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母亲朱秀卿和成长中兄弟们
母亲去世已五十多年了，随年令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日益认识到母亲的伟大。
父亲是我年仅五岁时突然去世的，那是一次对我家极严重的打击，呂氏大家庭的担子立刻就压在母亲身上。
母亲将父亲的丧亊办得十分隆重。除了父亲的丧事外，母亲还得妥善按排好家里八个儿子今后的生活。
大哥二哥是父亲前妻所生、当时均己高中毕业。而亲生的六个儿子，最长的呂建明当时仅九岁，最年幼的呂维雪，当时仅两岁。
母亲以呂氏大家庭的利益为重，在分家时，首先按排好大哥二哥的事业。父亲去世后，母亲将父亲的遗产分为两部分。
父亲遗产的大头，父亲身前经营着一座规模较大的制钉厂，母亲将该厂分给大哥二哥，使他们立即能立足于社会。当时上海的轻工业很不发达，很多日用品，如火柴、铁钉都需要进口。当时上海人称火柴为洋火，铁钉为洋钉。遗产中的一座楼房和位于闸北的若干座平房则出租以维持自已和六个儿子一家人的生活。
由于遗产处理得当，父亲去世后，呂家同父异母的八兄弟始终团结互助，来往密切。据我所知，三哥呂建明和四哥呂建德长大以后，都成为大哥和二哥的得力助手。
母亲重视教育
母亲从小因家庭贫穷，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她对六个孩子的教育却十分用心。她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分别妥善按排每一个儿子的教育。
母亲深知她不可能在学业上帮助六个孩子。当她看到如果六个孩子都走读，每天来回接送就很不容易，又得在家里吃住，家中还得再雇好几个佣人，增加很多生活费用。于是她就下决心让上初中的三哥和四哥住校，每月回一次家。我则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住校，六弟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住校。仅七弟呂维柏和小弟呂维雪走读生 。这个按排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全部兄弟才都改为走读。
母亲教育的原则，非常尊重孩子本人的志向，从不干予孩子们的自主选择。
我们六兄弟在学习方面都很自由宽松，每人可以都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学校。先由我三哥、四哥选择上光明小学。后来大哥将我和六弟、七弟带到觉民小学报名并住读。小弟呂维雪自主选择上了工部局的小学。我们六兄弟从中学到大学，每个人都根据自已的爱好学习，在择校方面都很自由宽松。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母亲委托大嫂的二姐帮我和六弟上了沪江中学。
我家六兄弟有一个共同的好的学风。那就是，每人都在努力学习，不需要旁人的督促。母亲充分感受到我们六兄弟学习的自觉性，因此她从不为学习之亊批评我们。
大学阶段，三哥和我决定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四哥和六弟决定上上海大同大学。四哥吕建德学的专业是电机系，六弟吕维梅上土木建筑系。七弟吕维柏决定上同济大学学医，小弟吕维雪决定上浙江大学学仪器仪表。每个人都为进入了自已想进的大学，攻读了自已爱好的专业非常高兴和自傲。
母亲从父亲受歹徒袭击身亡后感觉发上海的治安情况不佳，随后她根据上海地区的治安状况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全家住址，在不断地迁徙中保证了全家成员十几年内的安全。
母亲一生性格平易近人。因孩子多，家里最多时雇有两位阿姨，一位买菜做饭，另一位洗衣打扫卫生。母亲每天上午总将二楼地面拖扫干净，然后同阿姨们一起摘莱聊天，她深受阿姨和哥嫂们的尊敬。母亲每天闲时就织毛衣，她的手非常巧，编织技术非常熟练。
母亲一年四季都为长个子的六个儿子准备好衣服。为了少化钱，我们的春夏秋冬的服装都是她找父亲的一位做裁缝的侄子缝制的。毛衣毛裤则都是母亲亲手编织。我们长大成人后，大哥、二哥送来他们穿过的旧的西装衣裤，所以家里从未买过西装衣裤。
在上海福德坊居住时，三哥、四哥念光华附中时两人都住校。我和三个弟弟和一位阿姨住在三层阁楼上，阁楼是后搭的。四个兄弟，两人一起分两端共睡一个双人木床盖一条被子。母亲和偶尔来我家居住的姥姥则一起睡在二楼一个双人床上。阁楼的朝南方向有一个天窗，每天早晨可以清晰地听到黄浦江上的舰船鸣笛声。
我们家搬到上海静安里后，六兄弟都长大了，都不再住校，于是母亲为每人按排了书桌和床铺。
母亲从不给我们零化钱，需要购买生活用品时，她会带我去百货公司选择购买。除了理发，从不将钱交到我们手中，我记得她曾领着我到南京路的大明眼镜公司配过一付近视眼镜，还领我到大新公司去买过一双皮鞋。
静安里西边有一家红玫瑰理发店。每次理发前、母亲将理发费用交给我，让我带三个弟弟去理发。红玫瑰是一家比较讲究的理发店，我看到常有打扮时尚的女性进店来洗发做头发。
在福德坊居住时，我和三个弟弟还都在小学学习，福得坊附近街区，人员比较杂乱，有玩杂耍的，也传说有拍花子的，就是拐卖小男孩的人称为“拍花子”。我还曾经在福德坊附近的集市旁看到一位侏儒，他有着一个大脑袋，长着黑鬍须，但双手双脚都比常人短得多。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被人拐走的孩子，他幼年时被拍花子人拐走，是被装在一个缸里长大的，当时我信以为真，从此不敢往远处跑着玩。但我长大成人后，在苏联和欧洲多国曾居住很久，我在那里同样也见到过几个侏儒，才知道小时候是大人编谎话骗孩子，为了怕孩子跑远了被人拐走。
母亲给我们四兄弟订了一条纪律，放学后必须回家，只能在家里玩，不能出大门到弄堂内玩。我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口时，经常会看到有一位小皮匠在修补鞋子，于是我会停下仔细观察他是怎样修鞋的。他有一把锋利的裁切皮革的刀子，用一会后，他会将刀在一条皮带上来回划，以保持刀口锋利，有时还会将刀在自已的头发上来回刮几下，我看到他这半边的头发也己被刮的半秃了。
我记得我们在福德坊居住期间，母亲和康阿姨每天休息时都在折疉锡箔，往往在折垒了一大脸盆后，在父亲的忌日烧掉。那时母亲十分悲伤，不停哭泣，这时康阿姨总是耐心地劝母亲，并用热毛巾给母亲擦脸，直至母亲恢复常态。
每年阴历新年，六兄弟都在家住时，母亲和康阿姨将隆重地按故乡的习俗，在饭桌上摆一个猪头，一条大鲤鱼，一盆糕点等，并点燃两根大腊烛和一炉香火纪念祖宗。到半夜十二点时，我们六兄弟被从梦中叫醒，下楼到桌前按次序跪拜祖宗。
新年是母亲最忙碌的日子，她用一个小石磨将熟糯米磨成水粉，用它和黑芝麻和白糖包汤圆，这可是我们几个孩子最爱吃也难得吃一次的食品。到现在我还经常想起母亲亲手做的那香甜汤圆的味道。
新年期间，有时回家走进弄堂时，会看到一位和尚，光着上身，胸前双乳头有铁丝穿过，铁丝很长，将一个长带拖在地上，铁丝还串着儿个铃，他走动是铃响着，伸手讨钱。每次我看到这样景像都很害怕，就赶快进入家门。
搬到静安里后，弄堂很深，我们兄弟亦都己升入中学，每天可以自己上学，自己放学回家了，平时也可以在弄堂内玩了。我发现母亲的情绪比住福德坊时好多了，平时不再折叠锡箔，也没再哭泣过。究其原因，我想很可能是我们六兄弟在她的精心呵护和照顾下已经健康长大了的关系,她己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或者时间确实是弥补心灵创伤最好的一剂良药。
在我记忆中，母亲似乎很健康，她似乎从没生过病，仅在暑热的夏天季节她不舒服时，会请阿姨给她在她颈部揪一揪痧。但她对六个孩子的身体健康非常操心。那时国家还没有给婴幼儿接种疫苗的制度，但我们幼年时都接种过牛痘，至今我的左上臂仍有三块铜钱般大的接种疤痕。
每年夏季，母亲必请一位好友姚家姆妈的儿子 (一位医生)， 到我们家来给我们兄弟打霍乱和伤寒的防疫针。
虽然母亲这样精心的呵护我们，但是六个孩子仍免不了生病。小弟呂维雪在小学校内和一位同学玩耍，被那位同学使劲扳了左胳臂，结果左腋下长了一个脓包，到医院手术后才治愈。有一次小弟爬到桌上从暖壶中倒开水喝，不慎将开水洒在左脚上，烫出一个水泡。母亲用针刺破水泡，挤出水后抹红药水，结痂后他的脚上只留下一个疤痕。
母亲从小弟这次烫伤事故中汲取敎训，特地买回一个带水龙头的立式热水瓶。以后每个孩子都可方便安全地从大暖瓶中放出开水，避免了再次发生烫伤的事故。
我记得三哥吕建明，曾因痔疮做手术后大出血，辍学在家休息了半年。在这半年中，他每天得灌肠清除大便，且只能在床上用歺。四哥吕建德得了一次伤寒，患病期间，头发全部脱落，病好后头发又生了出来。我生病的种类更多，且经常感冒发烧。
母亲在孩子们发烧感冒时，总会请一位中医大夫陈道龙来治疗。陈大夫来时总带一位护士一起乘黄包车来我家，号脉看舌苔后，他就报出开的中药及每味的重量，护士小姐记下后由家人去药房抓药。每次我们服药后，就能发汗退烧。
我在小学四年级时得了很严重的脚气，双脚脚底溃烂，脚指间长很多小水泡，奇痒无比，不能走路，有时下楼，只能由家人背着。母亲请来另一位中医，用中药配了一种绿色的药膏，外敷，两周后果然得以痊愈。
我还患过一次凶险的传染病，白喉症，喉口像被一层白色的白膜封住，呼吸都很困难。这时，母亲又请来另一位中医，他开了一种药粉，用一个手揑的喷粉器，将药粉喷进我口腔后部。每次喷粉后，封住呼吸道的薄膜竟能被化解。在母亲的精心护理下和大夫的治疗下，不久我便恢复了健康。
我十多岁时，身上常出现荨麻症的症状，胸前后背常出现刺痒的疹块。严重时，甚至脸上都会出这样的肿块。这种病，上海人称之为风疹块，奇痒，但不能搔，必须强忍着，否则会越搔越痒，且愈搔愈扩大。母亲请来一位医生，他配了一种白色的薄荷粉溶液用毛笔涂在肿块处，挺能止痒。后来又有大夫介绍可以用静脉注射葡萄糖溶液来治疗，我为此注射了多个疗程。每次注射后，我会感到混身发热。但这种疗法能控制一时，病总除不了根。母亲说，恐怕我是过敏体质，并分析我每次犯病都在食用虾蟹等海鲜之后出现病症，建议我最好忌口，以不吃海鲜的办法来 “断根” 。
因每次犯荨麻症实在太难受了，我下决心听母亲的劝告，此后十年内没再吃过一次海鲜。果然，这十年内，我没再犯过一次这种病。有意恩的是，十年后，再吃海鲜也不犯病了。我觉得这个忌口亦成为我锻炼自已意志的一次经历。
1946年我突发了 恶性疟疾。这是我头年在安徽屯溪乡下居住期间遭疟蚊叮咬感染的。这病在潜伏近一年后发作了，我发高烧不退，用 《奎宁》 无效，幸亏当时在上海能买到一种进口专治恶性疟疾的黄色药片，服后虽肠胃极不舒服，呕吐恶心，不思饮食，却能退烧。那次近半年时间里，我每天只能躺着休息，躺着自习，准备各门功课的中考和期末考试。
六弟吕维柏平时不生病，但每年夏天，前额必然会鼓起一个或几个脓胞，上海人称之为 “热作头” 。它会逐渐胀起，十分疼痛。这分明是感染病菌了，每个脓包得请阿姨先用针挑破，再用双手手指使劲挤压，将脓挤干净后再抹红药水。挤脓的时候很疼，六弟总会哭一场。若暑热时间拉长，他前额会鼓两次脓包，遭两次罪。但七弟身体较好，平时他不得别的什么病。
在二战胜利即1945年前，上海医药市场内，还没有西药。我家任何人生病，都请中医服中药。夏天发烧，则往往用刮痧等传统方法治疗。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是依靠中医中药保护继承下来的。
1945年以后，上海医药市场才开始出现一些诸如抗生素类药物如磺胺类等，但老百姓治病依靠的仍是中医中药。
生活中母亲善良的品德和行为，对我们六个孩子无微不止的关怀及对阿姨们的尊重，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塑造着我六兄弟的品德。母亲尊重劳动人民的榜样，使我从小就知道要尊重劳动人民。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温馨平静的家庭气氛中，在兄弟们互相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学，刻苦认真学习氛围中成长生活的。一家人没有高低之分，在家中从没有听到任何争吵的声音，全家人员每天都在认真地做自已分内的事情或学习。六兄弟都没有吸烟和嗜酒的习惯。
父亲去世后给母亲留下的遗产，除去分给大哥和二哥的工厂外，母亲留下的有几处位于定海陶家弄的九幢房产，上海闸北的几幢平房和位于法租界的一幢花园洋房及一所高层饭店。家庭生活的开支全靠这些房产的收入。母亲曾让我帮她登记平房的房租收入。因为我兄弟几人年纪尚小，无法帮母亲经营，母亲主要精力是抚养我们成长，也无力经营，只能逐步将房产出卖。我曾看到家中运来很多家具被褥等。
六个孩子上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开支逐渐增加，我们家庭经济渐趋困难，应母亲的安排，在上海交大机械系二年级学习的三哥和在上海大同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习的四哥辍学，进入大哥的外贸公司，他们两将自已的收入交给母亲来补贴家庭收支的不足。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攻打上海时，我们正住在静安里。大哥、二哥住四号，我家在十号，我家的前门正对着四号的后门。为了防御流弹，母亲将二楼朝东的窗户都挂了棉被。那时为了增加收入，母亲最初将二楼出租给洪姓的一家人。我们全家住一楼。洪家有五口人，老俩口有两个女儿，一位儿子。洪先生是从邮局退休的，职位不低。两个女儿都在附近的西摩路邮局工作，独生子曾在光华中学学习，之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
平时母亲和我常同洪先生聊聊抗日战争的情况。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洪先生并不仇恨日本侵略者，有时他还为日本人申辯几句，原来他是一个亲日分子。不久母亲通知洪老，因六个孩子都长大了，不打算出租给外人了，让他们搬走了。后来我得知他们全家都去了台湾，儿子是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