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近代跌宕起伏的命运，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也是辗转起伏。我们对于自身的文化，时而骄傲，时而自卑，爱恨交织，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综观近代学人，保守者有之（如辜鸿铭、梁漱溟者）；激进者有之（如胡适、鲁迅）；开始激进，后来又趋于保守者有之（如梁启超）；把目光渺茫地看远，把希望寄托于邈远未来，坚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者有之（如季羡林）；勇于先去，以死殉道者有之（如王国维）……但无论何种观点，都是一代学人基于剧烈的时代变革对自身文化做出的某种反思，对于外来挑战做出的某种迎战。他们的方式可能值得商榷，但敢于承担文化命脉，寻找文化出路的姿态却永远不能否认和亵渎。
身为中国人，骨子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液，不是哪个人想全盘西化就能全盘西化的。对于这一点，激进派自己也承认。对他们来说，所谓的激进，与其说是一种姿态，还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国文化的惰性太大了，不如此地批判就无法让它有丝毫的改变。比如，鲁迅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上作了一个演讲，题目是“无声的中国”（收入《三闲集》）。在这个演讲里，他以一个文学家的手法为自己的反传统的偏激辩护：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要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如果说要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所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汉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
激进派的阵营里，最突出的、表现最红的应该是那位胡适先生。胡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其如此激进的外表下透视的却是一个伟大智者的冷静和客观。和鲁迅一样，其外表的偏激带有十足的斗争策略的味道：
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太可怕了，我们大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打掉一点我们这个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的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文化虽有惰性，但仍然需要文化的传承者以一种生命的热情去呵护、去坚守。不然，这个古老的传统是很难为继的。比如，当一个屋子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要拆掉屋顶，屋顶很可能就真的会被拆掉！正如西方的先哲苏格拉底，当大家都说他有罪的时候，他也就有罪了。
在这一点上，保守派的出现就显得可贵了。同激进派相比，他们的目光也许更加焦灼。对他们来说，真正的亡国灭种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在古代，一个朝代灭亡了，那是“亡国”。“亡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亡天下”，即中国人都不是中国人了。正如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说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文化，应该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用生命去证成、去捍卫、去守望的东西，一旦多了太多的算计，就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了。正如辜鸿铭所说的：
何为真正的中国人？我想诸位一定会同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事实上在我看来，往日那种典型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正趋于消亡。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地看上最后一眼，看看究竟是何物使得真正的中国人本质地取决于其他民族，并且区别于正在形成的新型中国人。
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文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出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
如果说辜鸿铭担心的是真正中国人的消亡，那么，梁漱溟担心的则是精神层面的“亡国灭种”：“我们所要知道某家文化是如何的，就是要知道他那异于别家的地方。……一家民族的文化原是有趋往的活东西，不是摆在那里的死东西。” 梁漱溟对于文化的体认无疑向世人表明，人们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外在地去去打量、评判本家文化，而应该像善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去敬畏、去呵护本家文化，因为文化就是生命。正如张君劢所说：“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
如此，围绕着文化的传承和国家危亡，激进派和保守派在近代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辩论。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乃至五四运动的爆发，都和这个深层次的辩论密切相关。激进派虽然偏激，但却是务求实效，何况他们大多都有西学背景，早已经对这个古老充满惰性的文化失去了信心。保守派虽然深刻，但是又过于迂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更为甚者，在巨大的现实危机面前，保守派拿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来说事好像也于事无补。梁启超在《欧洲心影录》中认为：欧洲人之所以丧失“安身立命”之所，就在于相信了“科学万能”，“而欧洲人作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如今却叫起了科学破产来。” 对于梁启超这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胡适嘲弄说：“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于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干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于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意思很简单，西方人吃肉吃腻了，吃的都高血压了，那至少人家吃过肉了。而中国人，还不曾吃过肉，怎么配排斥肉呢？肉又没有副作用，还是等你吃过以后再说吧！
于是，当中国这头酣睡的雄狮伤痕累累、迫切需要治疗之际，激进派终于占了上风：科玄论战中，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处于了弱势，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则是出尽了风头，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就连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这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自觉地站在了“科学派”一边。这一具有深刻文化意味的“科玄论战”的结果，无疑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在20世纪的走向。
就这样，救亡情结最终压倒了启蒙意识。而所谓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在那个时候喊出的，直到今天还不绝于耳。于是，我们从近代以来，反传统的声音就像脱缰的野马，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如此绝情地抛弃自己历史悠久的文化，而我们这样一个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的民族却屡屡发出了反传统的最强音。而保守派那所谓迂阔的呐喊，却是“弦断无人听”。他们也许就像天上的星星，经过若干年的时间，发出的光才可能到达我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