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占很大比例的聪明文化，就是说中国的文人有一种聪明文化。

    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太普遍了，而且他们往往都是成功者，他们的经验受到世代的传颂，国人对此也是津津乐道。成为教育后人的典范。在这些方面，真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从古至今在中国文化界，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人，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

    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只知道坚持真理和学术的人，这些人很难成功，更可怜的是他们也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是与本文所说的聪明文化是水火不容的。中国那些极聪明的人们，他们过人的聪明，早使得他们把注定在任何时代都不合时宜的‘不聪明’洗得干干净净。

      只要没有‘不聪明’，活得会如鱼得水，活得有名、有利、有地位。

      中国文人立身处世上的聪明，就是来源于一种渊源久远的中国传统聪明文化。中国先秦儒、道、法、兵等诸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处世之道、活命技巧来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生存之术。

      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而极为早熟的，便是这种形而下的做人之道，这种技术性的生存智慧。这种做人之道，这种生存智慧，代代相传，一直到当代，仍在很多文人身上有极为出色的体现。

      中国文化是很世俗、很务实的文化，是充满了现实感的文化。而这种世俗性、务实性，这种现实感，深深影响了中国世代的文人，进而又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国民。这种精巧的做人之道、惊人的生存智慧，被很多文人和百姓所深深认同和传颂。所以造成中国社会真理和公正的缺乏。

     中国哲学（儒学）主要体现为讲究道德说教的“伦理学”，而中国是一个将政治伦理化的社会，且中国文人自古也与政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因此，中国文人的做人之道、生存智慧，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中国的文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官场，从文，在有些人那里，是从政的一种方式；既如此，那种做人之道，那种生存智慧，便不但是必要的，且在实践中越磨越精巧，越磨越圆熟了。

     几年前，读到过一篇关于某个如今颇有名望的文人的文章，这位文人如今已过古稀之年，近十年来，他的散文随笔令众多读者喜爱，当有人问他是否被打成过“右派”时，他说：“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语气里有明显的得意，也有明显的对那些被打成了“右派”者的嘲弄。

     这句话，这语气，真让人想到《庄子》里多次出现的对那些不懂得重生，不知道保全自身、为了某种信念某种道义而致祸者的讥嘲。

      在这位如今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真是大傻瓜，他们太不懂得做人之道了，太缺少生存智慧了，太不知道怎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质言之，太不聪明了。 

      当中国‘聪明’人们为自己的聪明文化而沾沾自喜时，近代人文意义上的自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便显得十分可笑，而那种超越世俗的精神需求，则更成为匪夷所思的了。

     有论者曾对中西两位文化先圣孔子和苏格拉底进行过比较。苏格拉底在法庭上拒绝宣誓改悔，从容地面对死亡。他说：“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还在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向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

      而中国的孔子，则教导人们：“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比起苏格拉底，孔子显得很富有现实感，很识时务，很聪明。

  “我怎么会被他们打成‘右派”？这句话里所显露出来的聪明，确乎是渊源有自的。

          而把“说真话”改成“不说假话”，其实不过是一次极聪明的心理自我调节，一次极聪明的自欺欺人。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往往根本就没有中间地带可供逃遁。例如，在批判和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时，沉默，也就意味着默认，意味着赞同，在这种场合，不说真话，就意味着说了假话，意味着亵渎了某种神圣的原则、道义，意味着认可、助长了邪恶。

     80年代，巴金先生主张知识分子都应该与全民共忏悔，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萧乾先生的逻辑是：吕荧这样的书生因为说了句真话便付出了身家性命，可见真话往往说不得。可以对此来一番逆向思维：如果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像吕荧那样跑上台去说真话；如果当时全中国的书生，都像吕荧那样说真话，情形又会怎样呢? 其实，吕荧这样的书生之所以显得那样缺乏现实感，那样不识时务，那样不聪明，只是因为其他人，其他的书生，都太有现实感、太识时务、太聪明之故。

       近些年来，老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不满意，老感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老盼望中国文学能早日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其实，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文人们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那体现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聪明，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是愚笨人的事业，是需要有点书生气的。

     眼下，人们正在热衷于谈论人文精神的重建。而中国文人们超人的聪明，则是与新人文精神形同冰炭的。那种技术性的生存策略，那种过于发达的现实感和务实精神，那种形而下的“术”，都绝对是排斥、阻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