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用文化与世界沟通


“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已逐步显现,而文化影响力却太小。”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一直在思索的是,在全球融合越来越紧密的今天,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如何大踏步走向世界。

现在关注考古的方式和氛围不对

  《中国经营报》:近期各界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议已经白热化,但各方争议的方式超出了考古鉴定和历史学者解释的学术范围,演变成相互猜忌、缺乏游戏规则的纷争。你如何评价当下学术争鸣的风气?
  王巍:对于考古来说,民众能关注总比不关注好得多,至少也让我们这些考古学家看到希望。但是我觉得,这个关注的方式和氛围不对。
  在日本,民众对于《三国志》熟知程度比中国人民只高不低。我在日本讲学的时候,却没有如此多的质疑声音,大家抱的是倾听和探讨的态度。国际上对于“中国人关于非自己专业领域问题产生如此质疑态度”的情况也很不理解。
  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应该是允许探索,允许求证,允许切磋。现在的氛围却是,谁站出来说话就给谁拍砖,无尽的诋毁和谩骂并不能推动学术的研究。孔子那个年代的学术甚至比现在还繁荣,因为当时鼓励百家争鸣,流派间不会遭到恶意抵制,很多理论互相矛盾的流派都是共同成长,甚至相互促进。
  《中国经营报》:考古学在人们心中一直是神秘而遥远的,考古到底是阳春白雪还是与百姓息息相关?
  王巍:考古说起来很简单,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历史,跟狭义的历史学科不一样。对于有丰富文献的时代例如秦汉以后,我们考古的作用是正经补史。然而对于文献很少的夏商周时期,以及没有文献的更早时期,就要靠考古复原和重建历史。可以说考古既远又近,我们身边的桌椅板凳其实都有起源及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范畴。
  《中国经营报》:很多人认为,考古耗费巨大。在你看来,考古能否有自己的造血功能?
  王巍:考古确实是需要大量经费的,需要前期投入很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我们现在的经费多是政府拨款。但是在外国,有很多机构和慈善组织会支持考古,这个与国情有关。比如国外税收很高,所以他们选择把财产捐出去,体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而中国的文化中,贫富对立,富人不敢露富,除了害怕税务部门的检查外,也怕引起关注给自己带来麻烦。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捐款做慈善,我很希望能有个对话的平台,呼吁有识之士将一些注意力放在考古上,考古对人类的贡献不亚于环保。
  我也赞成考古学科应具备造血功能,最近国家文物局大力倡导建立遗址公园。以遗址为主要的对象,引进很多高科技手段,让民众参与到考古的成果中去,亲身体会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而且还可以促进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
  当然,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不同,所以开发过程应该列入考古学家日常研究的范围,对于方案和规划、设计展示方面都应有直接的参与和重要的话语权,以避免对文物本身的破坏。

四位一体推动文化发展

  《中国经营报》:十七大提出文化产业要“走出去”,你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文化影响力?
  王巍: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已逐步显现,而文化影响力却太小。很多人谈到,要让文化走出去,需要一些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其中考古发现和遗址文化都是很好的突破口。中国是考古资源大国,任何区域的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在一些对中国极不友好、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的国家,举办中国古代的文明展览没遇到过任何抵触。考古发现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国界的,可以冲破任何意识形态的壁垒。
  文化产业走出去,是十七大才提出的任务,国家对此不仅要有投入,也要有实际的措施。我曾去中亚访问,人家对中国的印象就是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大企业来买资源,对中国文化却一无所知。我们完全可以在当地举办展览,跟当地人一起合作开发中华文化,例如共同论证中国的丝绸之路等等,但这类事情现在还没人支持。
  《中国经营报》:作为文化工作者,你认为应该怎样推动文化建设?
  王巍: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四位一体,即政府重视、传媒导向、学者努力及民众关注,这就像桌子的四个腿,缺了哪个都是不稳的。
  最重要的是政府。文化产业发展的诉求首先应该是社会价值及人文价值,当这些价值与经济价值产生冲突的时候,政府的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呼吁政府,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像环境保护一样,列为考核干部的政绩指标之一。
  其次是媒体宣传导向。比如某个知名的电视媒体,做了个关于文物的栏目,但是关注点落在文物的经济价值,宣扬的都是一个文物买的时候多少钱,现在已经值多少钱了。这甚至助涨了盗墓,而盗墓是一种非常残酷的破坏。我们发掘古墓,很多时候要关注他们如何摆放,什么样的东西摆放在一起,这里面可以看出很多的用途、信仰以及生活习惯问题,如果被破坏,上述的很多信息都荡然无存了。
  当然,作为学者,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传播的重要性。我曾经呼吁搞中华文明研究与宣传工程,把我们研究的最新的成果,用最广泛最多样的形式在全国甚至世界进行宣传,甚至可以利用漫画动画以及其他出版形式。我们的学术报告跟民众有太大的隔阂,20年前我在日本学习,发现最著名的权威学者都在做民众普及工作,这些学者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说出来的东西更是学问深厚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只看重经济增长,把GDP作为主要政绩,而把文化遗产当做经济发展的一个绊脚石,甚至当做其升迁的阻碍,这是对文化遗产认识的误区。经济落后可以发展,但是文化遗产一旦损害不可恢复。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保护好文化遗产,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城镇化建设对文化遗址的破坏,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我们的研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要对祖先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民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