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得不可开交，连上网的时间都是极少。昨天晚上挤出点时间打开电脑，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稀罕事——说起来，这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病”，觉得隔几天如果我所生存的这个社会里不发生点稀罕事儿，就很不正常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才短短几天，“犀利哥”一点不亚于当年的芙蓉姐姐窜红网络，大有把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两会及两会上那些委员们“雷人”的热闹压下去的势头。可是，我实在没有更多时间去理清这个“犀利哥”了。因为一个更让我不可思议的事情吸引了我有限的精力。

　　    两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先生发言，谈到运动员获奖后应该首先感谢国家，然后再感谢父母，并由此大谈什么德育问题。而在网上看了一些文章，好像都说于副局长在两会上发言时“批评了刚刚在冬奥会上夺得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冠军的周洋”，原因是她在夺冠后表示“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所以引出了于副局长那个“先感谢国家后感谢父母”的言论及德育的高论。后来面对网络和媒体的“炮轰”，体育总局有人出面为于副局长辩解，说于副局长并没有点名批评周洋。

　　    事情大体就是这样。

　　    其实我对周洋怎样发表获奖感言并不在意，但如果她真的在获奖的第一时刻里，就想到了养育了自己支持自己走到今天的父母，我为这个孩子叫声好。为什么不用我多说了。我家的亲戚里也有一个孩子在“练体育”，如果她将来能像周洋一样，站在领奖台上，我最希望的就是她首先感谢她的父母——因为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她的父母为她付出的时间和金钱，不管风里雨里地陪她练习，找场地，找教练……这个中滋味，不只是用辛苦就可以表达的。

　　    至于于副局长到底在发言的时候是不是“点名”了，我觉得也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于副局长作为体育总局的高官，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中国体育和中国运动员的“命运”，他在两会这个公开场合的发言，是代表了某种“国家意志”的。尽管，用体育总局出面为于副局长辩解的高健主任的话说：“他指出，中国运动员是在举国体制之下培养出来的，取得成绩的时候，应该感谢祖国，感谢父母。”好吧，我暂且接受这个说法。可是，就这个辩解的说法，难道就那么“正确”吗？在于副局长的意识里还是潜意识里，他不是还是把“感谢祖国”放在了“感谢父母”之前吗？如果再加上后来于副局长对“德育”的高论，公众再笨，再愚，难道还揣摩不出一点点于副局长的“真实意图”吗？

　　    再退一步吧，我暂且接受于副局长“先感谢国家再感谢父母”的顺序。只是，在思考这个“感恩”的问题时，尤其是“出成绩的运动员”的感恩问题时，我却突然想起一个很久没人提起的人——邹春兰。这个当年的举重全国冠军，曾经总成绩打破过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却在因为服用大量雄性激素而发生肌肉衰退不得不退役后，不得不被生活所迫当起了搓澡工。当她在浴池管理中心为她和丈夫提供的一个5平米的房间里一次次看自己那些金牌时的心情，于副局长大概没有什么体会，而于副局长更不会想到，邹春兰这个曾经的冠军，在那样的时候，心里会“感谢”谁？于副局长还不会想的是，正是这个“举国体制”，这个“举国体制”里那种对体育成绩变态的追求，把邹春兰们的美好人生给毁了。而当她退役了，连在体制内谋个生存机会的工作都不能提供给她，就这样残酷地把初中没有毕业的她推进了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为了这个“成绩”，她不得不放弃文化课的学习，不得不吃教练给的“补药”——而正是这些“补药”，让一个女孩子失去了做女人做母亲的可能。这些，邹春兰们该“感谢”谁呢？而当“体制”不能容她生存下去的时候，还是她的老母亲为她“收拾出了一间干干净净的房子”啊……

　　    想到这里，我再不愿意想下去了。再想，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我的那个亲戚家的孩子，将来如果想“出成绩”，会付出什么代价呢？