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阉割圣人的智慧——孔子何曾向我们隐瞒
谈中国人眼中的“天”和“道”，确实是一件非常麻烦得事情。因为它不是一个东西，摆在那里可以让我们看见。对于它，实在不知道去说什么。不但我们不知道，古人也不知道。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虽然我们的古人言必称“天”和“道”，但是论述却又是世间的一些“俗事”。如果你想直奔主题，圣人也只好不说话了：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 子贡说：“你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何尝说话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呢？”在孔子看来，天何曾直白地向世间兜售真理，它总是在世间万物身上或隐或显地呈现自己。你没有看见吗？四时运行，百物枯荣，里面就已经有“天机”了，天还需要说话吗？最后子贡只好慨叹：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长治》）
确实如此，老师写的东西，可以拿来学习，可是，老师言必称的“性”和“天道”，却是听不了的，也学不来的。正因为此，孔子的很多学生不大满意，总以为老师在故弄玄虚，有意向他们隐瞒了一些什么。孔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微微一笑：“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尔。” （《论语·公长治》）意思是说，有几个人说我对他们隐瞒了什么，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说了，一点都没有隐瞒。既然没有隐瞒，为什么不说呢？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道理其实很简单：那些最为重要、最为精妙的东西，无法去规定，无法去描述，你一张嘴必然“言之无物”。用康德的话来说，没有任何经验内容的东西是无法谈论的。正因为此，孔子虽然把“天”与“命”看作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但却从来不去“直言”。“巍巍乎，唯天为大！”。“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五十而知天命，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从这些言语中不难看出，孔子一生都在领会、领悟天之玄机。但是，“天何言哉？”天既然啥都没有说，我们就无法直言天，而只能通过世间的“人事”去领会天，去体悟“天意”。
正因为此，孔子把世间的一切都当作了领会天之玄妙的几微。说的形象一点，就是梯子。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孔子这里，梯子只是一个抓手，一个凭借，一旦凭此进入天行之境，梯子马上就可以扔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所以说，孔子的学说不是伦理学说，不是社会政治理论，更不是修身理论和教育理论。他在通过自己的话语带领我们入境。
比如翻开《论语》，经常跳到我们眼睛里的一个字，就是“仁”。可是，“仁”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写论文，提出一个所谓的新概念，就必须先解释一通，否则就是不符合套路。可是，《论语》中出现的“仁”字多达100多处，孔子却没有在一处给出定义！孔子有时候说“仁者爱人”，有时候说“孝悌，仁之本也”，有时候说“克己复礼以为仁”，有时候说“巧言令色，鲜仁矣”……这些看似相近，实在没有一个准确意思的“仁”字，肯定会让我们这些现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权威的和概念上专一的定义，以至于我们无法厘定“仁”的内涵和外延，更无法去区分什么是“仁”，什么才是“不仁”。对于这种不规范的言说方式，西方的那位哲学大家，善于玩弄辩证概念的高手——黑格尔，非常不满意，认定孔子思想缺少哲学的素质，没有一点思辨的味道，至多不过是一些“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
其实，西方人何曾洞察我们中国人的言说方式！中国文化打造的思维根本就不是概念化的思维，而是语境式的、时机化的。从来就没有一个脱离了语境和时机的干巴巴的定义和教条。就拿“仁”来说，没有下定义，没有界定内涵和外延，不但不是劣势，反而成了优势。因为“仁”在不同的语境中，在不同的时机中，会因为对象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意义。一件同样的事情，可能此时是“仁”，彼时就不是“仁”了。一个同样的准则，可能对子贡是“仁”，对子路就不是“仁”了。它的意义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游离不定，总是当场显现，从不固定和僵死。举一个例子，爱情，这个字眼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又有谁能够对爱情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定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人，爱情显示的意义估计都不一样。此之爱情非彼之爱情，此时之爱情非彼时之爱情。如果你站出来，非要只要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效地概念，指出一个爱情的model，让大家去效仿，肯定会造成无数的痴男怨女。
孔子说，“仁”看似简单，其实在实践中是很难把握的。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其实，当你抓住它的时候，它恰恰没有了。正因为此，当司马牛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讱同刃，刀刃也。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去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司马牛又问：“其言也刃，斯谓之仁已乎？言语艰涩，就叫作仁了吗？孔子回答说：“为之难，言之得无刃乎？” 真正地在实践中做到“仁”实在太难了，谈论它怎么会轻松呢？
在这里，孔子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在为仁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仁”的model，你在屁股后面跟着模仿就可以了。“知仁”绝不止是以个知道某个原则并实行之持守之的问题；所以不能轻易说，因为你说“仁”是什么，无形中就下了定义了。正是在这种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孔子认为对“仁”进行言说是很困难的。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其言也刃”，就会对“仁”的时机化有所领悟，从而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慎微，从而进入“时中”的天行之境。[2] 既然“仁”的意义是在当场构成，既然“仁”的意义依据不同的时机显现，那么，真正的君子在践行“仁”的过程中必然是“时中”——在那一时刻，恰恰落在了那里，不偏也不倚。这就是孔子眼中最高的“中庸”。
“中庸”并不是象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折中”、“骑墙”，而是一个境域化，饱含时机性的境界。退一步说，即使“中庸”就是折中，那么两端又会是什么？不知道两端，我们怎么折中？折中，在几何学上很好理解，因为两端的点我们都固定好了，“执两用中”就可以了。可是，在错综复杂的“人事”中，我们却找不到这样固定的“两端”，因为这两端总是在飘移，在晃动，从而使得其中心也跟随不断移动。比如，亚里士多德说：“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3] 但是，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鲁莽？什么是放浪？什么又是猥琐？两端无法明确，中道又何从选择呢？
今天的我们歌颂孔子，都是拿“圣”字去形容他，但是“圣”谈何容易？孔子本人都不敢接受。正如他本人所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谦虚，而是如何在当时活生生的局势中去实践“仁”，去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实在太难了。但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足以成为圣人了。哪里像今天的我们，对规则、套路、方法一味迷信，动不动就把什么名言当作座右铭之类的东西，摆在桌子上去照搬，而丝毫忽略了这句名言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时机中显现其真意的玄妙。对孔子进行最高评价的是颜回。颜回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句下》）正是因为孔子对时机化的这种深深体认，孔子就足以称为圣人。这个评价是客观的，估计孔子也比较满意，难怪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也许只有颜回最了解他：“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而“仁”在这里不过是一个抓手，是我们天行之境的一把梯子。
孔子看似什么也没说，其实他并没有向我们隐瞒什么。其中的韵味，我们还需要细细地体悟。
节选自拙著《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