的坚贞，或是为争取性机会而发动武装起义的暴虐，它们的背后都有一种深深的哀情。(未完待续)
注：本篇为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五十八
下篇：杨黎光·《我们为什么不快乐？》之五十九 一个用心守护爱情的传奇
杨黎光网站：http://www.yanglg.com/
敬请关注: 系列博客《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已经成书。
共12章，25万字，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