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般人心目中，军阀都是些专制独裁的匹夫，把军阀跟民主连在一块，几乎就等于猫鱼同笼冰炭铜炉的荒唐事。然而，事实上，一些被我们视为军阀的人物他们对民主的理念和追求一点也不下于那些我们以为是革命家的大人物——譬如，被国民党指为“背叛革命，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也被共产党指斥为反动的军阀的陈炯明。
不妨先看看陈炯明所谓“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一事的真相。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导，当时下令炮轰广州的，其实是孙中山，时间是（1922年）6月17日，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是孙中山早得粤军警告，本人已离府，粤军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当年中英文报纸都没有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新闻，反倒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十年来教科书只提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但无人提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六一六（1922年6月16日）事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单纯的“变”。不知道真相的人，以为是孙，陈个人间的争权。在事件发生之前夕，北京总统徐世昌退位，旧国会恢复，南方护法目的已达，北方知识分子蔡元培等二百余人通电请求南方“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粤军驻广州部队通电响应，请求孙中山离粤北上，以谋求和平统一中国。事件发生之时，陈本人不知其事。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后，炯明禁止部下妄动，让孙安全离粤，实救孙一命。日后国民党捏改史实，以这事件为陈对党领袖个人的“叛逆”，加上“叛党叛国”的帽子，而把这事件的前因后果，完全掩盖起来。从此中国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而不知道陈炯明曾倡导“联省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孙中山再回粤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
陈炯明一生，早岁参加同盟会，黄花岗之役为先锋（敢死）队第四队队长，以后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未中，武昌起义后，率师进占惠州，广东独立，为副都督……等等，可谓功勋显著。在广东的治绩，兴办实业，禁烟禁赌，提倡地方自治，以“模范起信”为号召，大兴教育，请陈独秀入粤，为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这些也是成绩所在。陈炯明被称为军阀，其实他是注重文事的，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民国时期，军阀为了保住立足和占有的地盘（四川谓之为防区制），注意建设，兴办文事，也是有的，不足为怪。
陈炯明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是一个民主将军。这表现在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举办地方自治，民选县长，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 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那么，陈炯明的政见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联省自治。
这其实也是当时知识界的共识。“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此外，在党内民主方面，陈炯明与孙中山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孙中山规定中华革命党党员须向领袖宣誓效忠，绝对服从，还要打手模指印，陈以为有损人格，拒绝执行（反对宣誓和打手模指印的党员甚多，非只陈）。孙中山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当选非常大总统，也曾表示：“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此项谈话，其精神和陈炯明“联省自治”的主张并不相悖，亦可见孙中山当时并不主张武力北伐，很快，形势变化，孙的主张变了，孙提出武力北伐案，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经非常国会通过，陈则认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当以“模范起信”“联省自治”为先，建设两广，联络西南，再图中原。这样，孙和陈的矛盾也激化了。对各路军阀，孙对奉直皖各系的政策主张，亦为陈炯明所不许。联省自治的根基在西南各省，尤其云南唐继尧。孙之对外政策，联俄（借俄以自重），陈极反对。早在一九一五年，陈炯明时居新加坡，与在海外的黄兴、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共同发表宣言，表明绝不倚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谓“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未远，即在平南。”这种主张亦为陈后来所执行。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苏俄代表路博到漳州访陈炯明，表示愿意资助陈完成统一，但要中国放弃外蒙，为陈所拒。孙中山联络外国许以利益之议，陈素所不赞成，二人离合之因，此亦未必无关。
实际上，孙中还山是很欣赏陈炯明的。曾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据国民党元老莫纪彭回忆，孙中山与陈炯明一次闲谈，曾以“狼、大、快”三字喻陈的革命作风，“盖粤语常以‘狼’字喻勇猛进取也”。自然，主要还是陈炯明的治军治政的能力让孙中山不能忘。决裂之后，孙中山未尝没有想到陈炯明。北伐遇阻，乃思良将，陈军此时也还有实力。于是，经汪精卫、吴稚晖等为陈缓颊，劝孙与陈再度合作，孙同意了。但坚持一条，要陈炯明写悔过书。这是以高居人上的领袖地位对待部属不可更改的立场。陈炯明以为这一要求是强制，没有民主色彩，因而断然拒绝。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北京，并在北京病逝。随即，陈炯明军队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开战，至一九二五年十月八日起，蒋军猛攻惠州城，于十月十四日攻陷，陈军最后据点瓦解，陈炯明从此倒掉了。陈本人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息影香港，著书立说，生活拮据凄凉，然仍关心政事，谋在海外发展中国致公党党务，并曾数次北上京津，和段祺瑞私下联络，与章太炎等商国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得年五十九岁。晚年穷固，三餐亦有所不济，身后更是萧条之至。
陈炯明之死，吴稚晖有挽联云：“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