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2）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高教的现状分析，总结出“中国高教现代的四化”。现代的中国高教“四个化”制约着高教人才培养，这“四化”才是高教的症结所在，而不仅仅是“行政化”一个方面。
【关键词】高教 四化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行政化”现象，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10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三章“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第38条，还明确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其实，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只有“行政化”一种现象，而且，“行政化”还不是高教问题的核心。其中的行政级别，是中国任何公共机构社会存在的编码，对话的前提，它是高校的行政资源，高校本身也有行政工作。在中国，若是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只会削弱高校的生存环境，打压高校与政府对话、谈判的地位，与社会交往的基础，事实上是对高教机构的贬损。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类似于“儿媳妇有错，批评儿子”一样，有张寇李戴之嫌。我们要反对的是“管理行政化”，而非行政级别。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呢？如果在高校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我国高校问题的症结是：我国现代高校全面实现了“四化”。
第一，“学校政治化”。高校政治化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学校由政治组织管治，把高教事业转化为政治事务，从理论到实践只为政治服务；
二是学校一切事务必须符合单一政治倾向，其他任何政治倾向、思想意识都属违法行为；
三是政治学术也只能采用单一政治理论，禁止其他任何政治理论、思想意识研读与传播；
四是学校的政治组织垄断了学校最高决策权，事实上包括教学事务、科研等学术性事务；
五是开设的政治思想课程，由政治组织最高决策机构明确指定，并有日常监督与检查；
六是学校法人代表必须是上级政治组织委派，并在学校政治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等等。
到目前这止，中国社会还没有“高校政治化”这一概念，虽然人人心里清楚明白，就是没有权威机构与权威人士说出来，其优点和弊端也没能析离出来。中国目前的大学文化最大特征就是“高校政治化”，这是“苏联高教模式”最大的特征。它像高校的一块强大的磁铁放出的无形的磁力线一样，规定了所有“大学人”的行为方向、思维定势；整个国民教育系统，都是在为党培养接班人，它像地球引力场一样，规范了国民教育一切行为。
第二，“管理行政化”。高校管理行政化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是高校的党政领导机构组成人员，都是行政官员，没有学术性、专业性要求，即使选拔时，要有一定的学历与高教经历等，那只是装装门面而已。目前，中国高校的党政领导层，极少有“教育家”的特质，即使个人有“教育家”的倾向，但实际工作与氛围让你做不了教育家的事。
二是学校各类事务决策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用行政决策方法代替教学、科研等学术决策。即使主体是教授参加的学术型决策会议，最多的是民主投票，以西方式政治民主代替学术讨论。
三是学校理论上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教职工代表会议”，代表是按教职工人数选举的，没有学术意识的代表占比超过50%以上。
四是没有制度安排的教学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只是利用其理论上的合法性，实际是行政事务的“婢女”，需要开会决策时，也以民主投票方式进行。
五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垄断了高校的一切教学、科研事务和最高决策权，高校的学术性活动源于行政、评价于行政、决断于行政。行政事务充斥于全部教育、科研空间，学术完全行政化了。
六是国民教育系统，各级各类的学会等学术机构，全部被教育行政领导与高校党政领导层垄断，全国最高学术权威，又被以清华、北大等学者为主体的学术官僚们垄断，甚至学术观点、学术理论、学术权威等，都是在官僚垄断基础上的学术。
在高校中，“管理行政化”最突出的是近10年成立的高职院校。这类高校，大多没有或较短的高教历程，本身先天没有“大学文化”的内涵与基因。如普通本科高校的教学二级单位，就不执行“书记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可在高职院校里，院、系二级教学单位仿效校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学与学术问题全部转化为行政事务。基本没有学术讨论、争论与学术流派之说。
第三，“计划、市场化”。高校的计划与市场运作模式都十分明显。
高校从招生到教学，最后发毕业证，完全执行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一整套方法，而毕业生就业和户籍与档案等，又完全执行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套。
一是招生计划，本是精英高等教育的产物，高中生对高等教育不甚了解，国家也没有明确的对高教分类，高校与学生之间都是瞎子摸象。人的智能有智商、情商、魂商、变商等四大智力基础和八大特征智能（多元智能），高校招生基本是理论不清、乱点鸳鸯谱。
二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本身没有明确的特色，全国高校一个模式，一个式样，信息不透明，教育部掌握的高校统计数据，其真实性、可靠性，不知有百分之几是真的。
三是高考分数成了唯一指标，只有高校选学生的权利，学生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教学计划，延续了招生计划安排，录取什么专业，就读什么专业，学校依自己的资源设置专业，与社会人才需求完全脱节。就业市场化，大学生所学专业既没有满足学生学习需要，也没考虑社会需求，所学非所用，既浪费了国家教育资源，又浪费了大学生黄金年龄。
四是科研全部是上级下达的任务，教授没有自主权，不仅下达的科研项目，大部分没有经费资助，更没有自主科研项目一说。国家“花钱购买”的科研课题，高比例项目的价值只能说是废纸一堆，更没有付诸实践和应用，科研与需求两张皮。
五是在高职院校里，学校没有自主权。学校教务处列出的每学期工作项目，90%以上是教育部、教育厅要考查、评优、比赛的项目。教学中，教师没有选择教学方法的权力，课堂教学也要全部统一成一个模式——“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与“行动导向”教学法。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全国各行各业改革开放30多年了，可是，高校除量的扩张和因此带来贷款搞建设、学生交费上学外，实际上既没有改革、也没有开放。对内资开放，却是四不像的“独立学院”模式。毕业生就业之前，全部是计划招生、计划专业、计划课程；毕业后，又全都有按市场需要就业。计划性机制制约着高校的发展，生源与就业又与市场接轨，计划与市场的缺点尽现，全部是错位对接。
第四，“庸俗、媚俗化”。中国高校已经庸俗化、媚俗化了，知识份子媚官、媚权、媚钱。
一是高校政治化，导致教授在学校的地位被边缘化，不安心三尺讲台，对调离学校或在校从政当官趋之若鹜。
二是学校管理行政化、官僚化条件下，在学校能争取到行政岗位任职，也算三生有幸。学校行政办事员岗位，比教授岗位紧俏；若能调到后勤、基建、招生、就业等岗位，能掌握一定的学校资源、财务支配权，更是削尖了脑袋。如百年名校“武大后勤窝案”与其副校长、副书记的腐败案例，足以说明高校庸俗、低俗与媚俗到何种程度。
三是媚官、媚权、媚钱等媚俗、低俗行为，不只仅仅是让高校行政系统庸俗化。其后果是行政强势地位垄断学术事务决策权，使高校不只是管理行政化，学术也行政化了。
一方面，没有讨论的气氛与学术氛围；学术事务采用行政决策、投票制，制约了学术生存与发展；真正搞学术、做学问者，靠行政权力施舍过日子，个个灰头土脸。另一方面，发论文靠关系、看头衍，不给稿费要收版面费，出著作不给版权费还要作者补贴出版社；可是，学校官员们，因为掌握了且部资源，却个个是做学问的“尖兵”，近水楼台先得月，职称有了，还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学术头衔、荣誉；教育系统的学术机构与场所，呈现出教育官僚与退休官员占据的局面，长年忙着比赛发证、收费开会、组织学术旅游、出版教材等。
这样的“四化”型高教，叫它怎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想的人才？
1942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次下命令给西南联大，要求全国教材内容、考试方式，课程设施都要全国统一，由教育部核准。西南联大教授们经过认真考虑、讨论，对教育部的办法提出异议。（全文较长，又是文言）大意简述如下：
大学包罗万象，任务为百年树人，各大学自有其教学经验，宜稳定，不宜多变。同一课程，不同学校，讲授内容各不相同，教育部行政领导时有更迭，如果一切都由教育部决定，朝令夕改，大学将无所适从。今天的教育部官员，也多当过大学教授。当他在当教授时，专教一门专业，兢兢业业，尚恐出错。为什么到了部里，忽然成了万能的指挥者（原文为“智周万物”），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三校创办之初，办学方针都是遵循教育部方针办的，施行多年，为国培养人才，说不上有功，尚未出现流弊。全国大学，水平参差不齐。教育部的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的规定似可以允许例外。
这样的话语，其底气来自教育学术、来自教育行政原本对教育自主权的尊重。现在的中国大学，可以说没有一位大学校长和教授能说出样的话来。即使有人想说，也没地方让你说，更没有必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所以，不解决高校的“现代四化”问题，要想培养“张伯苓式”的教育家，办“西南联大”一样的大学，那只是望梅止渴。
2010年12月17日，《新京报》报导：《26所高校将定“办学宪法” 涉党委等根本问题》，据我所知，这是1989年后，中国新闻媒体第一次公开提到这一问题。
2010年12月19日
作者简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黄冈职院教授，高职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电话：0713-8348688 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