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十章 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
日军细菌、化武仍在坑害中国人 (6)
日寇曾想灭绝赫哲人
赫哲族是目前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人口有4000多人。在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赫哲族人口是600多人，而在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赫哲族仅有不到300人。
赫哲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自古他们就生息劳动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先秦的肃慎、辽金的女真是满族的祖先，也是赫哲人的祖先。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族名为赫哲族，意为居住在下游的人。
赫哲族人口原来并不少，清朝康熙初年，光是松花江边的依兰县境内，就有12000多名赫哲人。但是，在日寇的残酷迫害下，从1931年到1945年，赫哲人从原来的3000多人一下子减少到不足300人了。
赫哲人是个具有爱国传统的民族，早在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战争中，他们就为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立过大功。
抗日战争中，赫哲人英勇反抗日寇。日寇就想出了灭绝全体赫哲人的毒计——“并屯”。1942年，日军用武力强迫所有赫哲人离开世代居住的江岸，归并到沼泽包围中的三个所谓“集团部落”中，将人像牲口一样圈起来。到了集团部落，鬼子用刺刀逼着赫哲人挖了几个地窨子(半地下草房子)。每一个地窨子里挤住三四户人家、20多口人。
在寒冷的冬天，赫哲人无衣、无被，只能穿兽衣，盖兽皮，过着类似原始人的生活。部落里还经常住着两个警察，每当部落有人外出，必须向伪警察报告，否则，轻者训斥打骂，重者处死。由于缺乏必要的衣物食盐等，加之恶劣的环境，许多人染上了重病，不治而亡。
进了集团部落，赫哲人既不能捕鱼，也不能狩猎，冬天只能从冰雪中刨野菜度日。到了夏天，部落周围全是沼泽，到处是吸食人血的蚂蟥。由于整天泡在水里，许多妇女得了病，失去了生育能力。在瘟疫游行时，日本人不但不救治赫哲人，反而利用赫哲人作毒菌实验。
赫哲人并没有被日本强盗的暴行所吓倒，他们的抗日情绪反而更加高涨。日本鬼子就使出了更毒辣的手段——在赫哲人的水井里投放了毒药，使许多赫哲人中毒而死。日本又在赫哲人居住区投下了拌过毒药的食物。处于饥饿中的赫哲人，纷纷捡起食物充饥。结果又有许多人被毒死了。日本人还曾打算在全体赫哲人身上接种细菌，只是由于战败，歹毒的计划没有能够实施。
迟到的东京大审判
开庭前夕
2000年8月的马尼拉会议公开发表了《2000年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宪章》，指出“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经历了前所未有闻的大量的杀戮和破坏，并给女性带来了痛苦和性暴力。”“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及亚洲各地所进行的军事审判，几乎没有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等对女性暴力的战争犯罪进行裁决。此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行的裁判制度也对此没有予以追究。……卫护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及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为体现这一责任，特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
11月9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将开庭通知送达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出庭接受审判。
12月初，各国代表团陆续到达东京，其中，中国代表团共98人(含台湾63人)，韩国220人，朝鲜11人，菲列宾42人，印度尼西亚16人，东帝汶6人，荷兰3人，马来西亚1人，各国代表团共计397人。来自各国的原日军“慰安妇”幸存者有75人。有15个国家的证人，世界五大洲的各界人士参与了法庭活动，申请并获准到庭旁听者达1300余人。女性占与会人员的大多数。到庭采访的新闻媒体143家，记者达305人。有许多国际上著名的专家、学者莅临。
法庭设在东京市中心的九段会馆，这里离日本皇宫仅一、二里之遥，靖国神社更近在咫尺。九段会馆分本馆、新馆、会场三个部分，三者联为一体，本馆与会场之间既有正门相通，又有地下通道相连。会场一楼约有1300多个席位，楼厅约有300多个座位为记者席。
12月7日，法庭举行开庭预备式，并对已故“慰安妇”进行追悼活动。各国代表团还在法庭外面的厅廊和过道两侧悬挂粘贴了各种谴责日军罪行的宣传品，展示了一些揭露日军罪行的图书资料及证物。会场正门右侧从始至终都贴着中国代表团带来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的图片。法庭主席台上悬挂着“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巨幅横标，台后悬挂着彩绘的法庭标志图案。整个法庭气氛既庄严又热烈。
在法庭上
本法庭法官团由前南斯拉夫国际战犯法庭审判长（美国人）麦克唐娜女士及伦敦大学国际法教授（英国人）琴津女士、国际女性法律家联盟会长阿尔西波女士、肯尼亚大学教授穆通加等组成。
检察官团由首席检察官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国际战犯法庭性差犯罪法律顾问（美国黑人）芭特丽西亚．塞拉兹女士与澳大利亚佛林德思大学国际法副教授多尔葛波尔女士和各国检察官团组成。
首席法官在法庭主席台中央就座，法庭主席台右侧是各国检察官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国检察团代表有周洪钧、苏智良、管建强、龚柏华、朱成山、康健、陈丽菲、陈祖梁等8人。
检察官前面设有三个座位为证人席。
法庭使用英语，并有中、英、日、韩等六个语种的同声翻译。
12月8日上午10时20分，法庭上下座无虚席，麦克唐娜审判长宣布开庭，她说，这是一个世界人权组织的法庭，是民众法庭。
法庭将让受害者、加害者出庭作证，要正式记录下来。本法庭将对战争中日军的性犯罪进行审判。然后，来自美国的芭特丽西亚．塞拉兹检察长向法庭提起公诉，起诉对象是日本当时的统治者、日本国家、以及松井石根等12人。她宣读了起诉状。她说：“我们的起诉状是由受害国的首席检察官共同提起的。五十年前，在东京举行的远东军事法庭，虽然判决日军在中国犯有许多罪行，对日军的性犯罪没有进行审判，而日军的性犯罪性奴隶是违反人道的。我们认为，日军当时的统治者是有罪的，日本战时的许多军政要员是有罪的，我们必须追究。”
日本律师今村嗣夫出庭，为日本当时的统治者和日本政府进行辩护。
今村嗣夫律师阐述了日本政府的四点正式见解，即日本政府认为：一、裕仁天皇等所有被告均已死亡，无法反诉和防御，因此，根据日本刑法，可以驳回公诉，中止审判。二、日本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无答责”，因此，天皇并无回答检察指控之责。三、国家责任不明确，国家“无答责”。四、法律时效已过。他还说，至于补偿问题，旧金山条约已解决，日本政府已通过民间基金会拨出人道基金予以补偿。他还说，这个法庭审判，会有很大的影响，法庭要慎重审判。
麦克唐娜审判长指出：“法庭所要制裁的犯罪，因其违反国际人道法，根据国际法惯例，日本政府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且无论日本政府的态度如何，本法庭审判的有关文件将成为历史资料，而日本政府对于此次法庭的态度，也将作为历史记录留存下来。”
接着，各国发表起诉状，这个过程持续进行四天。
此次出庭起诉作证，本来中国排在第一位，但是，鉴于南北朝鲜此次组成联合原告团，应其要求，中国代表团因为其民族团结和解的精神所感动，应允南北朝鲜首先进行法庭陈述。中国第二家出庭。
韩国受害人金英淑首先出庭作证，她说，1939年她只有12岁，被日本宪兵强行抓到中国沈阳的一家慰安所，日军将她打得遍体鳞伤，并强奸了她，被迫当了“慰安妇”。检察官指出，12岁的金英淑一天要被强奸30-40次。
朝鲜受害人朴永心接着出庭作证，她1938年21岁被日军从平壤骗到中国南京的慰安所充当了“慰安妇”，然后又被运往缅甸，最后到了中国云南松山腊勐慰安所，取名“若春”，还怀了孕。1944年9月3日在松山被中国远征军当作日军慰安妇俘获，后遣返回朝鲜。
朝鲜和韩国的检察官说：“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朝鲜妇女约20多万人。北朝鲜现在还有218名幸存者，有43人公开站出来作证；韩国现有原‘慰安妇’幸存者198人，有65人公开出来作证。”
12月9日，中国代表团向法庭起诉了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及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冈村宁次等六名战犯。
中国的原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等三人出庭作证，她们以自己亲身的痛苦遭遇，控诉了日军的滔天罪行。万爱花说，1943年她只有13岁，日军到山西省孟县羊泉村扫荡，她被抓到日军据点进圭村监禁，同时遭到日军强奸、轮奸，她曾两次逃脱虎口但都被抓了回去，遭到的是更残酷的拷打和强暴，她的骨盆被日军踢碎，身上多次被日军刺伤，被迫成为日军性奴隶。控诉中，71岁的万爱花突然从证人席上站起来，要脱衣裳让大家看看她身上被日军刺伤的伤疤，当时在她身后的刘军女士欲劝阻她别脱衣服，万爱花愤怒地大吼一声：“此时再不让我给大家看看日军的罪行就没机会了！”由于悲愤过度，话音未落她就昏过去了。刘军女士迅速抱住她，陈祖梁和陈丽菲也从检察官席上快步上前扶持，并将她缓缓地平放到主席台上，刘军忙给她掐人中，这时日本的医生、护士也迅速上台抢救，数分钟后万爱花才慢慢苏醒过来，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法庭一时中断，人们更纷纷谴责日军罪行。
中国代表团利用法庭两侧的电视屏幕展示了日军的大量罪行和罪证物。杨明贞、袁竹林两位受害者也提供了证词，进行了控诉。日本侵华期间，有20多万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四项要求：一、确认被告构成了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二、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三、日本政府应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四、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性奴隶制受害者树立慰灵碑。
继中国代表团之后，印度尼西亚、荷兰、菲列宾、东帝汶、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纷纷起诉了日本天皇、日本国家，还对原日本国的25名军政头目个人提起了诉讼。
12月10日，东帝汶的两名原日军“慰安妇”出庭作证。一个名叫玛尔塔的老人说，1942年她13岁，有一天日军进村把她抓到了附近的慰安所，第一天有10个日本兵强奸了她，此后的三个多月中，每天都有四五个日军蹂躏她。另一名叫艾丝梅莱达的说，有一天她正在田里采集木薯，被五个日本兵强行抓到军营，被三个军官轮流施暴，被迫当了三年性奴隶。
加害国日本的正义之士也起诉了日本政府。
原侵华日军老兵林木良雄等二人，作为加害者出庭作证。林木良雄说：“1940年至1943年我随队到中国山东，先后任曹长、分队长，当时上级指挥官对我们说，到了中国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率队到了山东兔城的一个村庄，我就下令让部下去找花姑娘，我自己在一家农户内找到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女人见我就拼命逃跑，我紧追不舍，追到屋后竹林中，女人迅速将竹林内厕所里的粪便涂到自己身上。这时，我欲火大发，就用枪刺逼迫这个全身发抖的妇女脱光衣服，强奸了她。”林木良雄低下头接着说：“我们罪大恶极，我要跟自己的过去决裂，向中国妇女谢罪，重新做人。”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兵同时从证人席上艰难地站了起来，鞠躬谢罪。
在法庭听证期间，国际上一些知名专家、学者也就日本的罪恶和有关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证。
在法庭厅廊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上面密密麻麻表示着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的分布情况，日军曾在中国22个省份设立了数百个慰安所，仅滇西就有20多个日军慰安所。
法庭内的听证审理工作每天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法庭外面的各种组织力量也在积极活动着。
12月8日，法庭开庭的第一天，就有一帮自称是“日本爱国党”的右翼分子，开来一辆汽车，打着“从军慰安妇不是强制的”的横标，手举各种反华标语牌，用高音喇叭呼喊着各种反华口号，来到法庭门前捣乱......在整个开庭期间，每天都日本右翼分子来法庭附近扰乱。
正义力量自然也不甘示弱。9日中午，一队大学生打着用英、日、韩几种文字书写的巨幅横布标，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来到法庭外面进行声援。
有趣的是宗教徒门也来到场外，敲着鼓乐，诵着经文，祈求和平，诅咒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