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股市情绪自来就是极端的，去年11、12月市场还是一片看多，创新高跨年度行情的红旗在寒风萧萧中呼呼啦啦的招展着。但11月24日一道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消息就将这泡沫给吹破了，而市场也由此开头，呼呼啦啦的朝另一个极端发展，市场一片空声，投资者一度更是绝望的不行。见着他们我心有戚戚然。

事实上还在大家一片盲目叫多，并憧憬着创新高的11月10日我们就提醒过投资者应该注意市场调整风险了，当时我们认为市场的风险正在聚集，一则是政府对资产泡沫已经有所警惕，二则是按照波浪理论，市场已经运行到一个临界点了。但最后的事实是，大量的投资者并不能够有效的规避掉这次风险，这实在是件让人遗憾的事情。

确实，在人们贪婪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冷静，而在人们恐惧的时候呢，现在就是人们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了，在这个时点上我认为我们确实应该学习下前人的智慧，那就是反倒应该乐观起来了。

4天前一位老先生给我电话问我如何看待今年的中国资本市场，当时我告诉他，如果特定于2010年我是积极地，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他问我你的理由呢，我告诉他我基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一条那就是信贷扩张政策的必然。

第一、09年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归功于天量信贷的支撑，虽然随着经济逐步复苏，北京基于为减轻今明年经济增长的压力和缓解通胀的压力，对新投项目的诉求逐步降低，对项目的立项和审批的要求也将更为严格，“有压”将逐步成为今年投资的主旋律，但我们认为今年投资尤将强劲。2009年全年全社会固投从绝对金额来看，达到224846亿元。该年中国的全社会固投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超过33%的信贷增长，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09全年信贷总额达到9.59万亿元的规模。

第二、通货膨胀的不可逆性，我们当前所经见的复苏，只是来源于传统的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而不是缘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这种复苏是脆弱的。米塞斯于1934年写的《社会主义》一书里，曾指出：信用扩张在起初阶段的确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同样的观点也可在货币主义学派那里得到支持，弗里德曼认为的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提高Q），只是到了后期，负面效应（提高P）才显露出来。从目前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数据和资料无不显示当前的经济正全面企稳而步入一个正面Q的时期，但Q来了负面的P还会再远吗？

而当今世上没有那个国家敢无视通货膨胀的肆虐，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就说明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这也将决定中国在年内加息成为不可逆的必然选项。09年我们判断，CPI将于09年底的第四季度正式转正，当时我们认为到“明年的第一季度，如果CPI增长达到3%这一事实得到连续确认，央行或会有所动作，但我们认为加息的可能性远比提高准备金率要小的多。”这一判断得到证实，但我们也必须予以修正的是，由于迪拜危机的爆发，使得决策层对资产泡沫的担忧加大，年内央行的动作将要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的修正如下：如果2月份的经济数据超预期，特别是CPI数值超预期，那么央行将必会有所动作，当然前期手段我们认为继续提高准备金率的可能性更大些，但如果一季度的CPI增长达到3%这一事实得到连续确认，那么加息也就不可逆了。

但我们认为却正是这种加息的不可逆将构成今年中国资本市场向上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基于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中国的加息将为国际游资提供一个套息交易的机会。我们知道我们当前的存款利率标准为2.25%，而美国的利率仅为0—0.5%。而我们认为今年第四季度前美国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基于的理由是，对于当前美国政府来说，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将于11月进行的国会中期选举。而我们知道当下执政的民主党的主要支持群体正是那些时刻面临着失业压力的劳工群体。奥巴马要想在医疗保险改革上有所突破，则必然不敢得罪他党内的同志。但如果失业率仍然保持在2位数，在劳工群体的失望下，那么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失利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在这样的环境下，提高就业率也就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必然选项。

    近期奥巴马在最新的国情咨文里提议，暂时冻结非国防性自由裁量支出。克鲁格曼教授大为气恼，在他看来这应是奥巴马政府意图退出的信号，但这实在是个误读而已。对奥巴马的团队有所了解的人大概不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奥巴马在他上台后任命的总统首席经济顾问，不是主张赤字财政的当时的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而是认为赤字财政对危机影响甚微而视货币效应为拯救危机的根本之道的Christina Romer。奥巴马的这一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向世界彰示了他本人的经济政策的取向了。对于试图了解奥巴马的经济政策走向的人，那么或许也得对他的这位首席经济顾问的经济思想要有所认识了。

Christina Romer在1991年发表了她的题为《大萧条缘何终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经济资料中计算当时的“fiscal multiplier”， 这一系数即政府开支每增一个帕点，国民生产总值将相应增加多少个帕点之数，但她发现该数值却很小；她更从当年联邦政策档案中发现，1933年到1941年之间的8年时间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财政收支的平衡，“新政”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几乎都是由税收补足，故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以赤字为代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其赤字在GNP的占比，在整个30年代都还不到1个帕点，有几年政府收支表上甚至录得黑字！这个发现表示，罗斯福当年并没有真正实施以赤字为原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就算是有的话，由于“fiscal multiplier”值很小，政策效果也会微不足道。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大萧条的终结主要应归功于当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上述的那篇论文里，Christina Romer 认为当时的“money multiplier”，比“fiscal multiplier”要大上三倍有多，也就是说当时的货币政策威力远比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强大；从1933年到1941年之间，美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名义利率虽一直为零，但实际利率却从30年代初的正15个帕跌至负的10个帕，这说明当时通胀率是很高的。

在Christina Romer看来，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结束大萧条的唯一的原因。还不止此，Christina Romer后来的研究更显示，美国自50至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里，经历八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衰退，结束衰退的动力，无一不来自货币政策，而以赤字为表现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却几乎是零。

而在2009年6月份，Christina Romer的一篇发表于英国卫报的文章就认为美国在1937年至1938年间，导致当时失业率重新飚升至19%（见图）的第二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根本原因就在当时的罗斯福政府，为了规避通胀而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Christina Romer在文章中就认为：“这显然是一个不幸且鲁莽的决定。”

Christina Romer认为1937年的罗斯福的举动应成为前车之鉴：经济危机以后，立即采用危机前的政策，并冀图以此来宣告胜利。在就业率完全恢复之前，这些欲望都必须被抵制住。如果政府过早撤回援助，紧随而来的可能是经济的再次衰退甚至是危机。

在这样一位顾问的建议下，奥巴马会退出刺激政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及的暂时冻结非国防性自由裁量支出，所能够代表的只是奥巴马越来越认可Christina Romer的观点，而将原来的赤字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刺激两架马车战略逐步的向货币政策刺激这一策略集中，毕竟在Christina Romer 看来“fiscal multiplier”的效果与“money multiplier”的效果相比较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另外，政治的影响也将是奥巴马推迟退出刺激计划的重要的因素，事实上长期以来政治周期都在影响着民主政体国家的经济政策，早在1950年以前，西方经济学家就发现，一些公共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中，政治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例如，奥地利的公共汽车票价在选举后比选举前调整得更为频繁，美国社会保险金趋向于恰好在竞选前而不是竞选后给付。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些政策很容易被选民观察到且最被他们关注。这表明，政治家们想通过选择特定政策操纵经济以赢得选举。在美国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下，在选举结束前，为了保证民主党赢取中期选举的胜利，奥巴马亦不会轻易退出刺激计划。

正是如此，我们认为，一旦中国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在今年4月份将利率提高至2.5%，那么必将刺激国际游资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现行的汇率体制下这无疑将加剧流动性的泛滥，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我们的资本市场了。

二、随着套息交易造成的流动性泛滥，必然会促成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而这又将为下一轮的加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而加息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是，大量的私人资本不得不选择资本市场作为出路。我们知道，纵或在2009年这样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我们的私人企业亦很难获得贷款，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这些企业的融资难度将只会更大。资本是逐利的，私人资本不得不放弃实体经济的投资而转向资本市场也就成为必然选项了。

另外新的年报即将出笼，而去年经济企稳回升，上市公司的业绩较之上年应该亮色不少。

综上述，我们认为今年股市在第四季度前应该会有不俗的表现的。对于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调控政策的出台反倒可以视之为促使资本市场向好的源动力。也就是说，央行酝酿加息之时，正是资本市场造好之始。在加息不明朗前，市场亦将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如果时间配合的好的话，不排除市场会出现超跌后的反弹，而后承接加息行情，市场整体进入新的波浪。就如2008年，市场在跌到1664点后，超跌反弹，及后在1814点终于步入新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