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与叶公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法利赛人一直在拜神，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念兹在兹，中规中矩，一片冰心在玉壶。可活生生的基督来到他们身边和中间，一个也认不得，尽管基督想千方用百计予以启发，但还是认不得，以至基督受尽逼迫，最后以宝血成全于十字架——这可能算世界上对“叶公好龙”和“鹦鹉学舌”的最佳注解！
——题记
按：鹦鹉是鹦鹉，叶公是叶公，原本两不搭的事，鹦鹉擅长学舌，叶公个性好龙，根本没什么关连。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鹦鹉与叶公私曲暗通，鹦鹉学舌学的是形式，叶公好龙好的也是形式，他们心手相牵。
就个人的观察，中国思想界不乏鹦鹉和叶公，他们成天念叨一些正经的东西，但其实只是鹦鹉学舌，最典型的恐怕就是经济学人们念叨的市场和政治学人们念叨的自由民主；他们也不时呼唤某些美好的东西，但其实只是叶公好龙，最典型的恐怕莫过于隔一段时间就要大讨论一次的中国为什么不出大师的问题。
2010年元旦，在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节目中，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就谈到：“中国有经济和经济师，但没有经济学。”事实上，这是多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类似的说法已三番五次。按陈教授的说法，真正的经济学思想“能让人眼睛一亮，启迪人的智力，改变人看待世界、看待生活的方式”。这当然不错，十分对，非常对，非常非常对！但如果真正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思想，我们有没有接受的敏锐呢？即便有了敏锐，我们又能不能有接纳的胸怀呢？
“汇率”是个伪命题的理念完全颠覆通行的货币及汇率理论，应该略有让人眼睛一亮的功能吧？也的确有众多人士表示，读后深感耳目一新。但经济学界至今一片哑然聋样，集体失语，是否装，我不关心，但这确是事实。以至有十分亲近的朋友郑重建议：君山，集体失语是学界的责任，你已经仁至义尽，你再想个法子译为英文，先出口海外，再返销境内，我帮你推荐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情深意重，但还是让我心里拔凉拔凉。事实上，这是我第二次“着凉”，多年前就有好朋友郑重建议把“注目礼”思想先出口海外。
莫非鹦鹉们和叶公们真的已狠下心来认定一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本文写于2007年12月初，原题《叶公好龙话大师》，曾改题《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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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述]
1.心理学家曾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例作过一实验，首先找到若干著名大学的著名作者撰写的论文，然后把作者的姓名改为不知名的人的姓名，把作者的单位也改为一个不知名的单位，重新投给那些以前发表过这一些文章的期刊，结果呢？进入正常评审程序的文章90%被退了稿——我们的势利就是如此卓越！
2.最直白着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在翘首盼望大师出山吗？但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大师摆面前，我们也根本认不得，因为绝大多数人缺乏鉴识大师的学识和修养！佛家有一个说法，叫“唯佛与佛相知”。翻译过来就是：只有大师才能鉴识和发现大师！
3.平常我们为什么能高谈阔论大师呢？不客气讲，这只是鹦鹉学舌而已，别人比如教科书说某某是大师，于是我们也就跟着教科书称某某为大师，并不表明我们就真切地知道大师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学问。跟着教科书称某某是大师，与鉴识乃至发现某某是大师，差别悬如天壤，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像一个初中毕业生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但不能说就有了牛顿的智慧一样。
目 录
1. 大师的诞生非线性
2. 中西思想史：太阳VS月亮
3. 只有大师才能鉴识和发现大师
4. 超越鹦鹉学舌
近来在两个不同场合听两位不同朋友谈到大师：
大约一周前，一朋友对我语重心长：中国不产大师，至今本土没有诺贝尔奖得主，因为没有产生大师的土壤，学术思想欠缺自由。
大约两月前，一朋友对我侃侃而谈：中国历来少有大师，相对而言，西方群星璀璨。朋友脱口而出好一些大师的名字：柏拉图、莱布尼茨、黑格尔、康德、歌德……
大师的诞生非线性
前一位朋友所说属实，中国眼下的确学术思想还欠缺自由，虽标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现实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有禁有忌有删。但学术思想不自由不一定就不产生大师，正如学术思想自由不一定就产生大师一样。
从历史经验看，大师的诞生往往非线性，出乎意料，超越常规，冲破环境和土壤。在谈到大师时，常常要提到一定的超前性，据称
从思想深度看，大师更应该尽可能超越时空，思考大本大源，追求普适，乃至永恒，与一般的所谓土壤何干！从历史经验看，大师所思考的问题确实相通。比如柏拉图与康德，时间上虽相距两千多年，但思考的问题完全相通，尤其在哲学论识论。
单纯就土壤言呢？太史公云：“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牛粪里面长鲜花，不明摆着超越土壤吗？
中西思想史：太阳Vs月亮
后一位朋友所说某种程度上属实，西方思想史上，的确群星璀璨，江山代有人材出，各领风骚几十年，而且动不动就创造体系。比如从十八世纪中到十九世纪上的近五十年间，德国差不多并存五大哲学体系，代表人物分别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一个个都体系非凡。
与西方思想史一对照，中华思想几乎没有史。一位叫夏曾佑的历史学者就表示：“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褒着说，可能是中华民族发现了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朱夫子还真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贬着说，中华民族甚荒唐，不思想，拱手把脑袋和思想交于一人，按帕斯卡尔的说法，是放弃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权力。
不仅思想无史，就是纯粹的应用科学也是如此，最典型的就是中医。自中医发觞以来，几乎就静止不动；相比于西医的“初一十五不一样”，中医简直像太阳，活生生一幅“绝对真理”的圆满架势。一部分人士对此甚不满意，称中医根本就不具备作为科学最起码的品格，但即便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有效！事实上，要不是靠疗效在挺着说话，中医早已被人活活踹死。
但这是否就表明中国历来少有大师呢？问题论起来有点大，拿中医来说，可能就涉及一根本问题：究竟什么是科学呢？长话短说，首先提请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华民族总体上从来就不缺乏创新的意识、打倒权威的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一点在禅门尤其鲜明，不但提倡打倒偶像，而且还坚决打倒自家的偶像，包括佛和祖在内，信奉的是“教由魔主，佛由自做”——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这是要把人彻底解放成为人，岂止创新？元末明初著名的万峰时蔚禅师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凡参禅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静坐，忘形死心，沉空守寂，昏沉散乱。须是抖擞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脚，剔起眉毛，咬定牙关，提起话头，立地要知。分晓不得，今日也恁么，便就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上大起疑情，疑个一归何处。即将此一则公案，尽平生气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铁扫帚相似；佛来也扫，魔来也扫，邪来也扫，正来也扫，是也扫，非也扫，有也扫，无也扫，扫来扫去，扫到无下手处，无著力处，正好著力，无扫荡处，正好扫荡……
一往无前，怀疑一切，扫荡一切——既然大力提倡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中华思想为什么一直无史呢？为什么竟至于原地不动呢？为什么竟然一点儿创新也没有呢？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情势正好比李白当年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禁不住感慨：“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朱熹曾明确表示：“圣贤言语尽多了，前辈说得分晓了，学者只将己来听命于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说的行出来，便是我底，何必别生意见，硬自立说，此最学者大病，不可不深戒。”意思就是，为什么要为创新而创新呢？进一步还可以问：谁规定了科学就必须不断进步呢？
时人动不动讲普适和永恒，但究竟何谓普适和永恒，我们可能并没有深思，更没有从普适性和永恒性的角度来看待中华哲学，包括中医在内。但中华的古圣先贤自信旦旦，《中庸》云：“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要说狂妄，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狂妄的表白，全维度上狂到极点，尤其时间上大举入侵未来，狂到一百代以后——但这不正是真理与理性所要求的普适和永恒的品格吗？
如此一观照，西方思想史是不是大可阙疑？褒着说，西方思想一路突破，从胜利走向胜利，大有创新的精神；贬着说，西方思想一弯小月，初一十五不一样，缺乏理性的品格，更没有“止于至善”的从容和圆满。
自然而然，西方所谓的群星璀璨亦付阙疑，兴许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呗，有什么大不了！在这里也可以负责任地挑明，在中华思想面前，西方哲学——包括认识论和本体论在内——有点小儿科，所谓大师，不过小旦！
只有大师才能鉴识和发现大师
两位谈到大师的朋友，特别后一位朋友，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他清楚地知道大师其人，有什么样的学问，是什么样的人。事实上，相当一部分谈到大师的人都自认为知道大师什么样，胸中有数，甚至有模有样。
这是一种最流行的谬见！就像真理一开始都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一样，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知道大师什么样。最直白着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是一直在翘首盼望大师出山吗？但就是把一个活生生的大师摆面前，我们也根本认不得，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缺乏鉴识大师的学识和修养！佛家有一个说法，叫“唯佛与佛相知”。翻译过来就是：只有大师才能鉴识和发现大师！
古已有之，法利赛人一直在拜神，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念兹在兹，中规中矩，一片冰心在玉壶。可活生生的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身边和中间，一个也认不得，尽管基督想千方用百计予以启发，但还是认不得，以至基督受尽逼迫，最后以宝血成全于十字架——这可能算世界上对“叶公好龙”的最佳注解！
于今为烈，心理学家曾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例作过一实验，首先找到若干著名大学的著名作者撰写的论文，然后把作者的姓名改为不知名的人的姓名，把作者的单位也改为一个不知名的单位，重新投给以前发表过这些文章的期刊，结果呢？进入正常评审程序的文章90%被退稿——我们的势利就是如此卓越！
再举一例，物理学上，马克·普朗克应该算位大师吧，不仅是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而且也荣膺191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早在1878年，普朗克就在博士论文中提出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新思想，但慕尼黑大学学位委员会的物理学家们一致反对，群起而攻之——大师在哪里呢？
普朗克后来愤愤不平地表示：“按照我的意见，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能通过说服她的反对者而使其理论获胜，她的获胜主要由于其反对者终于死去而熟悉她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普朗克科学原理”，或许愤青了，但谁能否认事实？
超越鹦鹉学舌
那平常我们为什么能够谈论大师，并且也像后一位朋友那样，脱口而出好一些大师的名字呢？不客气讲，这只是鹦鹉学舌而已，比如教科书说某某是大师，于是跟着称某某为大师，但这并不表明我们真切知道大师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学问。跟着教科书称某某是大师，与鉴识乃至发现某某是大师，悬如天壤，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像一个初中毕业生知道牛顿的力学定律，但不能说就有了牛顿的智慧一样。
怎么样超越鹦鹉学舌呢？著名经济学
学一个理论最犯忌的是不愿意承认它，一味地挑毛病。这是普通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当一个新理论由一个不出名的小青年提出来时，往往难以被承认，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这个理论已经树立了它的权威性，写进了教科书，命运就不一样了。所以一般人对于权威性的理论，总是肯定它是对的，学了就学了，也不打算向它挑战，或者说重新把它再发现一遍；对于尚未建立权威的理论，一味挑毛病，想方设法抵制它，最后自己没能学到任何东西。导致这种可悲结局的原因，就是学习的方法和态度不对。（茅于轼著《微观经济学十讲》第3页）
“重新发现一遍”的读书方法之所以大有意义，即在于它要求一个读者超越简单的学，而是尽可能去发现，进而就可能还原到发现者最初的情境，甚至发现发现者的不足。超越鹦鹉学舌，可能必须走重新发现的路！
不只是大师，我们谈论的很多东西其实都依附在教科书或别的权威之下，自己并没有真正思考过，表面上懂了，实质上不懂；看起来懂了，问起来不懂；初一想懂了，深一思不懂，都是在鹦鹉学舌，都需要去重新发现，就包括被我们叫得成天价响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乃至“市场”，甚至“科学”。
怎么办？以不变应万变！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由朱夫子题给岳麓书院、后由润之先生转赠给中国共产党的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
[学养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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