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是否已永久性地改变了新闻业？
或许吧。但也可能恰恰相反。
回想2008年。维基解密当时只是发布了一组显示肯尼亚政府将该国洗劫一空的文件。主流媒体基本上没有对此进行后续报道。
去年春天，维基解密采取了更具新闻特征的方式——编辑并注解了一段2007年摄录于巴格达的视频：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向似乎手无寸铁的人群（其中包括2位路透社雇员）开火。视频引发的评论好坏参半，有些人认为编辑这段视频有其政治目的，但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上一次。
7月份，维基解密开始跟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组织进行合作，让它们提前浏览所谓的《阿富汗战争日记》。这一战略非常奏效，众多媒体对秘密文件的内涵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和解读。
11月份，维基解密向《世界报》、《国家报》、《卫报》和《明镜周刊》发送了25万份此前一直保密，描述世界紧张局势的美国外交电文（《卫报》将其分享给了《纽约时报》），引发了轰动效应：大量相关报道随后相继出现，有很多文章对海量文档所蕴含的猛料进行了深入挖掘。
请注意，随着这些资料的相继发布，维基解密已变得更富战略性，并收获了越来越丰厚的奖赏——主流媒体对这些解密材料进行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报道。维基解密早已不是最初那家由用户进行编辑，更类似于传统出版模式的网站了，但它似乎依然恪守着它的箴言：发布“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文件。
维基解密创始人，其精神领袖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显然已开始懂得驱动媒体报道的关键因素在于内容的稀缺性，而非普及性。他只把这些绝密文档透露给那些可以通过呈现、编辑和后续报道等方式为其增添价值的媒体，而不是一股脑地拿出来供所有人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做过编程工作的阿桑奇撬动了新闻媒体的处理加工能力——构思一个故事，然后用受众可理解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当然，作为一位从主流新闻机构领薪酬的人士，即便维基解密引发的这股新闻风暴令传统媒体只有招架之力，我还是认为我们从事的这个行当有其持久的价值。这或许不足为怪。
维基解密只发布了部分文档，而不是鲁莽地随意散播有可能危及生命的信息。这种似乎有悖于阿桑奇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发布方式，或许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虽然阿桑奇现在声称，维基解密网站从事的是一种全新的新闻方式：“科学新闻（scientific journalism）”，但他早期的文章显示，他认为维基解密的使命在于暗中破坏他认为腐败、秘密、天生邪恶的政府。他发动了一场阴谋，旨在搞垮那些被他视为从事更大阴谋的政权。
“维基解密并非新闻机构，它是一个积极分子构成的组织，其散布信息的目的是让掌权者难堪，”《纽约客》杂志国际事务撰稿人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说。“在他们看来，美国国务院根本就是个需要曝光的非法组织，这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
阿桑奇搁置激进主义，与主流媒体合作的举动，为其新闻业的合作伙伴带来了一丝宽慰。阿桑奇和他们可以各干各的工作，互不侵犯。
“那种认为这次经历已深刻地改变了新闻业，改变了信息散播方式或外交方式的观点，似乎过于夸张了，”《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BillKeller）如是说道。《纽约时报》使用来自泄密文件的信息，发布了一系列大篇幅报道。
“这是件挺大的事，但我们对此并不陌生。信息消费者已经可以了解到许多之前处于保密状态的信息，”凯勒说。“这次的规模确实不同寻常，但它跟此前发生的五角大楼文件、阿布格莱布监狱及政府窃听计划披露事件真的有本质区别吗？我觉得恐怕没有。”
在这起事件中，在得知当前信息库并不包含任何惊天动地的内容（除了几个醒目的例外）之后，媒体公司也获得了某种慰藉。任何一位获悉外交官互不信任，在背后说这样一些话的理性公民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但随着维基解密正在改变信息发布及消费的方式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不由得对传统新闻方式的价值产生了疑问。
“来自数字世界的人经常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记者，因为信息无所不在，而且没有进入壁垒，”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尼古拉斯·莱曼（Nicholas Lemann）说。“但这些文件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便这些文件不是记者挖掘出的，但他们在解释和审视文件方面所做的努力依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还有谁有精力或资源去做这些新闻机构所做的这些事情？”
当然，维基解密并没有受到自由国家给予其他新闻机构的那种保护。维基解密遭到了猛烈的攻击，贝宝（PayPal）、亚马逊网站和维萨信用卡公司都试图阻止其使用它们的服务，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主流报刊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倘若一家信用卡公司因为不喜欢《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报道而决定停止向其提供服务，你应该能想象到此事将引发何等风波）。
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表示，阿桑奇应该受到叛国罪指控。莎拉·佩林（Sarah Palin）将阿桑奇称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反美特务。”实际上，利伯曼参议员曾暗示，美国司法部应该审查《纽约时报》在这次泄密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纽约客》撰稿人乔治·帕克坚决反对以叛国罪起诉维基解密，因为“很难从法律角度分辨出维基解密和新闻机构所做事情的差异，这样做将建立起一个非常可怕的先例。”
但阿桑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合作伙伴。截至目前，维基解密参与的这次合作富有成效，所谓的黑客活动家（hacktivist）和主流媒体机构之间正在涌现出一种新型的混合式新闻，但这并不是一种稳定的关系。
维基解密现在或许愿意跟这些报纸合作，但它们的价值观和目标并不一致。阿桑奇及其支持者把透明视为终极目标，他们相信阳光和公开将让依靠秘密获取成功的作恶者无处遁形。主流媒体或许会花费大量时间从官员那里套取信息，但它们大体上相信，政权是合法的，有权保留至少一部分秘密。
阿桑奇已经把末日卡片摆放在了桌面上：他表示如果维基解密的生存受到威胁，该组织就愿意把手头的所有文件都散播至公共域，不会考虑这样做有可能引发的致命后果（他的律师对ABC新闻网说，他们预期他将在美国受到间谍罪指控）。帕克表示，这样的事情“没有哪个新闻组织会做，或威胁要做。”
倘若维基解密对某个临时媒体合作方处理信息的方式不满意，或者某个媒体对维基解密的报道令其感到不快，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维基解密在这场信息战中瞄向其政治和网络反对者的枪口，可能会转移至媒体的身上。
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主席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为《纽约客》撰写过许多阿富汗事务报道。他说，维基解密模式的持久性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对如此规模的解密事件能否再度出现持怀疑态度，部分原因是既定的利益群体和法制往往会对类似事件的萌芽给予严厉打击。回想一下Napster最初产生的影响，再想想它后来的遭遇。”
当然，Napster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代表的“暴乱”运动几乎倾覆了整个音乐行业。
“此刻，媒体机构把这种合作视为跟一个合法的新闻组织进行的交易，”他说。“但在某个时点上，维基解密必须演变为一个有地址，有身份的组织，否则就不会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合作了。”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主任埃米莉·贝尔（Emily Bell）表示，维基解密创设了一种情景，让存在竞争关系的新闻机构共享一条独家新闻，它已经改变了新闻业的规则。
“维基解密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倡导形式，让人回想起上世纪60年代的实践主义：人们想亲手掌握信息，亲身挖掘信息，“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门上的一道缝。没有人能确知其真正的发展方向。”
原文作者：大卫•卡尔（DAVID CA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