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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老师的讲座声情并茂 |
教育目的
中国的学生就是些宠物猫，等着别人喂养，教育体制把人喂成了这样。我的理想是把学生培养成野狗，这样才有竞争能力。教育的目的必须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做事能力和做人能力。读书能力首先要培养兴趣，然后才是读书的方法，两者都很重要，关键是你能有自己的兴趣而不是找标准答案。如何做事，先学会分辨好坏，现在的家长只让孩子学习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参与活动，从策划、拉赞助开始，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懂得承担自己的责任。况且像我们没有手艺的读书人必须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否则会吃力不讨好。学会做人是大道理要靠自己修行领悟，低调的心态很重要，除非你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让人仰视，否则的话仰视容易成为众人排斥你的依据。
中国当前的教育本质是归顺教育，几乎让孩子失去正常的心理结构，比如说开车撞死人还把人捅死，连好坏、善恶的基本都不知道。教育要把学生当个人，学生才会把别人当人。公民教育对于我们还很奢侈，把人当人的教育才是首要的。
为什么没有了底线
我们如今的道德水平居然比不上以前的臣民社会，底线的丧失让人胆战心惊，而不是信仰缺失。难道不杀人放火需要信仰吗？对生命的尊重需要信仰吗？我们关注的是底线缺失，而不是信仰问题，你能管别人的信仰吗？当然，我们可以培养更高层次的文化兴趣。为什么我们没有了底线?现在一个老人倒地上没有人敢去扶为什么？因为老人的恩将仇报太普遍了，害的想做善事的人都战战兢兢，正是因为老人们以怨报德破坏了底线性的道德，连狗的德性都不如。当然底线被破坏主要还是政府捣乱，从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告密成风，而且当权者还鼓励人们告密，不仅成为全社会的人性扭曲的根源，而且完全让人黑白不分。告密让人感觉突然之间被人扒光，那种道德崩溃实在是让人无法用语言形容。每一个人要从猪狗不如中摆脱出来，至少政府不能说谎，才有可能让治下的国民有尊严，才有可能谈公民的尊严、义务和道德。
培养学生首先要培养老师
现在教育体制让人悲观，你们成吨的往里面丢废铁，我像大夫一样一点一点往外挑能做多少事情？体制不行，老师更不行。民国时期办教育首先办师范学校，没有好的老师怎么能有好的学生？教育体制把教育变成一个产业，学生老师之间的关系也被这种流水线式的工厂异化了。老师培养学生应该是个手艺活，慢工种，细细打磨才能出好东西。现在的老师完全就是这个流水线上的监工，纯粹是为一个饭碗工作，老师的那种精神荣誉被糟蹋的一塌糊涂。如果不能从工作中获得荣誉感，那这个工作就是失败的。而荣誉感远远比物质享受重要，我们首先要满足教师的荣誉感，才会有好的人才来当老师。
南方科技大学的希望
撼山易，撼行政化难，不仅仅是教育的行政体系的障碍重重，整个国家都是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学和朱清时自然就寸步难行。你连拿准生证都拿不到，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凡是南科大出来的学生，如果到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就业，学历一栏只能填初中，唯一的用武之地，就只能是私企和外企，或者干脆出国就业。
当然，这条路不是完全没有指望，现在的中欧商学院，实际上就没有拿到准生证，毕业生没有教育部统一发的MBA学历和学位证书。但是，众多企业家和外企高管，竞相到这所学院就读，因为它的教学质量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也得到了国家经济部门的认可，教育部也就没有了办法。关键是你们学生和家长干不干。如果南科大有足够的资金，可以请到国内院士级的教授亲自授课，在国外，可以请到国内公认一流大学的教授，比如挖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牛人，到南科大做常任教授，货真价实，然后培养的学生，以出国深造为目的，即使不再继续读书，也能被国外一流大企业接着。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打破中国办学的国家门槛。
实际上，中国的行政化教育体制的是极其脆弱的，如果有放开招生限制，让香港的大学跟内地的学校一起招生的话，内地大学就会很艰难。
鼓励冒险比谴责更重要
首先需要谴责的是黄山管理处当局，风景又不是他们的，凭什么把山圈起来，收昂贵的门票？复旦学生的过错在于，既然选择了冒险，就应该事先做比较充分的准备，作为年轻人，不是不能冒险，但冒险得有起码的科学精神，要把风险减少到最小。没错，警察的牺牲的确跟他们冒险有关，我们在称赞警察的献身精神的同时，用不着把这牺牲跟那些遇险的学生做过分的联结。毕竟，作为警察，救人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涉险救人，本身就存在着风险。在这个世界上，冒险遇险者多矣，救险牺牲者也不少，但从来没听说人们因后者的牺牲，而谴责那些冒险者的。
如果年轻人都不敢冒险犯难，那么学生还有什么血性，能成什么大事？作为一个老师，我倒是觉得在当今的大学，需要的是鼓励人们去冒点险，否则，一个个都温顺地缩在父母或者老师的怀抱里，像乖巧听话的小鸡，即使长大了也没什么大出息。
临走时张教授还指定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目让大家阅读，包括陈寅恪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余英时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等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