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二年》中记载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韩宣子作为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在鲁国，韩宣子受到了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看完《易象》与《鲁春秋》以后，大吃一惊：我终于明白了周公之德以及周能有天下的原因了。
那么，《易象》与《鲁春秋》中到底记载了什么，能让韩宣子大吃一惊？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是这样解释的：
大史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氏犹家也，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见《易象》，《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故言“《鲁春秋》”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故云“周礼尽在鲁矣”。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吾乃于今日始知周公之德，以周公制《春秋》之法故也；与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以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如此看来，《易象》本来就是周王室的东西，并不专于鲁国，所以不能称之为“鲁易象”。但其《春秋》却是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所以可以称之为“《鲁春秋》”。这里传达了两个信息给我们：一、韩宣子之所以看到了“周公之德”，是因为他在《鲁春秋》中看到了“周公之法”；二、周之所以能有天下，是因为文王的“盛德”，作出了《易象》。可见，我们平常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大概是说：羑为殷地，文王被囚于羑，自然会了解到殷人的占卜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易纬·乾凿度》所说的“演德者文”了。如此看来，文王演《周易》，并不是沿袭殷人的做法通过卦象的形式来占卜，而是“演德”，并将其看作为“天地之大经”的治国之宝。如果真是这样，自然藏之秘府而不传了。
照上面的思路，世间所说的《周易》，此乎存在两个版本：一个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易经》，另外一个则是密而不传的《易象》。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仅仅是《易经》，而《易象》好像已经流失了，重见天日。如果《左传》中“文王以圣德，能作《易象》故也”这个理由能够成立，而且《易经》和《易象》不是一个版本，那么，著作权应该归于周文王的，应该是《易象》，而不是《易经》。如果真是这样，《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又是谁推演的呢？
《左传》中所记载的《易象》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易经》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桩公案。自古至今，很多学者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这里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将伏羲的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的到底是不是文王。对此，历史上有很多相互冲突的传说和推测，以至于无法得出定论。
有人认为，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的就是周文王，支撑的史料是《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太史公在《史记》中有两处记载：第一处是在《报任安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第二处是《周本纪》： “西伯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顺承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了怀疑。早在司马迁之前，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要略》就说：“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这说明，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卦的其实是伏羲本人，而不是文王。后来，东汉的郑玄又提出了神农氏重卦的观点，东晋的孙盛提出了夏禹重卦的观点。这些人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相信：夏之《连山》、殷之《归藏》都已经是六十四卦的形式了。因此，这个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卦的人，应该在夏、商、周三代之前，至少不能晚于三代，但肯定不是周文王。
如此说来，周文王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确实是值得怀疑的。而我们看《史记》中的两处记载，太史公在前面都用了一个“盖”字，表明他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正如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所说的：“太史公言‘盖’者，乃疑辞也。”很可能的结果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仅仅是原来有的传说，司马迁不知其详，做了一个“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错误猜测。而班固坐实了此说，可能更是以讹传讹，错上加错了。而且，《汉书·艺文志》说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里，所谓上、下篇即是上、下经，亦即《易经》的卦、爻辞部分。但《易经》爻辞里记载的某些事情是发生在文王之后的，根本解释不通。于是，后来的马融、陆绩等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认为文王只写成卦辞，而爻辞部分是周公完成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推测，我们只能保持者高度的怀疑精神，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如果今天我们看到的《易经》并非周文王所作，那么，“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传说又如何解释？如果《易经》真的是文王所作，那么，夏之《连山》、殷之《归藏》中已经出现六十四卦的现象如何解释？《易经》爻辞里记载的某些事情是发生在文王之后又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很容易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还存在另外一个版本的《周易》，就是《易象》。今天我们见到的《易经》是继夏之《连山》、殷之《归藏》之后的六十四卦形式，卦辞和爻辞的内容仍然是用来占卜的，与周文王无关。而著作权归于周文王的应该是《易象》，周文王正是在殷人的占卜之术中发现了“德”，才找到了推翻商朝的法宝的。因此，《易象》作为周朝的治国之宝，一直藏于秘府之中，旁人不得而知。《史记》中记载，周文王在西岐“阴修道德”，才不断壮大，推翻商朝的。而“德”即是“得”，“德”不仅是一种品质和个人修养，而且还是“君人南面之术”。有“德”才有“得”，无“德”即无“得”。否则的话，“修德”何必偷偷摸摸（“阴”）呢？由此可见，《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君人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周礼尽在鲁矣!”可惜的是，鲁国存的这个副本也失传了。至于为什么失传，很可能是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各国的史书都烧掉了，其中就包括这本仅存的《易象》副本。而幸运的是，《易经》作为占卜的书，幸免遇难。
那么，《易象》一书是否在今天全部遗佚了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易象》的文本确实失传了，从《左传》得记载以后，后人已经无法知晓。但是，微言大义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失传。秦始皇虽然把各国的史书都烧了，但为什么没有烧掉文明的传承？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的文明何文化已经隐藏在了各种书籍和器物中。医书中有，占卜的书中也有，一旦碰见象文王和周公这样的火眼金睛，这些东西就会别开生面，虎虎生风。而且，我们所说的《易经》和《易象》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它们总归都是从殷的占卜之术中来的，只不过是文王对其作了另类的发挥罢了。有学者推测，《易象》的内容可能与今本《周易》的“大象”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杜预就这么认为：“《易象》，上、下经之象辞。”也就是说，《易象》指的就是《易经》中上、下经的象辞部分，即大象。
现代的饶宗颐先生也持这种观点。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周易》六十四卦象辞(大象)中直接提到“德”字的有十四卦，如《坤》象云：“以厚德载物。”《蒙》象云：“以果行育德。”《小畜》象云：“以懿文德”。《否》象云：“以俭德避难。”《豫》象云：“以作乐崇德。”《蛊》象云：“以振民育德。”《大畜》象云：“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坎》象云：“以常德行习教事。”《晋》象云：“以自昭明德。”《蹇》象云：“以反身修德。”《夬》象云：“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升》象云：“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渐》象云：“以居贤德善俗。”《节》象云：“以制数度议德行。” 至于其他数十卦如《乾》象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屯》象云：“君子以经纶。”《讼》象云：“君子以作事谋始。”《师》象云：“君子以容民畜众。”等等，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德”字，但也无疑在教导“君子”应具备某种德行。
如此看来，《周易》大象既讲《易》象的，也在于“演德”。如果《周易》真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易象》，很可能和《周易》大象很相近。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易象》主要在于“演德”。不仅内容上，形式上也是如此。据姜光辉先生考究，今本《周易》大象部分不似《尚书·周书》那样佶屈聱牙，而较通俗易懂，这可能由孔子及其后学在《易象》的传述过程中加以修饰和润色过。今本《周易》大象的结构由卦画、卦象、卦名、卦义所构成，本身即是一完整意义的‘周易’。只是用于‘演德’，不用于筮占而已。”
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易象》作为《周易》的另一个版本是存在的，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与《易经》中的“大象”部分很相似，更为确切地说，大象部分是《易象》的浓缩版。
节选自拙著《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