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论二则


                               身教为何重于言教?

                                                    

从小学到大学,亲历的语文老师有几十位。有哪几位老师的哪些方面,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美好的记忆,并在漫漫岁月中影响着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生活呢?仔细想来,却似乎不是这些老师所讲的某一堂课、所说的某一句话、所授的某一种知识等等;而是他们独有的思想个性、人生方式、治学经验、人格人品乃至传说的故事、轶闻……

于是想到那句耳熟能详却无可靠出处的古话:身教重于言教。

每个教师、不管从事的是哪一科,都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但语文教师的特殊之处是,他不仅要把语文课的基础知识准确而全面地教授给学生,同时要用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把其中的人文精神传达给学生。把言教融入身教,用身教引领学生。语文教师天生难当,它在思想、道德、人品等方面,比其它学科的教师有更高的要求。语文教师要首先学着做君子,然后才可能教好书。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既重视言教更注重身教。他因材施教,把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精心传授给他的弟子,并对为人师表的君子定出了极高的标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仁者,其言也訒”,“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正其衣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所有这些,都是在鞭策自己和教导学生,要努力成为一个有道德、诚信、气节、人格的人。孔子身教重于言教的为师之道,成就了从古到今的无数杰出教育者,但今天却被相当多的人民教师淡忘了、背离了。

如今,教育界的乱相令人触目惊心,师道尊严早已风流云散,师生关系“剑拔弩张”,教与学间散发着铜臭味。其中社会的、文化的根源自然错综复杂,但一个主要的症结是,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普遍忽视了对自身人格的塑造、道德的约束和学问的追求,把自己降格为一个“教书匠”、“普通人”。一个语文教师,既不去夯实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也不去了解当下的文学态势,只是急功近利地借助教辅、网络,玩弄一些花拳绣腿式的“新观念”“新方法”,怎么能教化和引导学生的学习?一个语文教师,课堂上要留一手,把关键内容放在晚上自办的“辅导班”讲授,美其名曰“提高班”,去赚取大把的“昧心钱”,这种“奸商”式的教师又怎能让学生听从你、尊重你?我们的语文教学,败在弱化了教师的身教示范,败在放松了教师的自身修养。

我常常怀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语文老师们,他们也许学历不高、思想守成、也不懂新方法,但他们纯朴、好学、正直,以仁爱之心待学生、师生有如父子、兄弟。许多年来,每逢节日长假,总要摆脱琐事,回到他们身边,呆上一会,看着他们渐老的形象、慈祥的面容,听着他们暖心的话语、爽朗的笑声,在无形的身教中,你就会觉得心灵得到了净化,人生也变得充实……

 

 

 

 

 

“外行”管理“内行”的“软肋”

 

科技、文化、学术等领域的怪现象,频频浮现,令人深思。诺贝尔奖一年一度,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家群体,而无一人折桂;尽管吃不上葡萄可以说是酸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科技创新距离还远。已经和还在进行的“高校评估”,其实是助长了“弄虚作假”之风,对教学与科研并无实质上的推进,但依然在“认认真真走过场”。教授专家的“抄袭”“剽窃”事件一次次曝光,屡屡受到惩处,但邪风不仅未见煞住,反而愈刮愈甚,这些教授专家喊冤说:被逼无奈呀!不抄不剽怎能完成任务?饭碗也保不住啊……  这些现象背后,自然有诸多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但更与从上而下的科技文化部门的当权者有关。这些部门大都由行政领导“当家”,在专业上是“外行”,他们擅长的就是抓“工程”、订规划、下任务。工作也许搞得轰轰烈烈,井然有序,但往往劳而无功,苦了那些心系事业的“内行”们……

是由“外行”管理“内行”、还是由“内行”管理“内行”?历来争论不休,也有过多次反复,但基本实行的是外行管理或者说领导内行的模式。这已成为一种中国式的体制设置。但由于各个行业自身性质和特点的不同,其内部机制也有所区别。譬如高等院校,上世纪80年代曾实行过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术造诣深厚的内行。但到90年代之后变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责任制,外行的书记成为“一把手”。譬如科研院所,党务、业务合二为一,党组书记、院所长“一肩挑”,当权者可能是内行,但大多是外行。譬如文联作协,党务、业务“双轨制”,书记由上级委派,一般是外行,主席由民主选举,自然是有成就的内行,但协会的工作由党组书记主持……  不管机制如何变幻,外行领导内行的原则是不变的。内行领导内行的失误我们见过,比如内行一旦成为领导,就容易在学术上惟我独尊,压抑不同学派和观点;比如内行往往缺乏管理协调能力,把一盘棋下得没有章法。因此从反面证实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必要性。而外行领导在把握全局、兼顾百家、协调关系方面确有优长之处。再且说,外行与内行也不是绝对的,外行领导通过学习进修也可以成为熟悉专业、管理有方的内行领导。

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掩盖“外行”领导“内行”的深层矛盾和潜在的“软肋”。首先是外行领导惯用行政思维和行政方法来统领工作,而复杂的专业和学术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这就很容易造成行政强迫、压抑、削弱专业的状况。其次是外行领导很难真懂内行们的工作、追求以及他们的个性、心理,外行领导辛辛苦苦的工作也许恰恰挫伤了内行们的事业积极性和创造性。这里根本的症结是,外行领导谋求的是任内工作的成效、影响乃至“政绩”,而内行执着的是事业的建树、创新和发展。如果是真正的内行领导,则更有利于事业的推进和专业人员才能的施展。

“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管理机制,内行进入机制也要服从它的“游戏规则”。于是我们看到:科技文化单位行政化、衙门化的倾向逐渐严重,人与人之间要以职务相称,召开学术研讨会要“英雄排座次”,学校、协会、科研机构越来越像是“官场”了。日常的科研工作、学术活动,演变成了社会行为、“政绩工程”,要请领导人参加,要做全方位宣传。表彰奖励的举措多如牛毛,专业人员深陷在名缰利锁的竞争中,对学术事业的长远追求已置之脑后。学科和学术建设上的“大跃进”高烧不退,专业人员如牛负重,深知生产的是泡沫、废品,但却无可奈何……  行政思维和管理方法,使中国的科技文化建设,像一辆超重的老式汽车,以失控速度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用现行的话说,就是背离了科学发展观。

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要克服当前“外行”管理“内行”的局限和弊端,对策大约有两条。一是要把那些真正知识化、专业化的领导干部放到事业单位的“岗位”上,绝不能把事业单位当作安排干部的“空席”,外行干部也要通过学习进修等方式尽快成为“内行”。二是从内行中选拔、培养更多的领导人才,凝聚学术骨干,逐渐形成教授治校、专家自治的文化气候,庶几中国的科技、文化、学术才有振兴、昌盛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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