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一）

今年春节，天气好了我妈就赶紧换被套。

她还电话工友约打麻将。去年比赛，她和我爸搭档，一个近视，一个远视，牌就出错了。她就赶紧在今年开打之前换一个搭档。我妈是深谋远虑的。她换了一个会讲侗语的搭档——当年他们一起随招工队来的工友。这样他们可以用侗语商量出牌。我妈把她一辈子的才华和智慧都放在了这场比赛上了。

我妈想着，清明到了，新茶长了，她要回三江老家，和姨母到山上采茶去。我妈是一个诗人。她经常听到侗族的琵琶歌会流泪，她听懂了。她经常有句无篇。和那周尊彝一样。

我就希望我妈多关注她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她已经学会了QQ打麻将和用手机发短信。她发的短信特别通顺。而且充满感情，春秋笔法，我妈要是真的学了文学艺术那可了不得，王安忆就不是作协主席了。

我相信我的艺术细胞绝对百分百来自我妈，而我对日常毫无常识，绝对来自我爸。我爸用微波炉热五个瓤豆腐，用了七分钟。我妈才逗呢。表姐要带两只鸡回老家，我妈贡献了一个装柚子的纸箱，因为不知道那只鸡是否能放进去，她竟然从厨房里拿出已经去毛净膛的鸡来比较。我和堂姐笑死了。我那个给我出数学题做的堂姐日后是一个运货司机，牛比吧，她接客户电话时，打了一个大饱嗝，当场把我和她那5岁的女儿笑死。

我希望我妈别太关注我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么多年来，我妈的关注对我来说可以是一个莫大的压力。是我前进的动力，也是前进的阻力。总之，她总跟我说要不是我当年严格要求你你怎么考上情话。我“哼”地一声，要不是你当年对我打骂有加，我本来应该考剑桥的，就不会考这么傻叉的大学了。省得现在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反而风光、自信得要死，到处去大学演讲，跟卖狗屁膏药似地吹嘘奋斗史。这些穷山恶水出来的人都那样，游牧民族，朝不保夕，其实完全是自卑在作祟。我们稻作民族特别矜持，特别内敛。

我妈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

比如我同学的父亲得了癌去世，我妈说，都怪美国。

我说，妈，不怪美国。

她说，都怪卫星升天太多，科学太发达。

我为我妈跳跃的思维所震惊。方舟子万一听到了肯定要扁我妈。2005年我作为周刊记者去采访他关于怒江建坝的事情，他支持建坝也罢了，还骂我是“造谣，欺诈，流氓”的“黑记者”。骂完之后，北京立刻六月飞霜，下起了冰雹。我只好设法不让他注意，要不他又来打击伪科学，把我妈算进去了。

我一直想和我妈沟通。但我们的沟通不是太顺畅。我们虽然用同样的语言，汉语和侗语，桂柳话，白话，普通话，甚至我们都是先天性的诗人，艺术家，但我们真的很难沟通。我妈思维跳跃，我也是。我要去县里书店买书，我妈自告奋勇地说，我也去！然后我们就去了。娘个匹希，我们坐公共汽车去的，公共汽车立刻蓬蔽生辉，竟然没一个人给老太太让座，我就想，等着瞧，等我发达了，我绝对不会回到这个该死的汉族县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就让他们一直这么愚昧下去吧。哼。当年这个县搞什么农村基金，去死吧，坑死了一堆农民。立此存照。

到了书店我扑进了知识的海洋，开始吮吸着知识的乳汁，我妈说，我要回去打麻将了。我想，妈的，当年我妈死活不肯带我上街，因为上街后我总是要憋尿。我妈带我满街找厕所，很不乐意。我上学后一直想发明一种东西，把尿传真到厕所里去，都是源于我妈对我们的撒尿的严格性。

我妈竟然说，你的书几时到这里来卖，我知道跟我妈没法说明白，显得我吹牛似的。我妈最不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女儿其实挺牛比，她没法相信这个世界，她老了，视力也很糟糕。她老生怕自己女儿牛比了会吃亏，我妈是那时代的人，经历过武斗，她真的很怕。所以我不大敢说，我想让人静悄悄发现，挖！原来你这么牛比，这时候我就有点含羞。但是我想，其实我的牛比要被发现是需要耐心的，而大多数人又没有什么耐心，而我也没有什么美色，所以真的很难期待知己。

 

我妈（二）

有一次早上醒来，在北京给妈妈打电话。她在那边神采奕奕地说，我刚下火车，回到家，就去与邻居打麻将啦。

醒来，妈妈已经不睡在我的身边。我的小屋子里，她的简易床还在那里，我不想把它收起来。 

也许和多数的妈妈一样，我妈妈是一个喜欢唠叨的人。她总是唠叨北京的米不够好，蔬菜不新鲜，我不够听话，穿衣服还是太紧，北京的房子太小，洗衣机不够大，抽油烟机不好使，而蟑螂又时常令她惊慌。她有着无穷无尽的想法。从我的耳朵能够听话起，我听这些东西长大。

我于是就这样长大了。变得很拘小节，很忧伤，同时也顾此失彼，惊慌失措。

她一直没有出过那个小县城。这一次到北京来，对她实在是太远了。过去连探亲的三块钱的火车票，她都会心疼不止，而她毫不犹豫地买了平生最远的火车票，喜滋滋地来投奔我来了。我的妈妈，对着北京有着严重的浪漫主义倾向。这好比我当年，坐着4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来寻找我的爱情和梦想。而她也是凭着一张车票，要来寻求她关于女儿，关于生活的痴心妄想了。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颠倒了过来。我越来越大，她越来越小。我觉得妈妈很像小孩子，而且像一个懂事的孩子。我开始不放心她。我怕她容易伤心。我牢牢牵着她的手，她因为高度近视，走路小小步的，好奇地东张西望，发一些好奇的声音和小小的感慨。我妈肯定可以做评论家，经过简单的观察后她说，是不是北京公共汽车走两边，而出租车走中间？我妈妈把偶然现象如此归纳和理论化，完全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方式！或者她看到一个肥硕的女人从她前面走过，她也会惊叹，这个女人好肥啊。沈从文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个和我妈妈类似。

我一点都不了解我妈的内心世界。我妈她肯定会写小说。比方说她一个人在北师大门口，看见了一干人。她就开始构思：他们是什么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要走进学校去做什么，是不是带着小孩子找不到开学的报到处？她想了很长久，还想跟着他们去看，可是她很胆怯，就回来告诉我这个事情。

我在前面也提到过，我妈会作诗。比方说，我打车送她去火车站，她忽然说，再见，北京。我听得难过，别过头去掉了一阵眼泪。

她的心思也是不大出声的，临走前，我们一人背着一个背包，她在前面，忽然回头说，我本来以为要和你一起过“十一”和“中秋”的啦！

那天晚上我送妈妈上车，火车开了，我开始跟着车跑。如果我和刘翔一样跑得飞快，我想我真的会一直跑下去。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原谅我的忙碌，我的发呆、走神、不合作，我的暴躁和不耐心，生活中的如此多的失误、无能和掩饰无能的虚荣心。

她曾经是一个过分严厉的人，就象她不由自主地害怕外公一样，她让我不由自主地害怕她。她是洪七公的门徒，会经常用打狗棒和潜龙十八掌教育我。作为一个独自在外乡做工的女人，她要求我本分、礼貌。我跟工厂的人大声说，阿姨好叔叔好，但是，我憎恨这样。我憎恨条框，最后却习惯于它们。

小时候不慎打碎一个玻璃杯子。我竟然想用糨糊把玻璃杯子重新粘起来。我不敢扔掉破碎的杯子，也不敢告诉母亲，只是把它藏在桌子底的角落里，担惊受怕了好几年。我总生怕母亲发现杯子少了一个，更害怕她发现桌子底下破碎的那一个。
    我总是怕做错事情。我谨小慎微。我怕别人发现我做错了。所以我总是努力地去附和任何一种规范。我成绩一直很好。我遵守学生守则。我是三好学生。但是总在不停地犯错。不停地掩盖。最后我变成了一个相当偏执的，却又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烂好人。我的原则是：我错了，我又做错了，我把杯子打碎了。
    这种害怕和谨小慎微后来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一种奇异的道德和勇气。我不穿裙子，象男孩子一样大笑，大大咧咧，为厂里的被人歧视的人大打出手，他们包括：一个白化病女孩，一个智障，一个因为穿花服而被嘲笑的男孩。
    那个白化病女孩最后因为她的处女之身嫁给了一个50多岁的有钱离异男人，那个被嘲笑的男孩子最后考上了清华；那个智障不知所终。
    我不愿去上外地的重点高中，是母亲强行把我押送去的。乏味的住校时期给了我另一种想象不到的自由。我的成长于是变得任性起来。和家里作斗争，和学校作斗争。不做早操，不升国旗，不戴校徽，上课看小说，写没有人读的热烈的情诗，翻墙出去看电影，离家出走。最后我中规中举地考上大学，又以令人生疑的才华和乖巧读上研究生，成为小城镇工厂和母校的传奇——我的反抗其实是在一个戴眼镜的乖乖女的壳之下，微不足道。我依然是主流的，道德的。

 

我妈（三）

象这世上一切忤逆的女儿一样，我从来没有感谢过自己的母亲。

我感谢我那只有小学毕业的母亲，在40年前离开故乡，来到偏僻的琅镇，我感谢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支撑一个家庭。多年后有不少胖子声称自己很彪悍，以为自己是当代鲁迅。我妈不是鲁迅，也不是胖子。她是落伍的，反动的，不识时务的，顽冥不化的。

 

我们只有一间小房子，几乎从来没有看过电视。到了夜里她走路去上班，导致我在黑暗中因为害怕而难以入睡。她是如何买回第一个不那么粗暴的风扇，给炎热的夏天带来凉风，如何在深夜挑着扁担，背着孩子去赶火车，如何坐着绿皮的、没有座位的火车去看望父亲。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其实忍耐了许多，比如她为了拿到一个废弃的木版作为床板，她要和男人们争执，不过是不值得的事情，可是对孩子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

母亲从来没跟我说过她的委屈，她的憎恶，她那些也许不可说，而实际上也无从说起的故事。

 

她给我买来书，所有她能想到的书，为了节约钱，我甚至从来不读画报，因为那实在太贵了。我甚至读报纸来消遣，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语录，也是我求知若渴的识字本。读一切荒诞的民间故事，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们竟然告诉我，黄河是一个男人的名字！我的天！黄河难道不是一条河吗？原来“游击队”和“游泳”没有关系，“邮局”和“游击队”也没有关系，清华原来是一所大学，而不是“冷清”的意思。到了毕业我才知道，普京原来不是普通燕京，我渴望了解世界更多，参与世界。母亲只希望我读书。我却想，为什么不给我蜡笔，为什么不给我小提琴，为什么不给我更多？我只能读书，最低成本的生活。我从来没出去爬树，游泳，几乎不参与孩子们的集体活动，我安静，只懂得做最难的数学题，鸡兔同笼，歌德巴赫猜想，发明中子弹，妄想有一天科学救国，光宗耀祖。我渴望母亲以我为荣，我的虚荣心之大，以至于从来不能容忍别人的学习名次排在我的前头，我杀无赦，以一种温柔的蛮横，品学兼优，恨不得为老师做教案，霸占了小镇的美名。我从来不花什么功夫，只使用凌波微步，轻而易举超过我的同龄人，同时保持了一种奇特的谦逊。直到我喜欢上了摇滚乐，枉费了十几年的光阴。最后想起，都只是惘然。

我和母亲一样在城市里是清贫的。所不同的是，我还没有孩子。因为我们太自私，太爱自己，不舍得付出太多。

2009年夏天，去昆明王家桥做“少女疑似卖淫案”的报道，我恳请别人帮助这个哭泣的，16岁的少女。即便是退一万步，她卖淫。

耶稣用手指向那个女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更何况，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她卖淫。我们所做努力，无非是希望检察院批捕时慎重。无非是不要对一个未成年少女做如此的迫害，随时宣去审讯。

司法程序处处有漏洞，在采访时处处受阻，有新闻官员直斥我做“假新闻”。目前中国现实，对社会现状的报道，这对意志的摧残，对人的敏感的摧残，应该是一流的。

我谈不上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在我的六年的记者生涯里，我一直在做不痛不痒的报道，为名流们刷上光亮的漆。我只是一个技术高明的油漆匠。我刷得比别人要好得多。因为某类天份，和苟且偷生的能力。

    当血肉之躯不慎卷入国家机器，当一个国家不再体恤草民的疾苦，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庆幸我活到现在，毫发未损，但是我知道，当我见到这样的情境时，我的心忧郁难挡。当他们失去公正，我们同样也在失去什么。

      国家机器的罪恶，在于它践踏穷人，把穷人交给穷人，继续践踏。他让兄弟相残．那些普通的人，家有母亲，儿女，但他们一穿上制服，他们就是不眨眼的恶魔。他们难以心存善念．这是人的恶，还是制度的恶？我想起了陀氏的小说：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我知道我们接受教育，只是为了自由的意志，我们毕业，并非为了当鹰犬。宁肯做一个自由的歌手，不做卑贱的走狗。

我感激母亲所在的年代，有着尚未改制的工厂，穷人可以分配工作，穷人不被牺牲。工厂里有粮票，我们从来没有富裕，而身边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嫖客和妓女。而我在一个学校里，安稳地度过我所有的年少时光。

我在这样的时光里培养了一种精致易碎的幻想。母亲的现实让我感到不屑，我从来不到母亲的现实。我的世界里，只有自我的清高和傲慢，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切入生活，厌恶一切与生活有关的细节，反对一切庸常的关系，我得了一种失心疯，只关心文艺。这是我的悲剧，洁净的浪漫气，导致了我奇迹般地活在了自己的幻想之中。在忧郁的16岁，我的忧郁只是因为离文艺太遥远，得不到一个城市孩子应有的一切欲望，我离家出走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在昆明王家桥，另一个软弱的少女，她在未来活得如此凶险。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能优雅地，慢声细语地对我们。在我跌倒流血的时候，被小男孩子欺负，我甚至不能向母亲求助。我必须用我沉默的方式去解决那些在日常里出现的一切纠纷。在和母亲的斗争中，我以为她不理解我，却不知道，她已经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我。我不知道世界不安全到了这个地步。或者我和母亲都是幸运的，我们只是早生了，在嫖客稀少的年代。我们只是生在了县城的偏郊。而不是在一个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我们只是因为偶然而苟全性命，却把这一切那么想当然。想当然得得到人们的关注，艳羡，优异的成绩，学位，工作，一切和一切发表作品的机会，我几乎没有为自己努力过，因为这一切实在来得太容易，太简单。我想我迟早要为这样的傲慢和漫不经心付出代价的吧？

我时时不能忘记，父亲长年不在身边，一个夜晚母亲从醒来，她以为自己要得绝症了，暗自哭泣。母亲得了眼疾，她从来不想去医治她自己。哪怕只是去南宁而已！我们什么时候缺过钱呢！她这是忽视子女的能力和孝心！母亲为了不去看眼病，为了节省钱，甚至还说了谎！而今，他们竟然不能容忍那些卑贱的人说谎了。

我时常感到侥幸，因为我知道我也和陌生人说过话，在火车站。整个青春期，我都渴望和陌生人说话，渴望作为一名少女被人关爱。母亲呵斥了我。我当时亦是非常不能理解。现在我知道了，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母亲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理解这个世界的危险，她只是不顾一切地保护过我们。

母亲教我与人为善。在火车上，她把药赠给生病的年轻人。我们在去探访父亲的火车上经常没有座位。我与弟弟必须多么乖巧和甜蜜，才能得到人们的让出的一个小位置。母亲是慷慨的，无论是对外公还是她的姐妹，她惟独不知道爱惜她自己，她惟独不去治疗她的眼病。我的青少年，经常因为害怕母亲眼睛会瞎而流下眼泪。而我们对钱财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如何赚钱，因为母亲把我们照顾得太好，我们从来不知道钱财究竟从何而来，也不曾缺失，因为母亲把治病的钱给了我们去上学。母亲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这是她的方式。她用她的乡下人有限的方式，培养了孩子。这个孩子没有成长为一个她期待的人。她只是一个幻想狂。在和这个世界相处时，我处处不肯和解，处处不肯让步，我自以为是，妄尊自大。母亲只是担心我来日要吃苦头。

啊，我们以刑天之勇与世界作战，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闹着一个大笑话，我们被天下耻笑时，从来没想过身后有着一个担惊受怕的母亲。因为我狂妄的自我，她甚至连一句反对的话都不敢说。她只是反省，她有一天竟然对我道歉：是我对你不好！

我也是惊呆了！我何以在一种贫寒的家庭里培养了这样的贵族气和浪漫气。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却一直把自己当孩子，任性地和所有人作对。我是如何作对的呢？你不爱我，我偏偏要爱你。你不接受我的音乐，我偏偏唱给你听。你不喜欢我这么写，我偏偏这么写，我就是用这样的不讲理，来证明我的合理性。我就是用平庸的方式，来证明我蛮横的自我。我只是可笑。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这么可笑。把葱插入鼻孔，我就以为自己是一头大象。因为自己食草，我就误以为自己是最庞大的恐龙。我只是一个玩笑。母亲。

我的前半生无法为家庭考虑，甚至也不能真的照顾到自己。我的蛮横只是伤害过爱护我的人，却从来没有伤害过那些冷酷的人。我试图用我的软弱来感化世界的冷酷，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让冰雪融化一点。我现在知道我高看了自己。我就是该缩在后面，做一个不出声的人。从今以后，只需默默地写，默默地唱歌，脚踏实地地生活，嫁人，生子，因为关于一个家的梦想，母亲和我和我的孩子，我们要一起去建设，去幻想，我们所要的不多，却要付出三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