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新闻说，以后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侦办案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都要实施全程录音录像了。可能这是因为社会上对刑讯逼供反映强烈，有关部门所做的一个回应吧。

    其实，在保障法律程序的公正性方面，单方实施的技术措施永远是次要的，只有全面的能够相互制约的完善制度，才能根本性解决问题。

    想当年，最高检最先推出了这一措施，要求各级反贪局、渎侦局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全程录音录像。但实践中，大多录音录像只是限于快结案时，在侦查人员导演下进行一次录像“总结”，把原来讯问过多遍的事情再重复一遍。我本人代理了很多职务犯罪案件，没见过那个检察院是真正全程录像的。往往是讯问嫌疑人几十次，次次都有笔录，但有录音录像的也就几次。

    什么叫全程？这个概念本身就无法厘清。把嫌疑人先吊上几天，杀杀性子再讯问，这肯定是不在录像范围之内的。把嫌疑人先打服了，乖乖地配合录像，也是反映不出来的。还有不少案件中，办案人员要先对嫌疑人做“思想工作”，诸如“你说了很快就可以回家”、“你不要连累自己的妻儿也进来”之类，效果比暴力相逼更好。这不是刑讯逼供，是诱供。录音录像也反映不出来。

    要真正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只有从配套制度中寻找办法。我们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就不太重视嫌疑人的权利，一旦抓了哪个人，好像那个人就是坏蛋，黎民百姓都跟着骂，办案人员就更不用说了，用有色眼镜看人，不招罪就过不了关。所以，为了破案，往往是打伤了人打死了人，领导也能体谅，处罚的较轻。这个人权观念问题和处罚必须加重问题，需要在制度层面解决。

    更重要的制度则包括以下：修改有关法律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至少的至少，应真正落实律师会见权，保障律师能在第一时间顺利会见；对拖延、拒绝律师会见的，该时间段内讯问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对刑讯逼供实行举证倒置，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证明——但不能是侦查机关自己或办案人员自己证明，需要用其他证人证言、物证等；庭审时主要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不能只念笔录不见人影；被告人当庭供述与侦查阶段供述具有同等效力，须结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不能单纯以侦查阶段供述否定当庭供述。其他的，还包括应该尽早把看守所与公安机关分离，防止自押自侦，等等。

    这些制度，大多都是法律中已有具体规定的，如果真正落实了，就可以动摇口供的“证据之王”地位，就可以基本杜绝刑讯逼供。从经济上算账，也比在那么大范围内全程录像更省钱、更省力。旧的制度没落实，不断制定出新的制度，浪费了钱不说，还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