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3月15日以美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被摩根大通以超低价收购开始，就拉开了次贷危机宣判金融业死刑的序幕。随后发生了9月7日“两房”公司被接管，9月14日百年老店雷曼兄弟公司轰然破产，15日美林银行被贱卖给美国银行，16日AIG公司被接管等等。如果说这些金融巨头的凄惨困境是一本名著的序章，那么伴随而来的全球危机风暴则是这本名著的正文。按理说美国的次贷危机只是一国的信贷危机不至于使全球经济和金融行业受到如此巨大的创伤，隐藏在这背后的根源实在令人深思。
首先简单的阐述下全美次贷危机的发生机制：源头在于投资银行为图高额利润，将开发出来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卖给了许多无法还债的人（所谓的信用评级为次级的人群），尤其是次贷房贷。由于美国监管部门对于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的监管严重滞后，所以对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十分宽松，并且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其中巨大的风险也隐藏在人们的视野中。以房地产为首的许多资产都存在极大的泡沫。突然发生大量房贷坏账时，房地产的泡沫就破裂了，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大量投资者抛售涉及房贷的证券（由于美国发达的金融业，银行在签订房贷业务的同时，投行将其资产证券化打包给证券市场，以期分散风险），又导致股市价格重挫，信用萎缩，现金流不足；传导造成投资银行,房贷机构等金融机构运营困难；造成了金融恐慌，投资者的信心大减，又通过上述传导机制反复恶性循环。从宏观上看，资产价格大跌，给居民带来的财富效应将消失，居民的负债状况恶化，会减少支出，需求的减少必然造成美国经济的衰退。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蔓延至全球，国际证券市场纷纷重挫，都出现流动性不足，金融恐慌的现象；各国央行纷纷站出来救市，动用存款准备金注资市场，缓解流动性不足，然而效果并不明显，股市依旧大跌，经济衰退的寒冬横扫全球。为什么一国的信用危机会蔓延全球并影响如此深刻，如果简单的用经济全球化来解释实在很难服众。我认为就其根源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与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充当了扩音器的作用，无比放大了次贷危机的影响力。
要探究上述两者之间的矛盾就需要先了解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和变迁：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对世界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最初规定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美元就被等同于黄金，美国对外提供现金流。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的经常性项目一直是顺差，资本项目是逆差。因为二战后美国是唯一本土未遭战争洗礼的国家，一方面世界需要它的产品，一方面世界又需要它的资金支持，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时期，美国通过资本项目向世界输出美元，又通过世界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从经常性项目上收回美元。而此时世界的发展潮流就是战后重建，美元兑黄金的国际货币体系起到了积极的效果，美元在美国国际贸易的良性循环和美国黄金储备数量的限制下，基本保持实体经济和流动性之间的基本均衡，只有极少量的美元沉淀为他国的外汇储备。70年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了空前危机。一方面流往国外的美元有很大的部分已经变成他国的外汇储备，只要美元疲软，其他国家就会抛掉美元兑换黄金来储备。另一方面，美国的国际贸易出现了逆转，由于陷入越战泥潭，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经常性项目出现逆差，资本项目变成顺差，造成美元贬值，其他国家纷纷兑换黄金，抛售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减少，难以维系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体系，出现了一次货币危机。这场危机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的失信——拒绝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世界各国都蒙受损失而收场。国际货币体系变成了美元本位延续至今。
当今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2大隐患在最近集体爆发，造成了这次的全球金融海啸。
（1）美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在70年代发生的逆转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经常性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表示美国在向世界提供美元货币的同时也提供商品，实体经济有很大需求，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蓬勃发展就是例证。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依托保证了美元的稳定；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的经常性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即美国进口国外商品输出美元，各国的企业和货币当局又以持有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各类金融资产或存入美银行的方式流回美国。现在美国输出美元却不提供任何产品，而是提供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这只不过是用一种“纸”换另一种“纸”的游戏。实体经济因为经常项目的逆差而需求减少，纷纷外移的“去工业化”，其无法支撑货币的发行，金融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就越来越大，美元就被虚拟化了。本国的金融业兴盛无比，种类炫目的金融产品和开放出来的衍生产品被各国企业和政府购买，现在虚拟的资产价格大跌，很自然就波及各国，伤害甚深。
（2）美元本位的货币体系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矛盾不可调和。
70年代以后，世界发展出现了两大特征，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多极化。各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后重建发展，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西欧各国，东南亚和以中国、印度、巴西为首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多极崛起，他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连系下，与美国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不断激化。各国都建立了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稳定和促进本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提高自身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充分竞争，而美国利用其美元是国际货币的地位，滥发货币，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剥夺世界各国的经济成果，也转嫁本国的金融风险。对此各国就出现了两种应对策略：一种是高额持有美元储备并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许多其他的金融资产，借此加重与美博弈的砝码，以日本和中国为代表；另一种就是另起炉灶，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发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货币，以欧盟的欧元为代表。这次金融危机的蔓延，欧元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因在于过去几年中为了和美元争霸，欧元滥发，有数据表明欧元贬值率甚至超过了美元。从宏观上看，美元本位与世界格局的矛盾造成了世界经济大局的不稳定，不可预测，大量被各国操纵的巨额国际游资混乱了世界经济秩序。正是如此，在发生金融危机时，由于前景的不可预测，投资者都持观望态度不肯投资，各国刺激经济挽回投资者的“救市”措施才会收效甚微。从短期看，美元本位的格局不会改变，但是为了解决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个矛盾，改变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美元本位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应该退出世界舞台，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建立，这是时也，势也！
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已经保持30年的连续增长，堪称经济奇迹，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的增长，受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
（1）金融危机对出口的影响。
目前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影响非常显著。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速对于美国消费依赖仍然很大，如果美国消费需求降低，中国出口增速将明显减速。摩根斯坦利的斯蒂芬-罗奇估计，美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额就减少6%。另一观点认为影响有限，原因中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程度不断提高，向美国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弹性比较小其需求量不会因为美国经济的衰退而迅速减少。但我认为应该辩证的看这个问题，从微观上看美国家庭的收入下降对中国出口品的影响有两方面，1.收入效应，2.替代效应。就收入效应来说，家庭收入的下降必然减少了对中国出口品的需求；就替代效应而言，收入减少，必然减少高价高档产品的需求，转而增加对低档品的需求。所以对出口的影响应该看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结果。所以在再从宏观上看，美国经济衰退的迹象明显，家庭收入普遍减少，对中国出口的需求肯定减少；另外美国的人群财富图并非“橄榄型”，而是“哑铃型”，所以收入效应远远大于替代效应，中国出口必将减少。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过度依赖出口拉动GDP增长的模式，寻求多元化的发展方式。
（2）金融危机对投资的影响。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时候，中国还保持着7%以上的增长就注定了这片热土就是国际游资重点渗透的地方。在美国欧盟困境重重的时候，投资中国是最佳的保值增值的最佳场所。这无疑会继续加重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局面。万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投资者的预期，就会出现大量的撤资，会造成中国经济的崩盘。所以货币当局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堵住外资渗透进来的渠道，同时放缓资本全面开放的步伐，先以强化金融市场的秩序，提高国内金融市场整体抗风险能力为重。
（3）金融危机对国内消费的影响。
由于中国居民对外投资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国内家庭的收入直接受国外危机的影响很小，但是受国际经济低迷的影响，国内股市价格的暴跌间接的使许多家庭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之前段经济高涨时期房地产的疯涨使无数的中国家庭欠下至少20年周期的按揭房债，国内家庭收入的减少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出口受阻，指望广大家庭增加支出，扩大内需的政策很难实现。这需要中央政府加大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增加广大家庭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力度，尤其是提高九亿农民的家庭收入；同时也要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使地方政府多受益于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用扩大政府的购买等积极的财政政策，达到增加内需的政策目的。
（4）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总的来说，危机之深、范围之大加大了宏观政策实施的难度，以“三元悖论”为依据，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1.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汇率的稳定性。3.资本的完全流动。这三种目标只能实现二个，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中国长期坚持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度，代价就是资本流动的完全管制。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其他经济体的全球化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加入WTO（国际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采取了有条件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期放宽资本流动的准入，加快自身的发展。但是政策效果并不好，使得大量游资渗透国内投机，人民币汇率又快速被动的升值，共同造成了国内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存在泡沫的现状。面对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应该加大外资入境的审查力度，并坚持缓慢升值人民币的政策不动摇。财政政策方面应该吸取美元过度虚拟化的教训，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实体经济的增长为人民币提供坚实的支撑，再辅以温和的货币政策，共同维护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最小程度的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古谚云：“乱世出英雄”，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同样面临着许多的机遇，要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人民币区域化。
中国经济体的不断强势必然造就人民币的不断强势，人民币的贸易信用度和国际认知度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金融危机使得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动摇，美元的影响力必然下降。这是人民币走出国际化的第一步的大好良机，我坚决支持人民币在局部范围内实现自由兑换和自由买卖，成为局部范围内经济本位货币，范围可以确定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东盟十国经济体加上日本，韩国等区域。同时积极与其他经济体进行磋商，促成世界多元化货币结构体系的局面。
（2）积极改变自身的经济产业结构。
出口受阻是坏事也是好事，正是我们改变产业结构，改革产能结构的好时机。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加速企业节能减排设施的建设，在行业景气程度下降的时候，关停一批低产高耗能的企业，更新产业结构，等待下一周期经济高涨时的崛起。吸取美房市崩盘的教训，调整房地产价格，使价格理性回归到正常的范围内，挤掉经济泡沫等。中国要在全球经济进入周期性低谷的时候，完成自身的产业结构改革。以期在下一个经济高涨周期来临之时有着更加稳健、更加惊人的发展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