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依现在来看，就是个标准浪子。邻居家美少妇开个酒家，他颠颠儿地跑过去喝酒，结果没刘伶那酒量，晚上不到就醉趴下了。醉了怎么办？几个好友抬回自己睡觉？那算什么浪子。直接就睡人美少妇商住两用的酒铺里了。母亲故去，他“食肥豚饮美酒”。朋友裴楷来悼念一下伯母，阮籍不做礼数，爱答不理。庄子丧母，敲锣唱歌，是替母亲高兴，形体变元气，自然之理，何悲之有。阮籍似乎更嚣张：不关我事，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
有人说了，所谓魏晋名士，都是这么一群没心没肺的浪子，老蔡你九朝会是中式文化，干嘛非想往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不合社会主义荣辱观啊，我们要以骄奢淫逸为耻。
说魏晋，就来看魏晋时代。
曹魏，政治是稳定的，人民除了要打仗，内部还是安居乐业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情操比较积极向上，治国安邦，也比较平和宁静。到了阮籍、嵇康他们的竹林时代，社会不再安定，司马氏和曹氏两大集团明争暗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政治分化，社会动荡。礼义教统上，不再是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而成了政治斗争的杀手锏。司马师要篡权，就得废掉齐王曹芳。理由是什么：毁人伦之述，乱男女之节。你骄奢淫逸，太不成体统了，赶紧自己下台吧，我都懒得废你。
礼教不再是礼教，只是政客的刀，皇族的斧。淫乱的不是淫乱，不淫的反而最淫，天下人民表示压力很大，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为文人士大夫的阮籍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参加夺权篡位的争斗，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不愿与司马氏这种人同流合污。他们感受到了政治的压力，但他们不屈从压力，而是要在其中挣扎生存。阮籍这些饮美妇酒而醉卧的行为，是对名存实亡、而且被阴险利用的礼教之反抗。作为一个文人，他们没法带兵10万，把司马氏灭了，这是他们的不幸。但幸运的是，他们是文人，可以撕去礼教的虚伪面纱，以疯狂的行动警告世人。
那他们对礼教究竟是何看法呢。阮籍丧母饮酒，还因为这个被拿礼教当武器的小人谗言司马氏：这人不合礼教啊，发配边疆吧。但其实，阮籍对母亲的爱不下任何一人。三岁丧父，都是母亲把他养大成人。年轻时官府抓到一个杀母者，阮籍大怒：“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别人说杀父也不对啊，不能这么说。阮籍解释：“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
阮籍知道母亲去世的时候，喝酒，喝完了吐血数升。葬礼时候，吃肉喝酒，吃完了再吐血。“瘦瘠如骨骸支立”，几乎快死了。
他不是无视礼教，是无法容忍虚伪被利用的礼教。不能建设秩序，他宁肯破坏虚伪，也不愿随波逐流。我不做浪子，怎么对付一帮狼子？这种生活态度，不值得敬仰么？
正是这种承认礼教、又不堪当代礼教的虚伪；想回归自然又不能纯粹任之放之，让魏晋有良知的士大夫们痛苦分裂着。思想的分裂和心灵的痛苦、精神的紧张和肉体的欢娱，更突显一个个生命的鲜活。而这种矛盾心理，又因为本身文人士大夫的气质，把这些经历化成了让人荡气回肠的文学成就，和潇洒写意的生活方式，不能不说是珍宝。
士大夫的真性情、真潇洒，历史上魏晋算是一个顶峰。不矫情、不虚伪，生命奔放、享乐先进。以后的社会，士大夫的生存危机更大，属于一个开放群体，可以考取功名挤进来，也很容易家境败落被踢出去。公卿之家子弟不争气，一两代堕落到实景平民的比比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看，穷书生硬骨气、考功名求发达都多了起来，闲情逸致、潇洒优美就难免少了下去。而且乱世之下、以疯狂对抗虚伪的执着，也不比魏晋这样突出。
九朝会本身就算一家集粹历代宴饮笙歌的新文艺复兴设计型会所。用最美的生活方式，最美的景观典故，最精致的中国文化，最性情的魏晋士大夫情怀，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