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挑战

　　我们已经指出，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世界经济面临结构调整的巨大困难，困难在于西方的基本政治制度。因为这个缘故，世界经济很难在短时间恢复正常增长的。

　　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明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为什么美国还要揪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呢？这当然是转移矛盾，嫁祸中国，但是又不仅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人当然不希望中国穷，因为从穷人那里是赚不到钱的。但正如没有人自愿从大哥的位置退居第二，美国是不愿意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可以预期，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博弈中，中国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虽然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相互牵制，但是美国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因为与其他新兴国家存在竞争关系，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我们是很难有盟友的。如果美国动真格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制裁之间做选择，中国很难不让步，虽然可能是一点一点缓慢的让步。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上文已经指出，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奥秘正在于此，超发货币于是可以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又一手段。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如此，人民币升值就不仅是危害出口业，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让赛了。

　　如何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已成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我们像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的又一害处是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因为能够获得资金享受资产泡沫盛宴的不可能是穷人，而只能是富人。房地产泡沫的第三大害处是会增加制造业的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房地产泡沫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泡沫最终是会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终破裂造成的破坏愈大。

　　但是，抑制房价上涨是困难的：其一，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很大比重，而地方政府又都负重债运营，这不允许政府动真格打压房价；其二，人民币升值预期短期很难消除，而世界性货币扩张造成的巨大流动性也不容易一下子收回去，这决定了即使中国有意回收货币，也不容易真正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其三，三十年的高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收入，这些收入，总要找一个寄存的地方，就像我们挣了钱，总要找一个抽屉存放一样，然而，中国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这使房地产成了有限的可以寄存收入的几个抽屉，房价自然很难不高上去；其四，土地政府独家垄断，政府干预银行的能力也很强，具备救市的能力。

　　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劳动力在参与竞争。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而且，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也还没有解决。这些都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

　　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要增加消费，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

　　首先，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

　　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外需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重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当然，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型。这也需要改革制度，而不是靠需求管理来解决。

　　外需回归，于是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国内消费，归根结底需要增加人民收入，这又离不开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行进。为此，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给定人民币不得不升值，那么必须选择缓慢升值。

　　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容易停下来，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是的，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

　　过去成功不意味着未来也成功

　　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过去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事情，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可能变成为坏事情；过去对我们来说是成功的事情，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也可能变成为不成功的事情。

　　过去，土地国有就未必是坏事。我不否认，土地国有，就会被过度利用，以负地价来招商引资就是过度利用，这不仅使得国民的收入不能随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还会使环境遭受破坏，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土地国有在过去的巨大收益。中国拥有的是庞大的人口。人口是资产吗？是资产，但却是特殊资产。这个资产是不可以储藏的。地下的石油、黄金是资产，它们一万年后还是资产，但五十年后人口就未必是资产了。而且人要穿衣吃饭，没有活干，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社会就会陷于动荡。不仅如此，人在干活的过程中还会通过干中学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这些是就业的收益，我们要充分认识让众多的人口有活干的重大意义。但是仅有人口还不能形成就业。通过土地国有，用负低价有效地吸引了外来资本，把国外资源与我们庞大的人口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就业。这是土地国有过去巨大的有利一面。

　　但是，今天土地国有就很难不是坏事情了。在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那么能够吸纳过多货币的载体就太有限了。在一个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的经济中，每一寸土地都会成为吸纳过多货币海绵。在西方，房地产业可以有泡沫，但是仅仅因为他们土地私人所有，而我们土地国家所有，他们的泡沫就不会有我们大。

　　过去，经济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可能不是什么坏事，至少不是那么坏的坏事，因为我们的不能消费的过多产能有美国来消费。美国长期是一个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度。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当然，这个生活方式的建立和维持是有特定制度背景的。这个制度背景，前文已经交待过，这里就不多说了。可以这样说，正是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美丽的双人舞，才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让一个单方面看来不可维持的高增长维持了下来。

　　但是，今天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就是大问题了。今天，让美国维持高消费、低储蓄、借钱消费和提前消费生活方式的制度背景不复存在。没有了中美两个国家美丽的阴阳双人舞，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消费压抑”就会让经济不能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在变，我们的政策选择也必须跟着变。但是哪些改变，哪些不变却考验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