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第10章 (3)日寇对云南使用细菌弹


 

 

           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十章 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

             日军细菌、化武仍在坑害中国人 (3)

 

                 日寇对云南使用细菌弹

 

    一个名叫井本熊男的日本鬼子,是侵华日军的作战主任参谋,他写有日记,被称作《井本日记》。

    《井本日记》第18卷1942年4月7日记载了一个《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计划》,该计划明确指出,1942年日军细菌战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云南省会昆明,《计划》写道:“攻击目标:一、昆明;二、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林(沿飞行基地);三、SAWOA(撤退时);四、DH、AD、AK;五、澳洲要塞;六、加尔各答。”

    在云南直接实施细菌战的有两支日军部队,一支是隶属于南方军的冈9420部队,另一支就是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

    作为日军细菌战的大本营的“731”部队有5个支部,他们与日军各地防疫给水部在组织、人员、物资和工作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关系。日本南方军防疫给水部代号“冈9420部队”,该细菌战部队1942年4月1日在新加坡设立。

    “冈9420部队”在云南实施细菌战时,菌苗由“731”部队提供,培养细菌的小鼠缺乏时,也从“731”部队调拨。除此之外,“731”部队还直接派飞机将细菌弹空投到云南多个地区。

    据陈祖梁先生查证,曾在“731”部队受训和任职的上野的笔供中反映了曾驾机去云南空投细菌弹。上野在笔供中说:“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731’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柳懒大尉战死。”日军除了按“保号”计划用细菌弹攻击昆明外,同时对保山等地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弹攻击,使云南保山、昆明等地也遭受了严重的细菌弹残害。

    1942年,林毓樾在云南施甸由旺乡文昌宫教书。保山被炸后不几天,又有三架飞机来空袭。一阵爆炸后,日机飞走了,没有发现人员伤亡,只看见一头牛被炸死。这时他和同事们看到一颗奇怪的炸弹。弹内附着腊一样的黄色物质,里面装满不可计数的苍蝇,苍蝇正在爬动,扇翅膀,还飞不起来,经太阳晒后才慢慢地飞动。

    林老师等人知道一些细菌战的常识,马上意识到眼前飞出苍蝇的炸弹是细菌弹,几位目击者拼命逃离了这颗炸弹。三天后,保山爆发了霍乱。

    1942年5月中旬至7月底,短短两个月内,保山县染霍乱死亡6万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省共有58个县发生霍乱,传染霍乱发病者达12万多人,死亡9万多人。

    1942年日寇侵占滇西后不久,开始征集老鼠,饲养老鼠,培养鼠疫杆菌,进行人体细菌试验,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细菌战准备。

    日寇占领芒市后,等相寨突然来了一伙日本鬼子,严密封锁了村寨,用半腰高的钢板将全村40来户人家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这个寨子。几天后,寨子里发现了死老鼠,接着寨子里开始流行鼠疫,短期内相继死了40多人。病死的人被日寇拖到寨子外的日军帐棚内进行解剖,有些人的内脏被割下装进玻璃瓶内带走了。到21世纪初,村里还能见到日寇隔离村民用的生了锈的钢板。

    日军饲养着一种白老鼠。当他们要败逃时,日本鬼子告诉老百姓说,这种白鼠会咬死本地老鼠,叫老百姓带回家去放。不久,全村出现死老鼠,接着就死人,当时三角岩村共34户101人,死了74人,死绝了13户。

    日寇1944年发动的这次鼠疫细菌战,一直延续到1953年才得到控制。

    日寇在云南进行的细菌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最严重的细菌战,仅有据可查的两次大的细菌战死亡者就达14万人,而当时的小孩、逃到外省的感染死亡者已经难以统计。

    这场细菌战的灾难比日军在诺门罕战役、湖南常德、浙江宁波、衢州、江山等地造成的细菌战灾难都要严重。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

 

    1952年初,美国军队为了挽救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命运,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在战场上施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使中朝军队遭受到极大的损失。陈文贵受中央卫生部的紧急任命,率领专家组赴朝鲜调查疫情。

    陈文贵身先士卒,在敌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下,在细菌战的现场搜集制作实物标本。经过多处实地调查,很快掌握了因感染病菌而致死的人和畜的情况。陈文贵和专家组根据抗战时期在常德地区调查日军细菌战中积累的经验,以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搜集的昆虫原体中,分离出了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碳疽杆菌和伤寒杆菌,以及赤痢杆菌等许多毒性很强的病原体。他在平壤奋笔疾书,写出了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备忘录》。

    同时,他还揭露说,美国有计划地庇护日军细菌战犯的目的是“为我所用”,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

    他的报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国际科学委员会据此组织了一大批专家,前往朝鲜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对陈文贵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表示信服,并写出了详细报告书和若干的附件,一致签字确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

 

    陈文贵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1902年8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永川县松溉镇。1922年考入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因在学校中领导学生运动,被勒令退学。

    陈文贵从湘雅医学院肄业后,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任师部卫生队长。师长先是蔡廷锴,不久改由叶挺担任。在叶挺的率领下,他参加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1928年,他回到四川,进入华西医科大学。第二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初,他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在几年的时间里,陈文贵对细菌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抗战爆发后,陈文贵任第一防疫大队大队长,负责华北地区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的防疫工作。

    全国解放后,陈文贵欣喜若狂,感到自己的所学有了希望。1950年,有一段时间传染病在西南地区流行,回归热、天花、麻疹等肆虐。陈文贵四处奔波,在各地开展和指导防疫工作,很快就使得疫情得到了控制。

    鉴于陈文贵在朝鲜战争中反细菌战中的特殊功劳,中国政府特发给他荣誉奖状和奖章,并授予他爱国卫生运动模范称号。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二级国旗自由勋章。

    不幸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于1974年6月含冤离开了人世.

 

 

                  日军细菌仍在坑害中国人

 

    1940年10月4日,日本侵略军空袭浙江衢州。当时,没有爆炸声,也没有恐惧感。9岁的邱明轩及其三个兄弟并不知道空袭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日本飞机投下的并不是炸弹,而是黄豆、麦粒和破衣服。日本人投下的是“731部队”专门培植的细菌!

    日军有时投下一些纸袋,而每个纸袋里都装有10只跳蚤。所有的纸袋、大豆、小麦、衣服上都带专门培植的细菌淋巴腺鼠疫(也称鼠疫菌)。在随后的六年里,当地相继有五万死于淋巴腺鼠疫。从1940年到1941年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五次细菌武器攻击,这五次攻击均有当时在华的外国专家的完整记录。

    日军在衢州投下的鼠疫菌引发鼠疫,在当地流行了13年。时至今日,为预防鼠疫的再次发作,鼠疫菌受害地区每年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捕捉大量的老鼠和跳蚤,以进行鼠疫检查。在浙江的衢州和义乌等地区,鼠疫依然在活动,而发生鼠疫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对于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细菌战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在第二次世界厌战所有交战国家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细菌)武器的国家。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937年(二战在欧洲爆发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细菌战,致使中国27万多无辜民众死亡。然而,灾难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在战争中受到细菌残害而没死的人,把细菌带到了下一代身上。

    李国栋在抗战中曾被俘,被强行注射了细菌,数十年后,毒菌发作而死,他生的两个大儿子都是先天痴呆;和他一起被打毒针的战友所生的子女也都有先天聋哑或痴呆......

    从1933年起,侵华日军就在黑龙江省五常背荫河建立细菌战基地,到1945年日本战败,在中国实施细菌战长达12年之久。

    李国栋出生于河北省。1939年,17岁的李国栋参加了八路军,成为129师415团工营机枪连通讯员。同年,在山西洋区县的一次战役中,他所在的全连遭日军伏击,活着的全部成了日军俘虏。

    日军把他们押到附近的山西大同煤矿,逼他们下井出苦力。一天,日军突然把他们带出煤井,用黑布把他们双眼蒙上,带上一辆卡车,说不清走了多长时间,来到一处有高墙铁丝网、戒备森严的大院内,然后日本人依次给他们强行注射了一针“药”。

    几天以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几位战友突然脸变形,倒在地上打滚,痛苦地抽搐起来,口吐白沫,大脚一蹬一蹬地死去了。没死的人大都变得眼发直、发呆,别人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成了傻子。李国栋等几个身体较好的战友没有死去,也没有变成呆子。可从此以后也是愣头愣脑,思维、意志大不如前。当时他们不知道这就是日本人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研究的有毒细菌。李国栋和存活下来的战友继续在井下挖煤。一次,日本人带他们到井上干活,他们杀死了监工的日本人,逃走了。历尽波折找到了部队。

    重新拿起枪,他们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到了日军的身上。在一次战役中,李国栋的右膝盖不幸被炸掉,成了二级残废军人。1960年李国栋转业到地方,分配到长春某军工企业任武装部副部长。

    到了1972年,50岁的李国栋就须发尽白、牙齿尽落。一天,他抽搐起来,口吐白沫,皮肤变紫,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原来是侵华日军注射在他身上的有毒细菌残毒未尽,人到老年发作了。这种有毒细菌是无法医治的,1975年,这位饱经磨难的老军人在痛苦中含恨死去了,1.80米的大个已抽搐成1.60米。去世时,他的又眼大大地睁着,嘴也是张得大大的,任亲友们怎么拂也闭不上。

    李国栋的妻子叫李家英,是湖南湘潭人。1956年,李国栋的大儿子出生了,取名李和湘;隔了一年第二个儿子又出生了,取名李平湘。

    大儿子李和湘长到三岁还不会说话,五岁时还不能走路,眼睛直呆呆的。到医院检查,医生说:“这孩子血里有病毒,脑子有病,智力有问题。”没想到第二个儿子李平湘长到三岁后比哥哥还傻,还经常抽疯,一抽起来小手攥得紧紧的,满嘴吐白沫。李国栋就领着两个孩子到广州等地大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是有毒细菌遗传父亲血中的毒菌传给了儿子。听到这一结果,李国栋捶胸顿足,肝肠寸断。

    悲愤中的李国栋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就给当年被掳幸存下来的战友写信。广州军区的廖全珍回信了,信中说他的三个孩子体内都有遗传细菌病毒,都先天聋哑,另一位战友白全友也回信了,说他的两个孩子也是先天痴呆......

    1975年,李国栋去世时,李和湘19岁,李平湘17岁,家庭的重担一下落到母亲李家英矮小单薄的身上。

    一晃两个傻儿子都长成大伙子了,两个傻儿子每看到别人家娶媳妇,就回家向母亲要。

    一次,楼下邻居家孩子结婚,傻哥俩听到车声便冲到楼下,劈劈啪啪作响的鞭炮炸到傻哥俩的头上脸上,他们脸上已一片血迹。母亲挤过去抱住儿子,血顺着手指一滴滴流下来,大滴大滴的眼泪也从这位老母亲衰老的眼中流下来。

    “老天爷呀,你为什么不去惩罚作恶的小日本,为什么让灾难在我们家中延续?”李家英悲愤地哭喊着......

 

    1997年,由浙江和湖南等地细菌战受害者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五年27次庭审,在2002年8月27日作出“当时的731部队等在陆军中央的指令下,将细菌武器应用在实战上,造成诸多当地民众死亡”的一审判决,但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却被驳回。

    自费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的王选说:中华民族有义务追究侵华日军反人类的战争责任,维护被日军细菌战残害的无辜同胞的尊严和权利。“日本欠下的债,迟早得偿还。”

    王选,上海人,祖籍浙江义乌,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精通英语、日语,1987年留学日本,1995年开始自费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两年后成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被多家国内媒体评为年度人物。

 

 

             又一批“七三一”罪证在美被发现

 

    2005年8月16日,有关人员通过日本方面的文件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证实,在太平洋战争中,一直进行细菌作战准备的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曾用跳蚤开发致死性非常强的鼠疫菌武器。日方的文件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资料描述了731部队研究开发鼠疫菌武器的过程,以及因鼠疫菌而死亡的患者从发病到死亡的详细情况。美国国会图书馆已经决定,将731部队的有关人员战后向美军提供的人体解剖记录(英文)向社会公开。

    日本方面的文件有731部队干部等用日语写的秘密论文集《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一部》等。731部队对跳蚤的繁殖方法,适于细菌战的条件,跳蚤装进炸弹时的生存能力等进行了全面研究。资料显示,这些细菌武器是针对当时的苏联和中国开发的。日本方面的这些资料是常石敬一教授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西馆发现的。

    英文的记录包括三种病理解剖数据:关于鼠疫菌的“Q报告”,关于炭疽菌的“A报告”。“Q报告”是根据1940年6月到该年秋天,在中国东北的农安和新京(现在的长春),因感染鼠疫菌死亡的57名当地居民的解剖结果写成的。实际上是日本人拿中国老百姓作试验后写成的报告。

    据日本方面的文件说,当时的731部队干部、陆军军医少佐平泽正欣在医学论文中说他曾在新京对鼠疫菌进行了研究,并证实附着在犬身上的“犬跳蚤”是感染媒体。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进行了让感染了病菌的犬跳蚤附着在人体的实验。该少佐还写了属机密文件的四篇论文:如果因爆炸跳蚤的腿受伤,其运载鼠疫菌的能力降低;因为跳蚤厌光,所以把其散布在杂草地上最有效等。平泽少佐等甚至还对开发爆炸力小、硅藻土制的“石井式细菌炸弹”进行了基础研究。

    其他的731部队有关人员研究了大量运输跳蚤的方法等。研究结果证明,如果把大量跳蚤集中在狭小空间,跳蚤的死亡率会上升,并建议分批把感染了鼠疫菌的“鼠疫跳蚤”运送到战地。

 

    2005年8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前,两本在封面上署有石井四郎中将名字的笔记在他原来的亲信家中被发现。石井四郎是被指为开发细菌武器而实施人体试验的前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的部队长,他因在战后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提供资料而免于被起诉。”

    此报道中说明了,两本A5开的大笔记本,一本封面写着“1945816终战时笔记”,另一本写着“终战笔记1946111,石井四郎”。

    石井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来到他的一个亲信的家里,因担心美国人来了会没收而把笔记本存放在亲信家,到1959年去世之前一直没有要求归还。

    1945年的笔记从战败次日开始记述。苏联对日宣战后,石井四郎从来自东京的司令官那里接到命令:要使一切证物灰飞烟灭。石井在记录中对此作了以下记述:“军司令官访问新京(长春),下令彻底实施爆炸焚烧,早晨又决定彻底防止间谍窃取资料。”

    但是石井等人把大量的病理标本、净水机、疫苗等带回了日本。他在笔记中记述了“抽出带回”、“搬出装载”等内容,可见他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了带走资料的准备。

    两本笔记本,经专家鉴定,是石井四郎的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